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中有些内容与事实有一定的差异。不能当做完全真实的历史写入传记,更不据文字还原文字之外的他。止庵先生说:“鲁迅通过文字为自己塑造形象,并不一定要与日常生活中的本人完全一致。”下面胪列两处示例:
(1)长妈妈踩死隐鼠的时间应该还在得到长妈妈所赠的“宝书”之后,这大抵又是鲁迅无意或者有意的诗化,《小引》中说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正是很可能的。正像周作人所说:“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
(2)关于父亲的病
对于父亲的病,周氏兄弟的记录差异还是很大的,且看两种笔致的不同:
【甲】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朝花夕拾·父亲的病》)
【乙】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1896)九月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信,凡是“送终”的人到“閷”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世界只是限于并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知堂回想录》)
按照【甲】文,周氏兄弟的父亲临终前非但要饱受病痛的折磨,还要被衍太太所精通的礼节折磨得不得安宁。鲁迅先生对礼教的非人道、泯灭人心顽疾的批判还是非常厉害的。可是在【乙】中,周氏兄弟的父亲走得却很平静,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本是长辈,所以在父亲弥留之际,她不可能粉墨登场。明眼人都看得出,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鲁迅的回忆有太多艺术化的幻觉。幻觉多了,失真也就在所难免。譬如说,父亲在《五猖会》里的让鲁迅背《鉴略》,但也讲过墨猴的故事听,这分明又是“为情造文”的结果;《琐记》中那位衍太太是个背后经常怂恿孩子们干不好的事,事后又充当“老好人”的一个角色。譬如,她怂恿孩子们冬天里去吃水缸里结的冰,还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得多。”她还鼓励孩子们比赛“打旋子”,还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当她看到孩子的大人出来时,马上就会变换口吻说道,“你看,不是跌倒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不要旋,不要旋……。”读周作人的回忆,可知真实的衍太太也未必如此。
关于记忆的不可靠,心理学家著述甚多。迅翁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预先为自己记忆的不确设辞: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小引》)
那么,我又该如何理解“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的现象呢?
鲁迅的思想轨迹
以《琐记》为例,文中的衍太太大约也只是个符号——s城庸俗乡人的化身甚至该城令人窒息的文化气息。《朝花夕拾》虽是散文,但写意的成分很浓,我们读书时但当“得意忘形”才是。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况味也应如此吧。
对于离开绍兴城的原因,鲁迅先生也曾夫子自道:“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去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琐记》正是记叙了鲁迅先生为了寻找“另一类的人们”而到南京求学的经过。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为雷电学校)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终于,科举梦和科学梦(洋务运动)都破灭了,国内的路走不通,所以鲁迅把目光投向了国外——日本。
1904年6月1日,鲁迅正式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提出了申请,并立即获得了批准。在日本,迅翁又因不满于“清国留学生”种种丑态,从而辗转到仙台,在这里他又结识了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治学严谨,对中国学生又很友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这让鲁迅先生颇感欣慰。然而,“匿名信事件”依然使他蒙受了民族自尊心被亵渎的刺激,“看电影事件”又使他终于意识到医学救国的路走不通,最终“弃医从文”。鲁迅先生深深体味了中国人受歧视、压迫的苦境,一种巨大的激愤,把他卷入到深刻的反思中了: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 《呐喊·自序》
1909年8月,鲁迅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应邀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师。1910年7月,鲁迅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并兼博物学及生理卫生学教师。1912年春,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抵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迁北京,任职至1926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大约可形容鲁迅先生探寻真理的精神。
可是,回到中国后的日子又如何呢?看《小引》便可知端倪。1926年,鲁迅告别了生活了14年的北京城,漂泊到了厦门(之后又去了广东)。这一选择对他有着很深的意味,说是一次“精神的自我放流”也是不过分的。他厌恶了北京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对所谓学人、作家,生出了厌倦之敌意。去荒凉的小城,远离着文化中心,内心有一种松弛之感,那蓝色的大海,岑寂的校园,高远的天空,给予他的,应当是另一种色调。他其实是为了另一种生活,才作出这样的选择的。漂泊,给他带来的,全新的生活。这全新的生活又好比他的一个个全新的希望,陆续耗尽了他全部的青春。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希望》)
对于先生离开北京前后的思想的研究,李长之先生最有发言权: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岁,时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把攻击《现代评论派》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期的开始,是女师大事件。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他赴厦门,又赴广东,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
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历经科技救国的、医学救国、文艺救国的鲁迅,更像是一个永无归宿的流浪者,他的行囊里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这其实也反映了鲁迅内心的矛盾,他对故乡时时反顾,这是不能割断的情感所致;然而,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着、批判者,他用充满疑惑的眼睛逼视着自己的真实存在,这就让那种“无乡之感”贯穿了其生命的始终。鲁迅的思乡之情与无乡之感的矛盾,在《朝花夕拾》这部作品中表现为鲁迅式的思乡的蛊惑,即温馨的回忆中又兼具诗化、写意的内容。
结语:旧事重提——鲁迅是谁?
笔者比较认同陈丹青先生的观点,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笑谈大先生》)现将陈先生的文章抄录如下:
依我之见,历来颇受推崇的那些批判性极强的“革命”文章,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做 “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放松;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张力与维度。他的语气和风姿,哪里只是峻急锋利这一路?他会忽儿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儿辛辣顽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儿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儿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儿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陈丹青先生对鲁迅之“好玩”的诠释,让人拍案称奇。在陈先生看来,鲁迅的风格本是多样化的:辛辣顽皮、淳厚沉郁、平实郑重、温润出神……鲁迅的文章就是在“玩自己人格的张力与维度”。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匕首投枪式的峻急锋利几乎成了鲁迅的全部,作为革命者面目狰狞的形象固化到了万千读者的心中,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的误解甚至亵渎。就《朝花夕拾》这部书而言,人教社的语文教材将其解读为“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解读者试图尝试着弱化鲁迅的革命形象,而有意识地强化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应该说,这样的解读很有见地,很能契合当下价值观多元的这个大时代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解读者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部书中的对回忆进行诗化、写意的现象。这已经说明“鲁迅”不是谁的图腾,而是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执牛耳者自己心中的图腾。
有人说,读书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死人打交道,图书馆堆积的基本上都是思索着的木乃伊,新华书店出售的大部分也是亡灵的墓志铭。读鲁迅的书,其实还一个好处,至少他不会站出来说“我不是这样想的”。目前,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鲁迅正在退出教材,甚至招致被和谐的命运。在为外物所累的感性社会里,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义无反顾的理性精神,作为珍奇的装帧,被尘封在故纸堆中;作为实在的财富,却被悄无声息地遗忘了。鲁迅先生在不同时期的待遇昭示出,一切伟大的人死了之后都只是傀儡——鲁迅也不例外。吊诡的是,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一文中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变成傀儡了。”
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