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 点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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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以《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而成名，无疑影响了一代“热血青年”。这本书之后，周国平的写作重心却渐渐转向非学术性的散文、随笔，获得了出版上极大的成功。渐渐地，他的散文被一些畅销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等广泛转载，也有篇目被选入中学课本，使得他的散文在青年读者中的渗透力少有人及，称之为“周国平现象”是毫不为过的。“周国平散文热”背后的成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期的土壤造就了周国平的名声。正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开启了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金庸、琼瑶的小说唤醒了人们的情感世界，以及90年代初的台港流行音乐更新了大众文化的视野。周国平散文热的背后，也有着相似的情绪躁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冲刷下的社会，人心浮躁，容易迷失自我，周国平娓娓而谈的哲理散文善于抓住人心所缺，正是应时而易懂，给燥热不安的年代开出了一帖清凉剂，一时共鸣者甚多。 然而在热度之外，也有不同的声音，尤为刺耳的是斥其作品为“心灵鸡汤”、“哲学花边”、“致幻剂”。笔者认为，在这些声音中，也的确潜藏着周国平散文创作的困境与危机。
“顺滑”的布道，无用的严谨
事实上，周国平本人并不同意“鸡汤”的说法。他的散文从表面看上去，恰恰是“鸡汤”的反面。如果说惯见的“心灵鸡汤”以“小故事+小情调+小哲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地吹拂滋润人心，继而在一片和煦中抚平、缓解、麻木读者内心的焦虑，使他们获得某种“正能量”，姿态上是俯身倾听或至少平视的，那么周国平的散文则恰恰相反：常常是一种高姿态的“端坐云端”的说教与训导。
周国平的散文写作始于80年代，起初还不乏平易真挚，写到后来，愈写愈“顺滑”，连感想也日渐乏善可陈。
随便摘抄一些段落：
“如何花钱比如何挣钱更能见出一个人的品位高下”；（《简单生活》） “幸福是一种苟且，不愿苟且者不可能幸福”；（《论幸福》） “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人生意义的独特领悟和坚守，从而使你的自我闪放出个性的光华”；（《人生的三个觉醒》） “由男人的眼光看，一个太依赖的女人是可怜的，一个太独立的女人却是可怕的，和她们在一起生活都累。最好是既独立，又依赖，人格上独立，情感上依赖，这样的女人才是可爱的，和她一起生活既轻松又富有情趣。”（《我眼中的好女人》） ……
类似的议论有几个特点：一是惯用绝对判断句，“……才能……”、“是……的必要的”、“它决定了……”，“不是……而是……”，此类句式是周国平散文写作的基本句式，这样的绝对判断多了，难免使人有接受训导之感，被迫仰视之感。二是，散文所发表的议论多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比如“成为你自己”、“独处的充实”、“读永恒的书”，“度一个创造的人生”……这些“训导”也许未必人人能做到，但却是人人认可的东西，听起来好比幼儿园老师教育学生“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对人要有礼貌”。当然正确的层次不一样，同为正确却无可厚非。因为绝不会有人认为“不要成为你自己”、“要读速朽的书”、“庸庸碌碌过一生”这些反向推导出来的意思是高明正确的；第三，这些议论又往往浮在空中，惯用概念与虚词，处处皆警句，殊不知文章中偶有警句是为“文眼”，处处是“文眼”，等于精神涣散，有句无篇。随便拈起周的散文中常论及的“神圣”、“高贵”、“宽容”、“灵魂”、“生命”、“信仰”、“永恒”、“创造”、“超脱”、“自爱”……都不容易落到实处。周国平热衷于讨论精神现象，但讨论的方式很难说是触及事物本质而给人以怎样的震撼。从修辞上讲，能够直抵事物本质的，并非这一类虚词或抽象词汇，而恰恰是具象化的词汇。出色的诗歌，富有诗意的作品，也无不擅长将抽象的东西具象化，无论情感，抑或思想。类似“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样的，在现代诗歌中也比比皆是。散文中的说理抒情，固然不总借助象征比喻，但绝非概念堆砌、从抽象到抽象就能完成。
