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和秦很相似，都是大一统朝代，都是表里强横暗涌不断，都是两代而亡，然而原因却并不相同，隋亡的主要原因有几点，下面详说： 隋亡于门阀 门阀和皇权的斗争自东汉以来开始，到两晋时期尤盛，包括隋唐时期依然是皇族的主要对手，对门阀士族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我另一个回答 总的来说，隋朝时期门阀势力是可以影响到皇权的强大。杨坚废九品，杨广兴科举，也是和门阀正面对抗的标志，科举开辟了寒门的仕途通道，想法是对的，但时机不对，一来，那个时候书籍有限都是内部流转，普通人根本没有应试能力，所以即便科举考试，绝大部分官源还是掌握在门阀手中；二来，新的政治人才还没有成长，此时杨广依然势单力薄。所以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也拔擢了几个寒门子弟，但他们其实不过是门阀制度的点缀罢了，权力依然垄断在门阀手里。 大隋初建时，虽然门阀势大，但初建国家的风气都比较清正，杨广即位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门阀对国家的危害。那时的杨广大刀阔斧地革弊纳新，但门阀大族们绝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他们把持住朝堂和地方，对于杨广的种种安邦善政，要么阳奉阴违，多方掣肘，要么由重臣们联手驳回，半强迫杨广继续施行对门阀们有利的乱政，很多政令推出后，最后只得尴尬地无疾而终。 时日一长，锐意改革的杨广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不动，一切都无能为力。世家大族们联起手来，连皇帝也没有办法与之硬抗。杨广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真地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他某天就会被一支突然而来的流矢射杀，或死于一杯毒酒，然后重臣们会拥立另一个宗室上位，并期待他给大伙带来更多的实惠。 隋亡于内乱 这里的内乱不是农民起义，由于我朝是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喜欢夸大农民起义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复杂的朝代兴替问题一概牵强地归结于“民心所向”之类飘渺的原因，农民军自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从古到今，农民阶级仅凭自身起义成事者只有朱元璋一例，还是主要依托于民族矛盾的推动力量。 隋末的动乱中，门阀自然是起兵的中坚力量，这里我们不说陇西门阀，更多说的是家贼，也就是隋朝的各路藩镇，他们有组织，有良好的后勤，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手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是一股完整稳固的政治力量。藩镇麾下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有些还是戍边的劲卒，战斗力甚至比朝廷的野战军还强。而且他们熟知朝廷的各种优势和弱点，选在朝廷最虚弱之时发作，在大隋背上捅下狠狠的一刀。 在隋末的藩镇中，以王世充、罗艺、李渊三家为最，最终李渊取隋而代。李氏门阀拥有庞大的人脉和半个河东道地盘，太原留守李渊手握关右十三郡的军队，是负责国家北部边防的重臣，隋炀帝委派他在山西一带防御突厥。哪料到李渊居然勾结突厥，奉突厥可汗为君，纳贡称臣，进献美女，然后与突厥合兵一处，联手入侵，杀向自己的祖国内部。 而江都通守王世充统辖的三万江淮劲卒原本是大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杨广死后他也拥兵一方，与李唐争夺天下。 这里要重点说说罗艺，罗艺麾下的虎贲铁骑是当时隋帝国野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虽然人数仅有五千，但战斗力极强。这五千具装骑是由卫王杨爽亲手练出来的精兵。隋唐时最重门第，罗艺出身寒微，杨广破例一手把他从军中提拔起来，一直将罗艺视为心腹，在杨爽死后又把这大隋最精锐的五千重甲骑兵交给他，封他为虎贲将军，更在财力和权限上给罗艺大开后门，造成了罗艺势力的迅速壮大。杨广将这五千虎贲作为自己的王牌部队，用这支兵马威慑东塞诸胡，从来不肯轻易调动，就连三次讨伐高句丽的关键性战役都没有舍得让其随行。 隋末杨广欲调罗艺镇压时，罗艺异心已起决意要逐鹿中原，所以拥兵割据一方，不听号令，以提防高句丽趁虚而入为名，把柳城、燕、辽东这临近三郡全部收归囊中。 一套具装甲骑需要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还需要有大量的马夫、兽医随军，所以罗艺的这五千具装骑耗费极大，大隋倾全国之力才足以维持这支军队。罗艺与朝廷反目后，为了养活这支铁骑，把幽州治下刮得民不聊生，赋税是其它地方的双倍，不断有倾家荡产的百姓逃到它处，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治下的人口即意味着兵源和税收，各路诸侯之间交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对方治下的人口数量。