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某个时间点，无一例外，三位老师的理想都落空了。他们的命运在新东方里短暂交错后分野，又宿命般地在悬崖边相遇。尝过绝望的企业家们最后都默契地爬起——无论是锤子科技还是K12教育，当一个时代落幕，三人又都找到了新路：罗永浩的新征程是AR，俞敏洪开始讲述直播带货新故事，而陈向东则走在了成人与职业教育的赛道上。
文|曾诗雅
三个老师
过去一周，三个“绝地求生”的故事都有了新进展。
先是新东方，6月10日，人们记住了董宇辉，这个东方甄选直播间里长着一张方形脸、用双语卖菜的老师主播。后来有一次，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也加入了进来，两个老师对着镜头互侃，被10多万人看见。
6天后，俞敏洪在公众号里回忆这一晚：“这是我开播以来，包括我的个人号，从来没有达到的数量。到我今天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昨天晚上董宇辉的直播，达到了同期在线六十万人以上，这就是真正成为现象级的传播了。”
目前，东方甄选的直播间粉丝涨到了1600多万，新东方在线的股价一周内大涨300%。有投资者预言，东方甄选会是下一个“交个朋友”。
毕竟，罗永浩的“真还传”接近尾声，他会逐渐淡出交个朋友公司的管理层。在6月13日，这位前新东方老师，终于正式宣告自己将退出社交网络，投入新的AR创业项目。当晚，在直播间里，他滑动手机，确认自己的微博账号改成了“交个朋友直播间”后，直呼：“妈呀，高兴！”
热议声中少有人注意到，高途也在6月16日迎来了成立8周年的日子。陈向东，高途的创始人，前新东方执行总裁，在“双减”政策后第一次接受了媒体采访。虽然高途的股价还停在2美元，但财报看上去还可以：转型成人和职业教育后，高途连续两个季度盈利。人们似乎很少看到陈向东有沮丧的时候。那篇专访的标题是“准备穿越未来的寒冬”，采访中他做了一个夸张的结论：“现在是高途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
在这个不确定的2022年，俞敏洪、罗永浩、陈向东，这三位曾经的新东方老师，在分别经历了收缩、负债、裁员的绝境之后，似乎又重新找到了确定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是新东方？
俞敏洪最早是在中关村二小的操场，扯着嗓子上课，喊来第一批一百多名学生。在那个流行电线杆贴广告、教室门口发传单的年代，他用演讲的方式推广新东方，低成本获客。那是留学潮刚兴起的九十年代初，“教父”俞敏洪顺势而为，浪里淘金。后来的新东方成为成为国内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教育公司，占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出国培训市场，70%的中国留学生曾在新东方门下求学。
罗永浩最开始被人熟知，也是一名新东方老师。他把段子揉进课堂，学生们专门整理了一套“老罗语录”在网上疯传。锤子手机的发布会上，罗永浩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语录演绎到了第四版，观众在台下激烈地呼喊。一位锤子科技的员工调侃：“这简直就是一邪教。”信徒如朱萧木，这位锤子科技1号员工一路追随着老罗，奉行着那句“他（老罗）要创业卖尿不湿，我也就去卖尿不湿”。
而陈向东，曾经是新东方最好的GRE逻辑课老师，绰号“牛排”，意为巨牛的排比句。很多年后，这些排比句出现在高途（当时还叫“跟谁学”）2020年的新春会上，以“拼命工作”开头的句子在PPT上列了30条。平常日子里，年轻的员工们会在公司门口喊着口号，像信徒一样翻阅他写的《心流》。当然，最后陈式排比句也出现在了那封裁员信上。
在后来的某个时间点，无一例外，三位老师的理想都落空了。他们的命运在新东方里短暂交错后分野，又宿命般地在崖边相遇。尝过绝望的企业家们最后都默契地爬起——无论是锤子科技还是K12教育，当一个时代落幕，三人又都找到了新路：罗永浩的新征程是AR，俞敏洪开始讲述直播带货新故事，而陈向东则走在了成人与职业教育的赛道上。
出新东方记
所有理想的起点都在新东方。
最开始的那个故事，几乎人人都知道。1988年，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的俞敏洪想出国留学，为了挣1万美元留学钱，他在北大开了一个托福培训班。不久后，俞敏洪从北大离职专职教GRE，做生意的天赋也从那时候展露。到了1991年底，俞敏洪已经有了30万元——他去美国找来徐小平、王强，组成新东方的三驾马车。
