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切尔诺贝利）
如果核电站再度爆炸， 一切将会重演
文／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译／王甜甜
我不懂文学，我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我会告诉你事实，也只能告诉你事实。
最终，有人会不得不站出来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做出回应。这一天终将到来，到那时，他们就必须面对和回答这所有的一切，就像他们对待1937年一样。也许，我们还要再等50年，那时，所有人也许都已经老了，有的可能都已经死了。他们是罪犯！（这时，他突然变得安静起来。）我们需要把真相和事实留下来，我们的后人会需要它们。
那一天，4月26日，我正在莫斯科出差，正是在那里，我获悉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事故。
我立刻给当时还在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杨科夫打了一个电话，他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一次没人接，我又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接电话。我找到了他的助理，我和他很熟。
“我在莫斯科，给我转接斯柳杨科夫，我这儿有一些消息必须马上告诉他——紧急信息。”
我当时用的是一条政府专线，可是他们已经封锁了所有信息通道。只要你一开始谈论这次事故，电话就会立刻被掐断，很显然，他们在监听！我希望弄清楚是谁在听——某个机构。政府当中的小政府。哪怕那个接电话的人是党中央第一书记也不能例外。我呢？我是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的所长。我是一名教授、科学院的联系人。可是，就连我都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
最后，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终于和斯柳杨科夫取得了联系。我告诉他：”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据我的估算……“——那时，我已经和莫斯科的一些人进行了谈话，并且已经理清了一些头绪——”辐射云正在向我们，想白俄罗斯方向飘去。我们需要马上实施全民碘防护措施，并且疏散位于核电站附近的所有人员。核电站周围方圆100公里以内的地区都不应该再出现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接到了报告，”斯柳杨科夫说，“那里着火了，但是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已经沉不住气了：“他们在撒谎！他们说的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会告诉你，石墨一旦点燃就相当于每小时燃烧五吨燃料，你想想那里有多少石墨，会烧多久？”
我乘坐第一班火车赶回了明斯克。在火车上，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里。我测量了儿子甲状腺——那是当时最理想的测量部位——辐射强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80毫伦琴。他需要碘化钾。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剂量为2至3颗碘片，将它们溶于半杯水中，然后喝下，成年人的剂量则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应堆将会持续燃烧十天，在这十天里，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样剂量的碘片。可是，当时根本 没有人听我的话！没人会听科学家和医生的话。他们把科学家和医学全部都归入了政治领域。当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人们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已经开始工作，秘密进行调查。除此以外，所有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苏联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第二天，4月27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地区。我去了那儿的一些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以及纳洛夫里亚，这些地方距离核电站只有二三十公里远。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去这些地方时，我带上了所有的设备，这样，我就能测量背景辐射量。这些地区的背景辐射量为：布拉金，每小时30000毫伦琴；纳洛夫里亚，每小时28000毫伦琴。可是，那里的人们全都在外干活，耕地、犁地、除草，为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做准备。他们给鸡蛋染色，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说，辐射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我们唯一接到的一条来自上级的信息就是：收割情况如何？现在的进展如何？那里的人们像看疯子一样望着我。“教授，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
于是，我们回到了明斯克。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摆着露天的小摊，出售派、冰激凌、三明治和各种糕饼。而他们的头上就飘着一层厚厚的辐射云。
4月29日——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包括所有数据在内——早晨8点，我坐在斯柳杨科夫的接待区内。我想进去找他，想了各种办法。然而，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在那里一直坐到下午5点半。5点半，一位著名的诗人从斯柳杨科夫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和斯柳杨科夫同志谈论了一下白俄罗斯文学。”
我当场发作：”如果我们不立刻撤离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所有人，那么，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什么白俄罗斯文学，也不会再有人谈你的诗！如果我们不救他们的话，一切都将无法挽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最后，我终于见到斯柳杨科夫。我把我这几天来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们必须要救那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给那里打了电话——他们已经开始疏散核电站周围的群众。
“你的人（来自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什么要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到处跑，吓唬人？我已经咨询过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苏联辐射防护协会的主席。他说一切正常。现在，国家已经派了一个政府调查团前去核电站调查，就连检察人员都已经赶到了那里。我们还调动了军队，以及所有的军事装备，我们的军队已经赶到了事发地点。”
当时的我们已经摄入了成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以及不明剂量的钚（以铀和石墨作为核反应堆主原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会制造出相当于武器量级的钚，而这种放射性金属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之一）——总共450种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质的释放总量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谈论物理学，还有物理定律，可是他们探讨的却是敌人，以及如何寻找敌人。
迟早有一天，终会有人对此事做出回应。“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一名拖拉机专家。”我对斯柳杨科夫说——他曾经是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你不知道辐射能够造成什么后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学家，我知道后果会怎样。”然而，从他的观点出发，这又怎样呢？让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学家告诉中央委员会怎么做？不，他们不会这样做，不过，他们也并非犯罪。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无知和盲目地服从。运作机制教会了他们一个道理，而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生存原则：枪打出头鸟。所以，相对而言，让所有人都高高兴兴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杨科夫刚刚接到莫斯科方面的电话，获悉自己已经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升职已经近在咫尺！我敢打赌，他一定已经接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而那个致电话给他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在电话里，戈尔巴乔夫会说：你看，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不出现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时正在制造各种各样的谎言和声音。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能讨得上级的欢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国考察机会和别墅。如果当时我们任然生活在封闭的体系内，那我们的人民将会继续生活在核电站周边，他们一定会彻底掩盖这次事故！还记得吗——基特里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我们依然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里。