以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就是为人诟病的“说教气”、“布道味”。周国平欣赏爱默生那类西方的“essay”，先不论他是否学到了爱默生的优雅雄辩，在“牧师气”上倒是如出一辙。随笔作家李长声在一篇名为《武士家计账与张大点日记》的文章中，对日本书市上此类作品有“教养新书”的提法，所谓“教养”，也即“布道”，可谓一针见血。
周国平的散文看上去是“鸡汤”的反面———并非“润物细无声”地起到使人麻木和熏熏然的效果，而是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充当大众的心灵导师、情感导师。可是这两者之间也并非没有联系：如果说“心灵鸡汤”只能使人获得一时的安慰与麻木，“哲学布道文”则徒然抛给众人一则则虚妄的允诺，似乎遵照“旨意”照做了，就能获得至福，殊不知人生与人生、感受与感受本无可比性，而现代人所困所惑的，也不是只有他自顾自假设的那些：金钱、豪宅、地位、名声。因此，“鸡汤文”与“布道文”对人生的实际问题和实际困境，都无法深入具体地触及，更别说深刻共鸣了，在触碰真实人生的方式上，这两种文章是殊途而同归。
此外，从写作方式上看，周国平的散文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擅长说理和论证，并且尽量讲求层层递进，严丝合缝，照顾全面。这大概也是中学课本、试卷爱选用他的文章的一大原因。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凡事都求标准答案，文科教育也不能幸免。比如收进中学教材的《家》，用了三个比喻来比喻家：“船”，“温暖的海湾”，“永远的海岸”，层次分明，思路清晰，不乏抒情。然而仔细想想，这样的文章只要有心模仿，几乎可以作为万能作文公式，无穷无尽地演绎下去，毫无独特性与创造性。纯议论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有《读〈务虚笔记〉的笔记》一文中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史铁生《务虚笔记》中涉及爱情的部分，大意是：孤独创造了爱情，多向的爱情则使孤独的背景消失，从而使爱情的原因消失。爱情中一旦有了谎言，爱的本质就遭到毁坏，爱就成了“欲”。史铁生对于“爱”与“性”的纠缠不清有困惑，有追问，但仍是对爱情抱有美好的信念，因为他最后通过葵林的那个女人说出了对爱的相信。而周国平则绕了很多文字圈子迟迟疑疑说出“人没有办法证明爱情不是情欲所伪装出来的”，“人注定要承受性与爱的悖论”，说得明白一点，他的爱情宽容（怀疑）论，其实是基于人性自私论的。周国平的散文，在论证的严谨上也许比史铁生更为完整，然而论起文章内在的精神品格，他却输了许多———史铁生通过考问人性终而肯定人性，周国平则貌似肯定人这种社会性动物对爱的需求的必然性，实则否定了纯粹的、永恒的爱情。一篇文章，其中的论证再怎么严丝合缝，步步谨慎，处处公允，得出的结论却是平庸而无建设性的，那么这样的严密又有何意义？散文这一文体，说起来兼容并包，十分自由，然而其中亦有微妙的法度。周作人在《文章的放荡》一文中，赞赏“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认为“艺术是情绪的操练”，何妨偏激，何妨一意孤行？鲁迅也说了：“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正是深谙散文写作的真谛。
“反世俗”的世俗
谈到创作观，周国平对20世纪的散文史明显也有所认知和梳理，并在其中给自己的散文找到了定位：
“在中国文坛上，载道文学一向占据着正统的地位，表现人性和自我的作品却遭到排斥与冷落。像袁中郎这样富有个性色彩的可爱的作家，他的作品竟被清朝统治者埋没了将近三百年之久。直到半个世纪前，林语堂、周作人一帮文人，由于性情相近，仿佛是重新发现了他。……那种追随和注解时代精神的载道文学其实只能得势一时，唯有真正切近人生的好作品才有耐久的生命力，因为时代在变化，而人终归是人。……”（《人生贵在行胸臆》）
读起来似没有什么问题，而笔者也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周作人的“言志观”。不过周作人也说了，若“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和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言志与载道之间并无绝对界线，意会者自能意会，牵强者，不免陷入绝对化的窠臼。关于言志说，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是：“我”能否超然独立于社会现实，是否就完全不需要一种历史意识和针对当下的反思精神？“遵命文学”固然偏离自我，有违本文本质，遗世独立，刻意避世，“我”又将何附焉？退一步讲，那些自我标榜为“言志派”的作家，是否真能退守内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造象牙塔？“言志”的真精神，除了对自我的坚守，还应具有一种真正的反世俗精神，一种敢于对抗现实、批判现实的勇气。
