关于悬赏广告问题，我在《"王海现象"的民法思考》一文 中曾经作过简要的分析，提出了初步的看法。最近，新闻媒体对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王云辉诉董仁帅悬赏广告纠纷案件进行炒作，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引起讨论。借此，应当在理论上对悬赏广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
一、有关悬赏广告的典型案例
王云辉诉董仁帅悬赏广告纠纷案的案情是，1996年9月21日晚，莱阳市伊达实业公司经理王云辉下班时不慎将自己的皮包遗失在某公司门口，内有手持电话机一部，现金7100元，还有信用卡、单据、身份证和240吨化工原料的原始化验单。为了找回遗失物，王云辉打印了约20份寻物启事，张贴于街头和遗失地点周围的建筑物上，并在广播电台播出，均明确表示："如有拾到包者，愿酬谢人民币1万元;有提供线索者，愿酬谢人民币3000元。"董仁帅拾得该皮包，称其另有人拾得皮包，自己是提供线索者，要王云辉支付1.3万元。王云辉只同意给1万元。双方多次协商未成。王云辉报警，公安机关传唤董仁帅，并将董拾得的皮包等物扣押，并以敲诈勒索为由对董予以行政处罚。1996年12月19日，董仁帅向莱阳市法院起诉，请求伊达实业公司履行付酬义务。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发出寻物启事，明示了对捡到者的酬金数额，属内容合法的悬赏广告，应当履行;原告捡到包后又得知寻物启事的内容，即与被告联系并核对实物，是该广告的相对人，有权利享受酬金。双方就酬金数额的争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判决原告将拾得物归还被告，被告按约给付原告酬金1万元。王云辉不服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关于"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的规定，认为遗失物的拾得人负有将拾得物归还失主的法定义务，没有向遗失人请求报酬的权利，故判决：撤销莱阳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董仁帅要求王云辉给付1万元酬金的诉讼请求。
近几年来，悬赏广告纠纷案件并非仅此一例，另外相关的案例还有：
其一，原告于1996年3月5日丢失一个提包，内有现金10万元，各种票据等计款8万余元，发现后，立即在电视台和有线广播电台连续播发寻物启事，声称对拾到并归还者给付1.5万元报酬。10天后，被告在回家的路上拾到该提包，当即前往原告指定的地点，要求原告在接受提包的时候，必须兑现给付1.5万元的承诺。原告否认自己的承诺，只同意给付2000元;经有关部门调解，原告只同意提到1万元，故被告以原告不兑现承诺给付1.5万元为由，坚持不返还提包。原告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原告给付被告1.5万元，被告将拾得的提包返还原告。
其二，1996年1月，安徽汇通商厦与合肥市百货大楼等商家共同发起"坚决不卖假货"的倡议书，公开承诺"商品计量，少一罚十;商品质量，假一罚十;商品价格，暴一罚十"。消费者王志明到该商厦知假买假，在取得了购买的商品确系假货的证据后，向汇通商厦索赔，被拒绝，后向合肥市市中区法院起诉，要求汇通商厦给予货款价格十倍的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汇通商厦知假售假，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关于商品质量假一罚十的承诺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只能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原告、被告均不服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汇通商厦的销售行为合法，没有以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仅判决汇通商厦返还原告的购物款及利息。
在本文讨论的案例和前一个案例中，毫无疑问，其性质是悬赏广告。但是有关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结果是认其为悬赏广告性质;另一种结果却认为按照《民法通则》规定，拾得物应当交还遗失人，而且这种义务是法定义务，而法律没有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因而判决归还原物，不得依此索要酬金。这两种判决结果表明了司法实践对悬赏广告纠纷法律适用认识的分歧。但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作为通说，是承认悬赏广告的性质的。
至于"假一罚十""承诺"案件的性质，有的认为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范围，理由是，该法条关于增加一倍的赔偿，虽然没有明确讲是最低赔偿线，但按照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原意，本条属于授权性规范，应理解为最低不低于一倍的赔偿; 也有的认为"假一罚十"的"承诺"是一种悬赏广告，它另有希望公众予以监督、予以捉假之意，当消费者购买了假商品，即意味着实现了悬赏广告中所提出的条件，也即对对方发出的要约予以承诺，则悬赏者应按"承诺"兑现。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悬赏广告纠纷案件，在民商法的理论和实务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立法还没有对悬赏广告作出明确的规定以前，对悬赏广告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应否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以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的不同看法
(一)应否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均予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对悬赏广告没有作出规定，但是，《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行为的，在打假中，就有"打一奖一"的悬赏广告，应征人打假100万元，就奖励100万元。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悬赏广告的存在价值和具体适用，绝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刊登了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认为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实际上是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而某人一旦完成了悬赏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则是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受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因而判决支持行为人给付悬赏广告约定给付的酬金的请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审判案例选》中，今年来也发表了数起悬赏广告的案例，法院均判决支持行为人的诉讼请求。本文讨论的案例，一审法院的判决所持的理由，与这些判决所持的理由是基本相同的，均认悬赏广告是合同性质，在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均受悬赏广告的内容约束。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可取的。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否认悬赏广告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诚然，《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是有法律效力的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有义务将拾得物交还失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失主在遗失财产的时候，作出了给拾得人以报酬的悬赏广告，对于这样的要约，广告人应当受其约束;这种约束，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并不矛盾，拾得人有向失主归还遗失物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得到悬赏广告标明的报酬的权利;广告人享有得到遗失物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支付自己所作出承诺的报酬的义务。在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决不能只强调法律的规定而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这一判决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将《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认为行为人索要报酬的行为不仅于法无据，而且直接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90条第2款的观点，是追求不正当利益。这种看法违背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不可取的。
