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是怎么凉的？
作为巅峰见证者，一生拍过超过400部电影，江湖人称“王四百”的王晶导演曾在节目中说：
“香港电影当时是一个泡沫，直到王英祥用三千万买周星驰的《济公》大赔钱后，台湾片商终于醒觉。”
暗示周星驰的《济公》和香港电影衰败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周星驰与王晶早就心有嫌隙，考虑到二人微妙的关系，王晶这一番话自然少了几分客观和公正性。
当年王晶这一席话发出后，更是被无数“星迷”唾骂，称其这是公报私仇。
但通过查阅资料，从多方物证角度来看，星爷的《济公》的确是香港电影“盛极而衰”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别着急骂，且听我细细道来。
一、
虽说是《济公》，但电影与我们印象当中的“济公”没有一点关系，周星驰版《济公》可以说除了形象外就是一个全新原创的故事。
降龙罗汉急公好义，打抱不平，为了履行自己的价值观甚至要僭越其他真神，惹得天界一片哀嚎。
大家跑到玉帝身边告状，岂料降龙罗汉连玉帝都不在乎，依然义愤填膺、舌战群儒。
“凡人只有几十年命，不应该因为做出一两件事就无法翻身，我始终相信，无论他们多么笨多么无知，始终都是人间有情。”
交战正酣，观音娘娘突然出现，提议让降龙罗汉下凡。
如果能普渡三位被命运注定的人，便能证明降龙罗汉的理念，众神自然心服口服。
为此，降龙罗汉褪去神力，投胎为凡人，取名为“李修缘”践行理念。
但理想很远大，落实起来却处处受挫。
三位被命运束缚的人分别为“九世乞丐”朱大常，“九十恶人”袁霸天和“九世野X”白小玉。
起初李修缘想通过真情感化，分别对症下药，对乞丐施以帮助，对娼妓施以怜悯，对恶霸施以教化。
可不但毫无作用，反而倒行逆施。
乞丐更卑贱了，娼妓更放浪了，恶霸也更猖狂了。
李修缘的那套理想主义分崩离析，而约定的时间也在步步紧逼，为完成任务，他竟也开始变得暴躁、愤怒、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欺骗的行为换取小玉的回心转意。
后来，李修缘的扇子、法力、金身均被毁，只有一副肉体凡胎的他竟逐个击破——
帮乞丐找回自尊，帮娼妓找回希望，也让恶霸放下屠刀，心甘情愿投胎为一头猪。
电影最后，李修缘赌赢了这场局并打败了黑罗刹，成功连升三级为“降龙尊者”。
也向列仙证明了凡人的爱意能战胜一切，再微小的人生也能自己做主。
二、
得哥自小非常喜欢看喜剧电影，周星驰的电影更是几乎都看过，就连早期那部风格不太明显的《一本漫画闯天涯》都倒背如流，《大话西游》虽然看不懂，但光是新奇的脑洞与造型设计就令我眼界大开。
可唯独两部电影我十分抵触，一个是《审死官》、一个是《济公》。
（《回魂夜》我也看过无数次。）
究其原因，当然是这两部的电影风格与周星驰一以贯之地轻松愉悦背道而驰，总给我一种莫名的悲怆感，让心灵稚弱的我无法承受。
长大后对电影有了初步了解，这才明白为何这两部电影的风格为何如此鲜明——
无他，导演都是杜琪峰。
当时杜琪峰还不是“银河映像”的大当家，更不是那个拔枪就射的黑道大哥，而是一个刚刚转型前途未卜的新晋导演。
1989年，在TVB任职多年的杜琪峰第一次在没有黄百鸣和徐克的帮助下拍摄了《阿郎的故事》获得关注，并拿下第九届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转型之路初见峥嵘。
1992年，杜琪峰与编剧邵丽琼编写了一本关于古代法庭的电影。
本想邀请周润发与郑裕玲这对黄金搭档出演，不料双方均以档期不合婉拒，后在方逸华（邵逸夫红颜知己）的牵线下与周星驰，女主敲定为梅艳芳。
这部电影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审死官》。
《审死官》上映后电影大爆特爆，在1992年这个赫赫有名的“周星驰年”，不仅用4988万票房斩获桂冠，还一举突破了最高票房记录，可谓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
次年，邵氏如法炮制，又叫杜琪峰和周星驰商计《济公》，但这次却栽了个大跟头——
电影扑了。
《济公》1993年上映，当年周星驰一共有3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和《逃学威龙3》分别以4017万和2577万拿下当年的第一和八名，而《济公》只有2156万屈居第12位，是周星驰主演电影首次跌出前十名。
原因，当然是质量导致。
《济公》虽然是上扬式结局，但刨除电影最后那可怜巴巴的几分钟，整部电影都弥漫着一股巨大的悲剧感，甚至让人喘不来气。
被剥夺神力的李修缘，任人鱼肉的乞丐，随风漂泊的娼妓，横行无忌的恶霸...