多年以后，三个人成为了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原型。2013年，电影上映，而徐小平和王强早已在为真格基金的事业奔走。那一年，新东方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20周年庆典。俞敏洪之外，最瞩目的人属新东方二号人物、执行总裁陈向东。
陈向东第一次听说新东方是在1999年，27岁的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就读，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他从同学口中听到了新东方，一个班500人，每人学费750元，巨大的利润驱动着这位清贫的大学生到新东方去。后来，他在那里工作长达14年，还坐上了执行总裁的位置。
20周年庆那天，陈向东走出会场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东方老师都拥上前找他合影，“光照相就照了半个小时”。从农村来的陈向东父母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找自己儿子拍照。“爸，他们不是跟你儿子合影，是跟新东方总裁啊！”陈向东解释道。
那是陈向东留在新东方最后的高光时刻，离职的想法在迈进会场前就确定了。当时的陈向东想做一个连接老师和学生的教育电商平台，但是新东方并没有这样的技术基因。与此同时，他找来的项目投资人和技术者们也都宣称“你自己做，我们才加入”。像俞敏洪从北大离职的2.0版本，陈向东为了那个o2o教育平台的创业梦离开了新东方，在2014年创办了“跟谁学”。
▲2019年，跟谁学举办五周年庆典活动，陈向东致辞。
彼时，更早出走的罗永浩已经摘获一些果实。2014年5月20日，锤子手机T1发布。两个月后，它代表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产品首次获得IF国际设计奖金奖。在高通的客户分级里，锤子已经排在了华为、小米之后的第二梯队里。
再次回忆起加入新东方的故事时，罗永浩给出的评价并不高。“一群北大的学生，出来创业，还带有理想主义的光环，我被迷惑了。”尽管，他一度被俞敏洪和新东方的故事吸引，在讨厌英语和教师的前提下，仍坐了三个小时火车去北京。
为了成为一名新东方的老师，罗永浩还写下一封万字求职信发给了俞敏洪。他甚至谎称自己上过传销课。这种出其不意的招数成功了，罗永浩如愿成为了新东方的老师。但在新东方上市、俞敏洪成为全中国最富有教师的2006年，罗永浩转身离开了。离开后，罗永浩直言新东方没有什么精神，“如果非说有精神，那就是赚钱的精神”。
他延续了当初的出其不意，离开新东方的罗永浩在创办“老罗英语”后，跨界做起了手机。
对俞敏洪来说，天平什么时候开始偏向商人那一端的呢？
后来，俞敏洪在接受《十三邀》采访时说：“新东方上市毫无疑问地把我推进了商业世界。”他的确像个商人一样，把罗永浩的离开解释得很圆滑：“凡是来到新东方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希望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俞敏洪。”
这是两代创业者之间的不同。下海教师俞敏洪拿的是草根创业者剧本，吃苦耐劳、坚韧奋斗。90年代的新东方教室里没有空调，制冷靠冰块。停电后煤油灯不够用，阶梯教室里会同时燃上几百根蜡烛。
俞敏洪说，这种励志精神的诞生是从他身上开始的。他高考考了三年才上北大，在北大又因肺结核休学一年，在医院读了300本书，想出国不断被拒签……失败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过往的另一面是，造成了他奉行经验主义的谨慎性格。
相比之下，后来的追梦人陈向东、罗永浩更激进。他们站在手机、电子烟、在线教育以及直播的风口上，敢做一些疯狂的梦。
不过，三名理想主义者都有相似的偏执，都深深笃信自己投注的就是未来，一直到现实给他们上了一课。
悬崖之上
对俞敏洪来说，成为一名生意人的第一步要追溯到21世纪初，公司完成现代化改革。
他在自传《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回忆“那段时间几乎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他从公司剔除家族成员，结果“我妈因为这件事情半年不给我做饭，觉得我不是她儿子”。到了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改革期，“同学之间的纠葛、打架，各种情感纠葛，甚至嚎啕大哭都出现过”。