而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疏离现实、政治的那些经典———魏晋文章、陶渊明的诗文、废名或沈从文的小说……或放荡不羁，或逍遥自得，或恬淡自守，背后都有一种厚重坚实的东西在支撑，这种东西，又恰恰与“载道”意识脱不开干系。即使是被鲁迅讥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的废名，其小说牧歌情调背后亦深隐着文明的忧患。周作人从晚明小品文中寻求“言志”的传承，然晚明文人及他们作品中的自由自是自适，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
周作人后期固然醉心于“自己的园地”，原先却也有“谈龙”、“谈虎”的社会激情。充满人性温度的文学，无论是在古代，抑或现代以来，都不可能“为艺术而艺术”。
因此，读周国平的散文，时常觉得有所欠缺和遗憾———在他散文时常流露出的“反世俗”姿态背后，又隐藏着另一层世俗色彩：他的散文有时候太过现实，他笔下通常所写，大多围绕“如何处世与自处”的浅层人生智慧，却又被包装成超尘拔俗的哲理。但有时候，却又缺乏真正的现实精神，也即一种省他和自省的意识和勇气。
在太过“现实”的方面，这种欠缺主要表现为一种消解深刻的倾向。周国平深为服膺的是叔本华、尼采、柏格森……那些倡导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因此周国平的散文也以探讨个体的内生命为主。“生命”一词，在周国平的散文里出现频率非常高，从他的散文标题就可窥见一二，如《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闲适：享受生命本身》《热爱生命》……周国平散文的拒“道”而言“志”，看中个体生命感觉，内在心灵状态，说白了，是以哲学思考的方式切入到寻常生活中去，出发点也许并无问题，可是一篇篇读下来，难免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即常常以探究的姿态开始，而过程浅尝辄止，走向无意义的、平庸的结论。他的这一倾向是具有一贯性的，如写于1985年的 《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中声称“我嫌尼采仍不够健康”云云，叔本华也好，尼采也好，是比较悲观，然而悲观不等不于“不健康”，悲观者、厌世者，常常不过是有过高的理想而不可得，没有跋涉的艰辛的人，自然可以保持“健康”； 《幸福的西绪弗斯》 中，西绪弗斯不再徒劳而执着地推巨石，而是“吹着口哨，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脸无忧无虑的神情”，逮起了蝴蝶。而“我”感叹：“总有些事情是宙斯的神威鞭长莫及的，那是一些太细小的事情，在那里便有了西绪弗斯（和我们整个人类）的幸福”； 《对人性的不同解释》 中，所谓“动物状态也许是人所能达到的最单纯的状态”，“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是融知、情、意一体的”……对人的本能、感性一面的强调，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快乐主义”。周国平几乎所有散文里都洋溢着对此种“平常心”的津津乐道，即使遭遇困境，也能够用这种充分体现世俗生活欲求的“哲学”消解之和超脱之。周国平散文里的大小道理，并无其它，看上去反物质欲求，求心灵沉潜，但又满足于精神的浅层满足、感性满足，无疑具有消解深刻的世俗化倾向。
这种倾向无疑迎合了许多疲累于生存而心灵无处安放的读者们的需求———活着已经够累了，求什么深刻？他自己也曾提及对“深刻”的看法，他说：“我已经厌倦那种永远深刻的灵魂，它是狭窄的无底洞，里面没有光亮，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玩笑和游戏。博大的深刻不避肤浅。走出深刻，这也是一种超脱。” （《超脱：与世俗保持距离》）。然而，一个天性悲观深刻的灵魂，是不是能够选择一会儿深刻，一会儿肤浅？譬如叔本华？尼采？卡夫卡？博大的深刻，又是一种怎样的“深刻”？
因此就不难理解，周国平散文的“志”，外壳是形而上的，也即“反世俗”的，本质上却带有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世俗一点没有问题，然其中那种趋乐避忧的倾向，的确对历史、现实或人性都有一种闪躲，思考方式的过于“向内缩”，也无法使个别上升为普遍，削弱了议论、说理本该有的感染力。