罗艺所在的幽州地区比较贫瘠，供养具装骑难度很大，最终令罗艺陷入了经济、民心、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他拥有天下至锐的具装骑却无法攻取天下，最终只能投入李渊麾下的主要原因。不过罗艺归唐之后押宝李建成，为了表忠，罗艺专门对李世民倨傲无礼，还多次与李世民发生冲突，二人矛盾很深。玄武门之变后罗艺便在贞观初年打着为旧主复仇的旗号起兵造反。兵败之后，罗艺投奔突厥避难，途中被从人斩杀，当然这是后话了。 另一个要说的是杨玄感，隋末造反争天下的不计其数，但杨玄感此次的叛乱却是仅次于后来李渊造反的致命一击。 杨玄感当时位高权重，因为杨广猜忌过杨素，随即叛变，杨素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堂，杨玄感在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根深势大的重量级人物起兵反叛，为其它高门大阀取杨家而代之立下了榜样。 最后说的是宇文家，正是他们的反叛给杨广的生命划上了句号。 《资治通鉴》中宇文智及话「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可以看出，杨广当时在全国仍然有很强的威望和号召力，大部分官员和军队仍然对其效忠，他仍有对大部分各地将领发号施令，并制裁逃亡将士的能力。 在隋末河南大乱后，杨广久留扬州而不北归长安，并非如那些丑化他的宣传中所述，是自欺欺人地逃避，一心在扬州混吃等死，爽最后几年。杨广的想法非常清楚，他此时已经对剿平北方的叛匪失去了把握，北方的局势太险恶了，突厥、高句丽、李渊、罗艺，还有不计其数的农民军，个个都对洛阳形成威胁，与其在虎口战战兢兢，倒不如干脆驻跸到比较安全的江都，这样万一北方的局面完全失控，还能像凭借长江天险在江南保聚半壁江山，稳扎稳打，割据江东一隅。可惜一场意料之外的兵变打破了杨广的如意算盘，宇文化及扬州兵变，大隋没有亡于外敌和农民军，却毁于萧墙之祸。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着实令人叹惋。 至于之后宇文化及拥立炀帝之侄杨浩即位，镇守河南的越王杨侗便在王世充等拥立下于洛阳称帝，招瓦岗叛军首脑李密为太尉，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于河南黎阳，于是毒杀杨浩，自立为帝，过了一把皇帝瘾，不久后兵败被杀。，这也是后话了。 隋亡于宗教 这个祸根是杨坚埋下的，杨坚继承了北周的统治后就改变了周武帝宇文邕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 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可以说杨坚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仅仅是开皇十年时期，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在那时和尚算是一个超级吃香的职业了。 杨广时期，维系佛教寺院等支出已经接近于洛阳工程+运河工程的支出了，当然，这只是原因中的一个。 隋亡于人口 古代土地承载都有一个极限，我们可以看看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 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 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不过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王莽时代的大骚乱，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却无人提及：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上台时，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于是换成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做了君主，都可以做出光武中兴的政绩。 贞观之治也是一样的道理，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因为人均土地的增加，让原本失去土地的百姓重新得到了生活必须的生产资料，人均耕地大幅上升，对劳动力更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新朝初建，前朝的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也是人均土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就是和平年底，人口大幅攀升，其实到了李渊统治末期，社会就已经安定了，而在贞观八年的所谓盛世，也无非就是人口增长，百姓大多能吃上饱饭而已。 总结 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