后来才知道，最灰暗的时期一个接一个。
新东方后来遇到的外敌，要比内部变革更凶猛。2012年7月19日，俞敏洪一觉醒来后发现做空机构浑水发布了一份97页报告，质疑新东方在教学区、学生人数还有财务数据上造假。在两天时间里，新东方股价从每股20多美元跌到9.5美元，市值蒸发了60%。
俞敏洪不甘心等死。第二天中午，他的饭局上出现了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人。席间，这几个人问：“浑水的指控是不是真的？”俞敏洪说是假的。最关键的是，这些人信他。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新东方股价重回12美元。一年之后，新东方股价回到了暴跌之前。
类似被做空的经历，后来在高途上发生了16次。被问及感受时，陈向东说：“这创造了世界历史。”2020年，他接受《人物》采访时说：“这些做空，在公司遭遇的所有困难里，甚至排不进前三。”
对高途来说，真正的绝境出现在更早的2015年，那时还叫跟谁学。拿到了第一笔5000万美元融资后，开始摸索落地。彼时，o2o的泡沫过去了，投资人觉得公司的数据和估值已经不匹配了。2016年前后，为了让跟谁学能活下来，陈向东接连孵化了五个项目。最后，公司内部五个事业部乱了套。“因为每个人的位置不一样，每个人的利益边界不一样，每个人的话语体系不一样，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
压力导致陈向东难以入睡，一直等到砍掉五大事业群、allin在线直播大班课、跟谁学首次实现单月盈利，“失眠才神奇地消失了”。
那时已经是2017年9月。罗永浩所在的锤子科技进入了亢奋的末期。连着三款手机都失败了，新机坚果3卖得惨淡，坚果R1接连爆发了3个质量事故，Pros2没带来“力挽狂澜”的翻身仗。而承载着老罗变革交互系统的“TNT”，在完成度不到30%的情况下被推上了发布会，卡顿问题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里。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至暗时刻。
2018年6月，钱烧完了，锤子科技公布的债务最后到了六亿。供应商们在办公楼前举着牌子，大喊还钱。那阵子的罗永浩，用好友黄章晋的话说“像在池塘里泡了几天再捞上来的样子”。
真正绝望的时刻到了。锤科卖给字节那一天，罗永浩躲在家中。他刷到一条微博下的留言：“因为锤子拖欠款项，公司发不出工资，今年没钱回家过年了。”看起来是某家供应商的员工，还配上了一张打包好行李的照片。
他突然能理解那些给不了农民工薪资的老板们。他在接受《智族GQ》杂志采访时回忆起那个坠下悬崖的夜晚，“欠了六个亿，你给谁不给谁，救谁不救谁呢，根本就没法收拾”。那个晚上，他在被子里哭了一场。
这种痛，俞敏洪和陈向东要在三年后才能懂。
▲罗永浩。
逆风局
徐小平曾把俞敏洪比作《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带领一群年轻的教书匠从一无所有走向财富自由。故事还有后续，财富自由的一群人又带着新的理想再出发：徐小平、王强后来创立了真格基金，李丰做了峰瑞资本。当然，还有罗永浩的锤子手机、沙云龙的朴新教育机构、陈向东的跟谁学。
这些创业故事都被罗列在2019年出版的俞敏洪自传里。俞敏洪还贴上数据说：“据统计，从新东方出去做创业公司的，不管是跟教育相关的还是无关的，公司做得相对比较出色的已经有200家。”
2019年也是个分水岭。那一年，陈向东看起来离成功最接近。同年6月6日，跟谁学在美国纽交所敲钟上市，鸣钟时刻，一百多名员工在半空中尽情地甩臂鼓掌。跟谁学成为了第一家盈利的K12在线教育上市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只融了A轮就上市的公司。
他看起来甚至比俞敏洪更成功，2019年第二季度的财报上，新东方出现了上市十余年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相比之下，跟谁学那一年净利润1.75亿，同比增长了658.7%。亏损的原因是新东方开始烧钱扩张了，在线教育内卷时代里，新东方硬着头皮加入。
