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是苏东坡诞辰985周年，登陆海南925周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是苏东坡终老921周年。为表示对东坡先生的景仰与纪念，我们特邀发布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新作《苏东坡的最后四年》，以飨读者。
苏东坡的最后四年
[摘要] 苏东坡一生仕途40年，既有领三部尚书、翰林学士、历典八州的辉煌，也有自求外放、颠沛流离、贬谪海外的困厄。人生中最后四年，是他一生思想、文学、人格、意志最为成熟、最为丰富、最具魅力的时期。特别是他平生首次跨越海峡，以“九死南荒”的代价换取的生命体验，使他的命运悲剧达到顶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使他的理念、意志、文章乃至书法创作水平等达到顶峰。居儋三年，思想学术集大成，成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的杰出代表。最后一年，北归奔波，情思波澜，身心疲惫，老病废忘，却也心系民众，情牵手足，义贯长虹，以至虽终老常州而彪炳千秋。
主题词：苏东坡；仕途；琼州、常州、功业
一、导语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出版传媒集团主管的《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11月号（第44期）推出“苏东坡地理”特刊，除介绍东坡书画和人生态度之外，重点推介了四个城市：眉山、杭州、黄州和儋州，其中作为“封面故事”，发表专文《“每被贬一次，苏轼对人生的理解就更深入一层”——专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教授周裕锴》。文章指出：“苏轼曾经总结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就是说，每被贬一次，他对人生的理解就更深入了一层。”“到了惠州和儋州以后，苏轼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用复旦大学王水照老师和朱刚老师在《苏轼评传》里面的话来说，苏轼到了惠州和儋州以后完成了‘由臣向人’的转变。他开始更多地跟当地的平民百姓交往，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了一个普通人。在后世的苏轼画像《东坡笠屐图》中，他往往拄着一根拐杖，戴着一顶斗笠，穿着一双木屐，这正是苏轼晚年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现在流传下来的东坡画像，很少有他戴着官帽的，这一点他的画像比杜甫还像平民，杜甫的画像里面还有戴着官帽的，但是苏轼往往戴着民间的斗笠。东坡戴斗笠的画像，不光是在中国宋元明清时期有流传，而且远播日本、韩国。”
苏东坡生命旅程的最后四年，给人们留下的就是这样“晚来更着黎衣冠”的俗人世象，但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与人格意志的智慧顽强，却又超群脱俗，逸群绝伦。
二、绝冠平生的海外逆旅
被贬惠州，已是岭南，瘴雨蛮烟。而再贬海外，无论是苏东坡还是作此决断的宰相章惇，都不知道此一去会是多少年。东坡先生自己，是早在贬琼途中，于广西梧州已经写下诗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把自己的全部余生，一律交付海南了。
（一）流贬儋州，其实就是一场官场游戏
唐宋时期，流放被统治者自诩为仁慈的刑罚，即后世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体现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北宋更是宽待文官，以不杀为仁。因此，流放贬谪即成为降死一等的重刑。宋时海南，“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而且“非人所居”，“瘴疠肆虐”，“蛮夷之地”，是极为理想的死亡放逐之地。
宋绍圣三年（1096）春，东坡贬谪惠州已近三年，在朝云陪护下，生活渐次安定。一日睡醒，作诗《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1]
自己记述酣睡舒适，“本无怨刺，乃遭执政之怒。岂以其安于所遇，反不足以惬忌者之心耶？”[2]《东坡诗集注》则直接在诗题之下注曰：“按此诗执政闻而怒之再贬儋耳”。[3]
执政者的心胸果然就是如此狭隘。更为狭隘的则是：为什么要将苏东坡贬往儋州？
素闻有传，章惇因“子瞻”而联想“儋州”。果然查有出处：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有：“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4]
《东坡集》卷十五在“别集七十二条”中记：“苏子瞻谪儋州，人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人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人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騃虐之意。”[5]
宋罗大经在文言轶事小说《鹤林玉露》中《苏黄迁谪》一篇，也有相类记载。[6]
重要的官场任命，如此开玩笑。宰相章惇挖空心思，迫害、嫉妒，捉弄异己，以至如此。
（二）第一次破浪渡海，正是九死一生的起点
对于已抵岭南，经历惠州贬谪磨难的东坡来说，再贬一次，无非如此。然而，此次是艰险莫测的海外之地，不仅瘴疟弥漫，黎汉纷争，生存艰困，而且仅只琼州海峡的惊涛骇浪，就已令无数官宦士子闻风丧胆。
对此，东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也深知，“执政”正是不想再见到他，才出此贬策。生命中无数次渡过大江大河，无数次扁舟画舫击水拍浪，也曾写下“大江东去”的豪迈词章，但这是飓风无时、海流汹涌、波浪滔天的琼州海峡。东坡在惠州赴琼州途中，在人生第一次破浪渡海的前夕，致信好友广州太守王敏仲：“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7]坦然面对，置生死于度外。