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悲剧性，更别提电影中还有不少诸如“活人献祭”、“骷髅换身”等灵异情节。
在杜琪峰的导筒下，《济公》整体基调阴森可怖，荒凉淡漠，弥漫着一股B级片的诡谲味道。
而骷髅、黑罗刹、断手断脚...和角色不停飙脏话等元素更是强化了这层恐怖，再加上剧情上的无力感，双方相互叠加，观众的心理压力也呈几何式翻倍。
即便在现在，也有不少影迷不敢看第二遍《济公》。
当然你可能会说，周星驰的电影悲剧本来也不少，比如家破人亡的《武状元苏乞儿》，比如被权利霸凌的《九品芝麻官》等等。
但问题是，同样是小人物面对阶层的无力，但通常周星驰都会用喜剧消解掉悲剧性。
角色会不断强调“天大的困难也是小事”，让人在最绝望也看见希望，从而笑出声来。
简单一个词：轻松。
然而《济公》的包袱设计不但没有消解悲剧性，反而让整部电影衍生出一种漠视苍生、儿戏生死的荒诞不适感。
比如李修缘觉醒后，亲生父亲被气死，他却淡定盘算父亲的下一世，并拍手叫好。
紧接着母亲也被他气到一命呜呼，他又叫下人买烧鸭庆祝。
虽然这种方式有效剥离了李修缘的神性，能迅速塑造人物，但喜剧包袱完全是废的，两个好角色的牺牲也会让人与影片基调产生距离感。
李修缘像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住在自己的空中楼阁，让人难以共情，更别提笑了。
更让我觉得吃一口苍蝇的是青楼那场戏，小玉和朱大常马上被袁天霸戕害，李修缘跑来制止，但他开错了门——
只见一对儿“通讯录”坦胸露乳，含情脉脉，连连嗔怪李修缘大煞风景。
一边是危在旦夕的挚友，另一边竟还在抖包袱？还是这种屎尿屁类？实在令人所不解。
“割裂感”是《济公》最致命的病灶。
三、
《济公》的割裂，其实是周星驰与杜琪峰的割裂。
《济公》的剧情是围绕三个凡人的宿命而生，熟悉香港电影的都知道，提到“宿命”二字，其代表人物便是杜琪峰。
杜Sir又把这份厚重的“宿命论”放到《济公》上。
娼妓、恶霸、乞丐分别对应佛教三毒贪、嗔、痴，意在探讨凡人的命运是作茧自缚还是上天所指？而肉体凡胎的我们又如何脱困？
杜琪峰是布局者，周星驰便是破局者。
他想用戏谑将悲剧解构，想用迎头猛撞突破陈规陋习，最后得出“只要有真爱，自然能破除万难，哪里都是天堂”的结果。
可《审死官》时，二人的交流可以说是情意绵绵剑，双方求同存异，各领风骚，但到了《济公》就成了水火不容，针锋相对！
在片场周星驰不服导演杜琪峰！
按照杜琪峰自述，拍摄完《审死官》后再拍《济公》时，周星驰像是变了一个人，就好像根本不需要他这个导演。
“拍之前也不参与，但拍的时候一直在改东西，所以中间困难很多，和他合作不太愉快。”
持才傲物，刚刚过完“周星驰年”的周星驰显然不想将自己的人生束缚在一个“演员”的身份中，遂将权力伸向导演席。
而杜琪峰就成了周星驰这场人生转型的磨刀石。
杜琪峰说，周星驰完全不受导演掌控，每天他只需要在镜头前自顾自走几遍即可，自己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一个要庄一个要谐，《济公》左支右绌，顾此失彼，进而成了一部四不像。
四、
话又说回来，年度排名12位，虽说不光彩但也不至于亏惨。
可问题出现在台湾省。
很多香港电影都有“国语版”和“粤语版”，但“国语版”可不是给内地观众的，而是当时专门拍给台湾观众的。
80年代末时，见香港电影圈蓬勃发展，嗅到铜钱味儿的台商纷纷南下，手握大笔热钱掺了一脚，因为钱太多了，甚至改变了整个香港电影的供给模式。
此前，香港是“院线中心制”，由嘉禾、金公主、德宝这些院线的卫星公司拍摄电影，然后拿到院线上映。
就像现在的视频平台自产自销一样，院线和制片方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但随着台资注入，市场大改。
台湾当时有五条院线，八大片商，但产量不足，供不应求。
台资到香港后，望着遍布香江的剧组，那可谓是挥金如土，由于钱多需求大，到最后成了投资模式——
香港人带着剧本和明星阵容到台湾，台资再根据体量拨款，拿到钱后再开拍，拍完再给台资交差。
也就是说，在电影开机前，制片商就已经稳赚不赔了。
如此安逸的合作方式，自然引得无数制片商趋之若鹜，一个个剧本纷纷北上求资，拿到钱后再交差了事，香港电影从来都是为了赚钱。
一来二去就造就了港片辉煌，93年甚至达到了年产300部。
但数量高了，质量就低了，粗制滥造的电影就多了。
盛极而衰，93年之后，台湾片商意识到这种合作模式的弊端。
直到台湾商人王玉祥用三千万购买周星驰的《济公》，电影大赔钱后，台资才痛定思痛制定了新规定：
设立关卡投资不得超过1750万才能拍摄。
但香港人觉得对方是纸老虎拒不服从，双方僵持不下。
然而台湾片商根本没理香港人，转而把视角望向大洋彼岸，开放好莱坞电影配额。
而那一年正是斯皮尔伯格的划时代之作《侏罗纪公园》风靡全球的时候。
香港人这才反应过来：
老窝被好莱坞偷了。
至此，台资从香港撤资，而香港电影的泡沫也随之破碎，树倒猢狲散，有能耐的去闯荡好莱坞，没能耐的就只能坚守维系生活。
所以，王晶说《济公》是香港衰败的原因，这不假。
只不过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原因。
当然，《济公》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年拍完《济公》，杜琪峰精疲力尽，甚至怀疑自己“导演”这条路还能不能走通，故而息影一年，不断审视自己。
最后决定要设计出独特的个人风格，2年后创办“银河映像”，这才有的“黑帮专业户”杜琪峰。
戏里，这部《济公》因两人的拧巴打了一场败仗，双方近30年没再合作。
但戏外，周星驰阴差阳错下打通了杜琪峰的任督二脉，成就了日后叱咤风云的杜Sir。
“要不是周星驰，可能我还不知道方向”——杜琪峰。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