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大概每到大灾之年，或是战乱之时，总会出现一些人吃人的现象。但是若论吃人现象之普遍、社会道德沦丧之惨痛，以明朝末年为巅峰。
明朝中后期，连续出了许多不理朝政的昏庸之主，尤以嘉靖皇帝、万历皇帝为甚。万历之后明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万历之后泰昌、天启二帝都毫无作为，崇祯朝为挽救危机又采取饮鸩止渴的政策，导致民生极度凋敝，百姓没有余粮，承受饥荒的能力非常弱。一旦出现重大水、旱、蝗灾，百姓一年庄稼绝收，就会出现大范围饥荒，农民要么铤而走险相聚为盗，要么对同类举起屠刀。
例如万历二十一年，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都发生了特大洪灾，夏麦绝收，到了第二年春天，民众无食，于是出现大规模的人吃人。
时任礼科给事中杨东明，回到河南虞城老家探亲，亲眼目睹了触目惊心的人吃人。他回京城后上了一道名为《饥民图说疏》，据其中原文记载：
“草根、树皮都吃尽了，眼時時又熬不将去，只得将饿死饥民憔瘦身子割将皮肉来，放在粪火上、沙铫中烧煮。不拘生熟，且救眼下饥饿。人肉不是养生之物，吃了几日，眼红心热，依旧丧了性命。
“一男子，抱一个二岁幼女，丢弃道旁，沿街叫问：“谁肯收养？”有一姓徐承领回家。旁一人说，某人抱去女孩儿不是收养，是杀吃。男子心惊，随至其家，寻问本儿，已被肢解，四肢离异，鲜血淋漓。
万历四十四年，山东省发生严重旱灾，合省粮食绝收。沾化县知县记录了当时人吃人的惨状：
黄升店民某有子数岁，常谓其妻曰：一块好肉，可惜落人口也。其妻辄哭劝止。一日治其妻出刮树皮，闭户持刀欲杀其子，子号泣曰：「爷何忍食我？某曰：「我不食若，人将食若，我不忍若为他人食也。」遂屠而煮之，未熟，其妻携半篮树皮至，问备中何肉，某曰：邻家狗至，我扑杀之耳。妻固知其子也，寻至舍后，微露其头足，即投其夫曰：食尔子，宁足活，当并食尔妻。仆地号恸，遂绝。某持其子一肘竟不成唤，亦死。
又群乞共处一窟，四出寻死人，共舁至，研树技围烧之，视先熟处即就，须臾尽，不复为脔。一乞饱，每鼓腹歌曰：女是既吃我，我是未吃女。
崇祯二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延安府尤甚。延安地方官记录吃人之状说，饥民起初无食，就去吃山中青石土，那种土稍微吃一点就饱，但过不了几天，就腹胀下坠而死。后来饥民不想等死，便落草为盗，先是抢劫有余粮的富户，抢光后无食可吃，就到城外找死尸吃。有的人家孩子养不活，也扔到城郊任其自生自灭。结果有的孩子没过一夜便无影无踪，大概都是被拿去吃了。
而更让人不忍闻的，是平民家中互相吃的惨状。起初粮吃没了，就去吃糠，吃完了就去挖野草，剥树皮，实在没东西可吃了，家中父母吃幼儿的，壮年人吃老年人的，为了求个活命，已然个个红着眼把亲人吃掉，俨然是野兽的模样了。
崇祯十四年时，因为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以及连年灾荒，即便是上海县这种富庶之地也出现大饥荒。
清朝官员姚廷麟所撰《历年记》记录说，上海县城内阁老坊下，每天都有被抛弃的婴儿，县令路过，见群婴哭泣，便买饼喂食，每天两次。
县城内有的饥民心生歹意，便拣肥壮的婴儿抱去吃了。西关外一个老妪，经常抱小儿回去，人们起初以为她好心救人，后来见她来的次数多了，便有人怀疑而跟踪她。到她家才发现，孩子一抱到家便洗剥干净煮了吃。人们大惊，随即报官。
又有一家两口也经常抱弃婴回家，邻居经常能闻见他家飘出浓郁的肉香，趁其不备到他家揭开锅一看，原来是把婴儿炖了。这些吃人恶行引起人们愤慨，县令当即下令全部杖杀。
北方与南方吃人现象反差较大。崇祯十三年，北方受灾最严重的河南、山东二省，分别有65个县和45个县出现人吃人的记录。而与此同时，既没有起义军活动、灾害也不太严重的福建、海南二省，没有出现人吃人。即使受到兵祸的摧残，比如南明时，清军进攻两广地区，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年成也不太好，饥饿的农民纷纷跑入山中，挖野草、采山果、吃菜叶，再不济的也能剥树皮为食。而北方则大不然，河南山东山西河北诸省的大部分地区，既没有茂密的植被，山果、野菜数量也很少，饥民找不到东西吃，而沿路又尽是饿殍，饿到无计可施，只能剥食人肉。
天灾人祸，人生于彼，竟至人自相食，着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