2019年，另一个失意者是罗永浩。锤子手机的失败之后，罗永浩试水了小野电子烟项目。同年10月，一纸网络禁售令，电子烟的故事也讲不下去了。又过了一年，双减政策落地，陈向东、俞敏洪随着K12大军掉入了同一个深渊。
一个时代结束了。新东方股价跌超90%，员工从12万人缩减到近5万，留下一地鸡毛——给家长学生退钱，给被裁撤的员工开“N+1”，退掉一千多个教学点，捐掉多余的20万套课桌椅。
唯一庆幸的是，新东方的账上还有钱。这是非典那一年的教训，俞敏洪后来立下规矩：不管规模做多大，必须留出能退全部学生学费、以及老师工资的钱。为此，俞敏洪拒绝向股东分红，“除非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了”。
陈向东在深渊里爆发了最像商人的一面。几乎是“手起刀落”，5月关停小早启蒙，7月撤掉全国十几个中心，12月剥离义务教育学科培训业务。行业里，高途最快、最不迟疑地裁掉了上万名员工。
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破灭了，天平上只剩下失落的商人。变化也许是有预兆的。陈向东向来并不认可烧钱的生意，但跟谁学2020前三个季度的销售费用达到40亿，并在第三季度出现了9亿元净亏损。面对《晚点latepost》的这个提问，陈向东咬定：“我到今天也不觉得烧钱做生意是正常的。但在市场被重构，资本大量进入，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还是这一场采访，陈向东说起“CEO最大的尊严”，他回答“希望可以让教育更平等、更便利、更高效”，理想似乎又闪现了。
故事讲到这里有一些残酷，三个怀抱理想的人，在创业路上找到了各自的簇拥者，纵身跳进商海，学着做一名合格的企业家去完成创业梦，但最后都站到了悬崖上。
某种意义上，距离掉下去就差一步。
看了十几场直播之后，罗永浩走进了直播间。2020年4月1日晚上，罗永浩对着镜头推荐了一款刮胡刀。像一场告别仪式，他当着200多万人的面，用它刮掉了跟随自己十多年的胡子，刮得极其用力。
一年后的12月底，“东方甄选”直播间开张了，在那时的直播圈，“东方甄选”就是个小孩子。习惯讲课的俞敏洪那天穿了件灰色连帽卫衣，对着镜头开始卖货。“我先给大家介绍下藜麦到底种植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下这张图，图中这里是酒泉，这里是张掖，这里是武威……”三小时的直播，后来被调侃“一半在讲课，一小半在吃播，一小半段子，插空卖点货”。在今年6月前，没人看好这样的直播方式。当时，这场“东方甄选”的俞敏洪直播首秀，交易额只有500万，还不到罗永浩直播带货首秀交易额——1.1亿的零头。
没有人预计到，半年后，“东方甄选”这样的讲课卖货方式，会一跃成为行业顶流。
但有些东西似乎从未改变。就像罗永浩返回了科技行业，过去关注乡村教育和留守儿童的俞敏洪，做直播也带着某种情怀——他选择了农产品。那些在直播间转型的新东方老师们，一边自嘲为“我就是个卖菜的”，一边情不自禁地把产品桌当成了讲台。
▲东方甄选直播间的背景，是卡通版的俞敏洪。
6月16日那天，高途一本内部读物出版了，里面印有陈向东在高途做过的8次演讲稿。放在第一篇的是2021年7月30日的那篇写满了排比句的“裁员信”。当时，陈向东用了30个“非常”——
“非常非常抱歉，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伤心。”这段话在信里重复了五遍。
陈向东后来说：“那些糟糕的日子，对一个伟大的公司而言，是黄金一样的运气。”
如今，新东方走出的“绝望”三人，都到了或过了知天命的年纪。60岁的俞敏洪在那篇回忆“爆火之夜”的周记里写：“希望未来的道路，即使充满崎岖坎坷、风霜雨雪，不管多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我们都能够带有一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保持一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沉着。”
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终局的成败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让故事不断发生”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打动人心。用罗永浩浪漫的说法就是：“如果有的选，最好死在工作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