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工事水平决定防守水平，对比抗战初期和朝鲜战争就知道重要性了谢邀，著名的“红色间谍”郭汝瑰，在淞沪会战后，给陈诚写了份总结报告（郭汝瑰是陈诚的“土木十三太保”之一），其中着重猛批的就是国军的修工事水平。陈诚看了后大为赞赏，并向老蒋推荐，这也成了郭汝瑰平步青云，直接进入国军核心决策层的原因之一。
一是火力点设置不合理。当时国军主要支援武器是重机枪，一些杂牌军一个团就两三挺重机枪，修筑防御工事时，总喜欢将重机枪设置在一线阵地的高处，用来控制更大战场范围。但这样也让重机枪阵地非常明显，而日军又装备大量92步兵炮和掷弹筒，一交火就被迅速点掉。
二是不设加固的前线指挥所。国军的师级团级指挥所都设置在远离阵地后方的民房内，一线只有一些营连级军事主观，没有加固型前线指挥所。一旦防线被突破，前线各连队难以在第一时间组织调度起有效反击，从而引发整条防线崩溃。
三是不重视临时工事建设。经常战壕一挖，沙袋一叠就完事了。战壕很少有用圆木进行加固，92步兵炮都一轰就烂；防线缺乏纵深，负责后备防线守卫还常隶属于不同的建制的部队；一线工事配套设施准备很差，例举了大部分战壕都没有准备排水设施，十月份秋雨绵绵，士兵们要在寒冷的水坑中作战。
可以说修工事水平太烂是国军在抗战初期战争上，伤亡很大，但战绩很差的重要原因。当时国军将领差不多是按照国内军阀混战的水准和经验来修工事的，而日军不仅火炮数量质量强出数倍，而且炮兵素质也非常高。反炮兵速度和水准相当高，进攻时与92步兵炮和掷弹筒之间步炮结合相当好，国军可以说是吃够了苦头。忻口会战卫立煌的20万人马挡不住半个日军第五师团的突击；兰封会战，薛岳的12个师中央军挡不住日军第十四师团2万人猪突，最后扒了花园口以水代兵堪称国耻；武汉会战，李品仙、李延年两个军团30多万人想夹击布口袋阵吃掉孤军突进的日军第六师团，结果被对方打穿袋底，接连攻下自认为天险的半壁山、田家镇要塞。
也可以说以武汉会战为分界点，国军之后认真总结和有组织地培训强调修筑工事，总算是防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其效果在接下来的三次长沙会战中就充分得到证明。这可以说是抗战初期，国军近百万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修工事水平，直接决定部队防御水平。
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动脑子，办法总比困难多。论炮火覆盖摧毁工事水平，恐怕全世界都比不过美国吧，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种种战术创新，同样让美军的火力覆盖没辙。比如反斜面步兵战术，将主要工事修建在山脊背面火炮难以有效打击的反斜面上，在山脊棱线上仅设置观察哨或小型据点，待敌军冲上来后展开反突击进行棱线争夺和防御。葛岘岭阻击战就是场经典的反斜面防御战例，志愿军在葛岘岭主峰上修建假阵地，而真正主阵地放在葛岘岭背面反斜面小山包上。美军一次又一次地向葛岘岭假阵地倾泻火力，而志愿军待敌军靠近山顶不到30米的近距离，进行防御和反突击。最终打出了歼敌215人，缴获大炮6门及满载军用品的完好汽车58辆，自己却无一伤亡。
上甘岭战役更是反斜面战术的巅峰之作，志愿军巧妙地将坑道与反斜面结合起来，在反斜面布置坑道。当所有地表工事都失守后，防守部队退入反斜面坑道，而美军想要进攻反斜面坑道口的时候，要遭到后一座山头正斜面的志愿军部队攻击，而想放着不管直接攻击后一座山头又要把背部暴露给反斜面坑道里的志愿军。志愿军还在各处布置隐蔽出口，不断骚扰疲惫地表敌军，以及呼叫炮火打击等形式，让对方一刻不得安宁。可以说志愿军的这一反斜面坑道战术，让美军即使用范克里夫弹药消耗量也无济于事。
最令人动容的则是志愿军第63军在铁原狙击战所使用的“拔碎牙”战术，两万多人化整为零，分成两百多个作战单位，分散在长宽各二十多公里的宽大阵面上。每个作战单位都在其负责的防守要点上修建防御工事，当这个要点被打烂的时候，残余人员向后撤退，在后方重组并修建新的防御工事。以这种剥洋葱的方式层层消耗美军的进攻力量，这一战术非常残忍，要求每个要点的防守部队在孤立无援，面对绝对优势的敌军和火力围攻下，坚持尽可能久的时间。战争史上只有当年那支志愿军才能做得如此出色，63军投入的2万多人伤亡接近3/4，阻击美英加为主的5万多联合国军14天，歼敌也约有1.5万人。期间涌现无数英模单位，562团1营2连2排阵地战斗到最后3人，在打光所有子弹后，各自紧握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563团1营1连2排剩下最后8人，打完所有弹药后，集体跳下悬崖，其中3人被树枝托住未牺牲的还爬回部队重新参加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