尤其是《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其中涉及“文革”的部分，常常被一种自哀自怜的情绪所笼罩，笔触琐碎累赘，对比杨绛的 《干校六记》 那种举重若轻、悲悯深刻的笔触，艺术价值有云泥之别。在这部自传中，周国平关于他第一次婚变的辩解尤其令人咋舌：他在农村时为解寂寞自愿选择了“敏子”，后来命运出现转机，他还是摆脱了当时这个“权宜之计”。在写到此事时，即使不愿意公开自责亦可保持沉默，他却辩解自己起初结婚是因为不耐寂寞，后来发现自己要求比较高而出轨，并且“敏子”也自觉配不上他，竭力美化自己对前妻的“不忍”与“妥善处理”，这真是一种充满了自恋与优越感的“人道主义”。再对比该书“人间温暖”部分中所写， “有一位华侨学生，待人接物很有教养，显然见过世面，却对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以一种哲人的风度安于小县城的平淡日子，也安于在当地娶的很不匹配的妻子……”，“不匹配”三个字，也佐证了作者基于世俗标准的价值衡量。基于这样的衡量标准和言说姿态，要求作者具有“自省”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我们如何要求一个认可世俗者真正做到反思世俗、一个自恋的人做到自我反省？散文这一文类作为写作者“灵魂的裸泳”，其魅力除了来自语言之外，全有赖于作者自身的人格魅力与独一无二的审美趣味，任何对自我的掩饰或伪饰，都是对散文创作的一种伤害。
有论者指出，周国平是一个“宁静的守望的学者造型”，“没有视角，只有事实；没有思想，只有思考”。这样的写作，往往凡事取其中间价值，既不拥抱什么，也不辛苦地追问、反思或反对什么，也许无所损毁，但也无所建树。明哲保身也好，世俗化也罢，在一些写作者身上出现都并不奇怪，也无需苛责，但是阅读周国平的散文，就会发现存在于其散文故作深刻的“反世俗”姿态背后的不彻底性甚至是强烈反差，使人觉得这样的文字难免显得“举轻若重”，表里不符。
周国平散文受到女性读者热烈追捧
“书畅销”还是“畅销书”作家？
按尧斯《接受美学》中的理论，作品写出来，还不是完整的作品，一部作品创作完成，经过流通与读者的接受，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作品。周国平散文在很大程度上，已是读者眼中的“周国平散文”。当大众冠之以“哲理散文”的美誉，周国平本人或许不会不清楚，这既是一种完成，也是一种失落。完成的，是图书市场上“周国平散文”这个定位，失落与牺牲的，是他散文另外的方面，甚至是另外的可能。标签的好处在于醒目、鲜明。经典或许常被贴标签，被贴了标签的，却未必是经典。撇开市场的定位，周国平散文中倒的确有一些可被称作名副其实“哲理随笔”的文章，如前文提到的“哲学：对世界的认识”一辑，以及《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一书中的大部分，带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学理性，但这类学术随笔为普通读者接受的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周国平散文中影响较大、比较畅销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1
一类是泛泛而谈的人生道理。这类道理一部分带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如《闲适：享受生命本身》《超脱：与世俗保持距离》《热爱生命》《亲近自然》《痛苦的价值》等等，无外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人活着以及活着所经历的一切有何意义？人应该怎么活？……这种将人生放到哲学命题的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感悟的方式，无疑还是能够让许多读者有所注目的———芸芸众生中的大多数，只是生活在生活之中，而并不擅长解剖生活、提炼生活、言说生活。另一部分则应时而易懂，某种程度上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如《名人和明星》《都市里的外乡人》《电脑：现代文明的陷阱？》《奢侈品的不便》，以及散文集《善良·丰富·高贵》 里的许多稍具批判性质的文章，《做一个有灵魂的人》等等，笔触依然较多生硬说理，显得缺乏情怀的浸润。此外，针对现代人的浮躁，作者开出的药方：“善良”、“丰富”、“高贵”等等，更是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社会的一块万能膏药，带有强烈的布道气味。
2