在当时进行的民防课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来自核事故或核攻击的威胁，你应该立刻对全民实施碘预防措施。这里所提到的还只是”威胁“。现在，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他们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此一来，既无须公告，又不会引起恐慌。他们可以把碘加入饮用水中或蓄水池里，又或是直接通过牛奶加工厂将碘加入牛奶中。这个城市里储存有700千克的浓缩碘，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公文包就放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为什么要带着它？因为他们阻止我去见那些重要人物，他们已经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要随身携带放射量测定器，然后把它放在秘书们的甲状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里的私人司机的身上。当他们看到那上面的读数时，他们会感到害怕，有时候这能对我起到一些帮助作用，他们会放我通行。随后，人们就对我说：“教授，你为什么要带着它到处吓人？你认为全白俄罗斯就你一个人为人民的性命而担忧吗？而且，不管怎样，人总是要死的，吸烟、交通事故或自杀都能夺去他们的性命。”他们还嘲笑乌克兰人，嘲笑他们跪在克里姆林宫，恳请上级划拨更多的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仪器（那里的设备不够用）。与此同时，我们的书记——斯柳杨科夫同志，用了15分钟的时间来陈述形势：“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们自己完全能都处理。”然后，他们对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们！”许多人就因为这一句赞扬而丧生，但是这又有谁知道呢？
我获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当时都已经开始服用碘片。当我研究所的同事给他们的甲状腺做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甲状腺十分干净，丝毫没受到污染。假如他们没有服用碘片，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当这些人进入那些受污染的地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罩，并且穿上特殊的防护袍——当地人缺乏的正是这些装备。此外，他们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个牧场，那里生产的奶制品专供他们自己使用，而这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每头奶牛都有编号，并且有专人负责看管。他们还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温室，以及特殊的看护。最令人感到恶心的是，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对此做出说明或回应。
很快，他们就拒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于是，我开始用铺天盖地的信件对他们进行轰炸。清一色的官方报告。我把地图和数据发送到了指挥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报告都包含四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有250页文稿，那里记录的全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印了两份，以防万一——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另一份放在我的家里。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来。我为什么要留副本？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现在，每次离开办公室，我都会把门和抽屉都锁好，然而当我出差回来后，抽屉里的那些文件夹就会不翼而飞。但是，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萨克人，我继承了哥萨克人的性格。我不停的写，不停地说。你需要拯救人民！他们需要被迅速撤离或疏散！我们不断地去那里出差。我们研究所率先制作出了一张表明受污染地区的地图。整个南部都被标记成了红色。
这些都已经成了历史——一起犯罪的历史。
他们没收了研究所里所有的放射量测定仪器。对此，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直接没收了所有的仪器。我开始接到各种威胁恐吓电话，这些电话都打到了家里：“不要再吓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下场会很糟糕。你想知道会有多糟糕吗？你会知道的。”有一股势力开始向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施压、恐吓。
我给莫斯科写信。
在那之后，我接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普拉托诺夫打来的电话：“总有一天，白俄罗斯人民会记住你的名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应该给莫斯科写信。这样做非常不好。他们现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职务。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在和谁作对吗？”
我有地图和数据。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进疯人院，他们真的曾经这样威胁过我。而且，他们还可以确保我会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们也曾这样警告过我，或者，他们可以因为研究所的库房里少了一盒钉子而将我送入监狱。
最后，他们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们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的心脏病发作。（他陷入了沉默。）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了。它们全在这个文件夹里。这里面的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
我们给村子里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们一一做检查。从他们身上，我们检测出1500、2000、3000毫伦琴的辐射量。有的甚至还超过了3000毫伦琴。那些女孩——他们长大后不能生孩子。他们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田地里，拖拉机正在耕作。我问和我们随行的工作者：“拖拉机的司机有没有防护措施，至少他应该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们没有那些东西。“
”什么，他们没有分到这些防护装置吗？”
“噢，我们有很多。我们手头的防护装置足够我们用到2000年。我们只是没有分发下去而已，不然，人们一定会感到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他们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这儿。”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教授，对你而言，这一切说起来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业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可我呢，我能去哪儿？”
多么可怕的能量啊！一个人能够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能量其实无限强大。这已经不再是陷阱或谎言，这是一场对抗无辜的战争。
一切就像我们驾车沿着普里皮亚季河前进时看到的情景，人们支起了帐篷，他们举家外出野营。他们正在游泳、晒太阳。现在，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几星期，而他们依然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在核云层笼罩下游泳和晒太阳，每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走过去，向他们的家长解释这一切。可是，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广播和电视里什么都没说？”他们什么也没说。不过，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读出他的内心想法：我应不应该把这个情况上报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头脑中哪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会汇报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这一次，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真相？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如果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一切将会再度重演。我们还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我们还是斯大林的人民。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内斯特伦科
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长
——选自斯维特兰娜《切尔诺贝利之声》；作者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