二是，《民法通则》在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的民事责任中，亦有不尽完善、不尽合理之处。在我国古代立法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中，对拾得遗失物等财产的责任，多作给予奖赏的规定，即拾得遗失物等财产，在将原物归还失主的时候，失主应当给予拾得人以适当的奖金或者报酬;如果无失主认领，则将遗失物一半充公，一半充赏。这样的做法，对拾得人不将拾得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是一种鼓励，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表面看起来是提倡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实际上的社会效果并不如其所料，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意义，那就是将拾得物交还失主拾得人得不到任何利益，倒不如占为己有。
依上述理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判决将《民法通则》的规定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无论怎样，都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就是"假一罚十"的承诺的案件中，也应当维护商家承诺的严肃性和正常的交易秩序，不得随意否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法院判决轻易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其消极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流转的正常秩序。相反，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对拾金不昧的行为予以积极的鼓励，有利于鼓励公民和法人遵守社会主义公共道德，遵守诚实守信的民法原则，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因而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二)如何认识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在法律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怎样确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契约，即合同性质。悬赏广告是广告人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对象所发出的要约，只要某人完成指定的行为即构成承诺，双方成立合同。完成广告行为的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负有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支付报酬的义务。这种主张是多数学者的意见，在实务上，大多数人采纳这样的主张。
第二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单独行为或者叫做单方法律行为，而不是合同。这种主张认为，悬赏广告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广告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单方面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而不需要完成行为的人作出有效的承诺。其理由是：第一，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作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约束;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的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同时广告人应受广告的约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不得随意撤回。第二，可以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第三，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可以极大地减轻行为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第四，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的主张，可以避免行为人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避免行为人在对方不履行给付报酬的时候，拒绝完成广告指定的行为的成果的弊端。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专门认定为合同性质，或者专门认定为单独法律行为，均有不足。将符合合同调整的悬赏广告作为合同对待，将不符合合同特征的悬赏广告作为单独法律行为对待，就更能够处理好悬赏广告的各种纠纷。日本学者认为，民法上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合同的章节中，但另外还承认作为单独行为的悬赏广告，且这样的情况更多些。
以上各种主张的视点和角度各有不同，在实行中，亦各有解决各自矛盾的办法。按照我的看法，首先，对同一种悬赏广告的行为采用两种不同的性质来认定这种折衷的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是很繁琐的，且不实用。其次，将悬赏广告认定为单方法律行为，虽然可以避免将其认定为合同性质所存在的麻烦问题，但是，在立法体例上和民法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均有一定的困难，这就是，在立法上，不把悬赏广告置于债编，就要置于另外一个位置上，而这样做，对于整个民法的结构有所破坏。同样，在构建民法学的理论体系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认定悬赏广告为合同性质，更有合理性。
(三)对契约说主张的进一步完善
我主张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仍采契约说的主张，认定悬赏广告的性质为合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于契约说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提出完善的办法。
第一，对于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行为人应否将其行为认定为承诺的问题，可以作出特别的规定，加以解决。例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对完成某行为，特别是对产生结果悬赏的人，有向完成此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者，亦同。"在这一规定中，"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者，亦同"的规定，显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这样，就避免了由于行为人在完成悬赏行为时不知悬赏广告内容而广告人拒绝给付报酬的问题。
第二，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行为，行为人缺少合同主体资格的问题。对此，可以对悬赏广告合同的的主体作出放宽条件的要求，不适用对于合同主体资格的一般要求，不要求悬赏广告的行为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且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就具有悬赏广告行为人的资格，因而，凡是完成悬赏行为的人，都具有悬赏广告应征人的资格，都享有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
2、行为人的权利
第一，悬赏报酬请求权。
行为人在完成了悬赏行为后，有权向广告人请求悬赏报酬。这种请求权的内容与广告人的给付悬赏报酬的义务相一致，不必赘述。应当说明的是，这种权利是实体权利，行为人可以直接向广告人行使，要求广告人按照悬赏广告确定的报酬数额给付;也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判决广告人承担履行悬赏报酬的责任。合作完成悬赏行为的，悬赏报酬请求权是连带债权，任何一个连带债权人都可以起诉，也可以共同起诉。数人完成悬赏行为的，最先完成悬赏行为的行为人享有悬赏报酬请求权;在没有查清数人孰为最先完成者，完成悬赏行为的人都可以起诉，各自负责举证，由法院判断谁为最先完成者。数人同时完成悬赏行为的，各行为人均享有按照份额取得悬赏报酬的请求权。
第二，广告人实施欺诈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广告人在悬赏广告通告以后恶意撤销，给行为人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请求权的产生，源于侵权行为，即广告人的恶意撤销须构成侵权行为，基于这种侵权行为，行为人作为该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的范围，应以财产的实际损失为限。请求权行使的时限，应受侵权行为的一般诉讼时效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