一类是有关“爱情关系学”的散文。周国平最初写这类散文不乏经验之谈，有些是为了纾解自己的困惑而写的，如《各自的朝圣路》中“爱者的反思”一辑，多能从他的一些自传性文字中找到写作初衷。后来的一些文章里，对两性关系的解读则大有泛滥之势，类似于《女性是永恒的象征》《女性价值》《女性魅力》《性爱伦理学》《爱情学大纲》《婚姻与爱情》……其中充斥着此类言论：“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女人不宜搞哲学”、女人应学会做“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等等。有些不啻是提供给女性读者的“性别教养读物”，有些不过是众多将女性理想化、神圣化声音中的一种，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没什么稀奇。然而无论是文章标题还是内容，都足够温情脉脉、吸引眼球，无怪乎常被《读者》《青年文摘》一类杂志转载。
3
另外一类较为特殊的则是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这样的纪实文学。事实上，在周国平的所有散文中，倒是这本书的畅销无关某种写作模式。也许是因为他在此书中部分地放下了“哲学家”架子，并撕开了自己一贯的冷静、智慧、高明的面具，将人生苦难全盘托出，尽管在某些细节上依然有值得推敲之处，但总体上仍是值得肯定的佳作。以哲学的省思升华苦难，大胆呈现自己内心的绝望、挣扎、困惑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自责，一下子切实拉近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这些大概是这本书获得巨大反响的原因。而《妞妞》这本书的热销与引起的热议，也带动了周国平其它散文的关注度。相较而言，同为纪实文学，《宝贝，宝贝》打着续作的旗号出版，关注度明显不如《妞妞》，甚至有许多读者读了之后十分失望，大概是因为这本书过于像一本“育儿笔记”，笔触琐碎唠叨充满自得，“高明的哲学家父亲”的形象代替了那个“凡人周国平”，散文的真气味、真灵魂再度被削弱了。
畅销书是各国都不鲜见的事物，然而读者及作家对畅销书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比如村上春树的书极畅销，在日本文学界却并不太受重视。对此，陈希我坦言，“文学本来就不是大众能理解的”，并举井上靖为例：“当年作家井上靖的书在中国卖得不好，他来中国时，我们不好意思，说他的书卖得好，不料他反而不高兴：有那么多人读得懂我的书？”大江健三郎也持类似看法。
平心而论，一个作家写出了畅销的书，并不值得羞耻，也并不值得特别荣耀。畅销书未必都不好，但“速朽”的例子也不少。“畅销”没必要被妖魔化，值得警惕的倒是“读者决定论”。周国平自己就持这种论调。比如他经常提及自己的书如何畅销，出版数目几何。在那部自传中，他也提及哲学学术圈内对自己此类非学术化的“哲理散文”很不以为然，这当然无关散文本身。有意味的是周国平的回应：“我的作品为我在专业范围之外赢得了广大读者，同时也使我在一些专业人士那里遭到了不务正业的讥评。好在我对此不太在意，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
读者决定论，颇似目前中国电影界的票房决定论，在票房决定论下，凡票房高的，意味着愿意看的人多，看的人多，自然就是好电影。这种怪现象、怪逻辑背后成因复杂，但无疑误了不少真正的好电影，误了不少本可以拍出好电影的有才华的导演。在票房决定论下，一些电影，诸如有名的烂片 《富春山居图》 这样的，票房一路飘红，口碑一路飘黑。不得不承认，观众与电影，读者与文本，互相依赖的同时又互相损伤，是当下奇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如果说，一个作家不但写出了畅销书，还写出了好书，这样的作家可被称作“书畅销作家”。相反，如果作家写出来的书只是畅销，或只是“应时而易懂”地畅销，并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无疑可归入“畅销书作家”。那么，周国平到底该被归入哪一类呢？
事实上，世易时移，被周国平的“哲学奶水”所“哺乳”过的那些青年们，被周国平的“两性关系学”散文赞美恭维过的女性，有许多已经渐渐觉出其散文实际上的缺乏营养和自我重复。比如不乏有读者表示“以前喜欢，现在不喜欢了”。而去年年底，当周国平在网络上引用自己过去所写的有关女性的段落： “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引起了一众女性的反感，周国平显然有点错愕。他不明白的是：“如今这个时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觉醒，越来越多的女人懂得，成为自己，应该优先于成为情人、妻子和母亲。”对比鲁迅与周作人所发表过的一些女性观，周国平的言论显然是一种启蒙的倒退，而应之而起的、对他的“哲理散文”的质疑和批判，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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