到雷州，至徐闻递角场码头，与一同被贬，责授化州（今茂名辖）别驾、雷州安置的弟苏辙告别，东坡“渡海登舟，谓子过曰‘岂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耶？’”[8]由此，肉体上超越所有江河体验，将生命交付喜怒无常的大海之后，精神上也获得新的解脱，乘桴渡海，追寻新的意志力量，探求新的人生规律。
三年之后，东坡北归渡海时，突遇狂风巨浪，他充满自信与勇气地宣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9]
被他人视作九死一生，在东坡却是难得的生命体验。东坡为南海经历而惊叹：“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10]他的心境、理念，他的意志、情怀，由此都进入新的领域，有了更为广阔而博大的视野：“胡为适南海，复驾垂天雄。下视九万里，浩浩皆积风。回望古合州，属此琉璃钟。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11]在九万里之上，驾驭南海浩浩雄风，人类的悲欢离合，何足道哉！我的生命，已经融汇于一个崭新的天地，哪里还会有终结？
（三）三年海外，诗文书法“落笔辙为人传诵”
心智的老熟，意志的强大，品格的高达，情趣的融汇，使东坡文章、诗作、书法等创作，升华入新的境界。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之上，曾专记东坡海外和北归诸事：“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惟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黄州、惠州、儋州，三地贬谪，从东坡文章风格变化也足以看出，每贬一次，文章则老辣一层、恬淡一度，而更为世人追捧。
朱弁进而评论：“东坡诗文，落笔辙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公处，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一代文宗欧阳修公，如命爱才，也聪慧识才。
朱弁记述：“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2]崇宁（1102-1106）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二个年号，由苏东坡常州终老第二年开始，虽正值朝廷疯狂查处元祐党人，一再有旨天下“碑碣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13]然而民众狂热喜爱东坡海外诗文，“禁愈严而其传愈多”。
表现在书法方面，东坡海外经历也更增添笔下“大海风涛”的神韵。元代著名书画家郭畀（1280-1335），极其赞赏东坡海外北归之后的书法新意：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也。”[14]《晚香堂苏帖》中，亦载郭畀这一评价。[15]
（四）生命的境界升华为哲学的思考
身居海外，荒野孤岛，这是朝野群臣心目中的东坡处境。而东坡自身也真实地感受到 “海南荒陋，不类人世”，“食饮不具”，“非人所居”。但东坡自由的思想却升腾至另一个世界的高度——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16]
这充满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寓言故事，正是东坡横渡海峡、跨越涛峰浪谷之后的真实感受，也是他对生命无常的崭新认知。天水之际，有谁不在岛上？但“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何必纠缠于一时一事？东坡许多出自崭新视角的新奇观点，集中融合于在儋州完成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和《论语说》“三书”之中，代表着他领先世界的思想认知。
20世纪西方世界热衷于传播东方文明。千年之交，创刊于 1944 年的法国《世界报》 (Le Monde)向全球推荐12位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他们不是把苏东坡定位为文人或文豪，而是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极其尊崇苏东坡为人类思想文明所作出的非凡贡献。
三、九死南荒的生存智慧
唐宋贬官得旨贬谪琼州，即怨声载道、悲痛欲绝者不乏其人。苏东坡登上海南岛的第一首诗，即热情奔放地歌之咏之。海南三年，他把“非人所居”的儋州贬谪，变成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书岁月。
（一）心态乐观，登陆伊始即热情歌咏海南
从东坡上岛这一天起，海南文明史同时从无数个纬度展现出它不为人知的旷世之美。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东坡与幼子苏过一行顺利渡海。在琼州至儋州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南国急雨，淋醒了正在二人肩抬的竹椅上酣睡的东坡先生。夜宿时，他将路上梦中所得二句，续成一首五言古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
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
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17]
东坡自澄迈登陆，宿通潮驿。返琼州治所府城办理关隘文书，复沿海南岛西北隅，走澄迈、过临高、抵儋州。元符三年三月间又到昌化军所辖昌化县祭拜峻灵王，所经路线，一如半月弯弯，引张弓背。
登上澄迈县通潮阁，北望大海，中原一发，海天苍茫。中国在海内怀抱，如一颗米粒在硕大的粮仓之内。天风呼啸，吹散了幽幽怀古的情思。千山舞动，草木奔涌，如鱼龙飞跃；万谷呼号，回音四起，如酣畅笙钟。我在天宫中央，正与群仙相会，享用那极为奢华的钧天盛宴，还没有结束呢！一场急雨，有意而来，是众仙派遣群龙来催我写诗的吧？云色变幻，雷电天笑，这琼岛美妙的自然之音，正是九霄钧天广乐，此时已听不到蓬莱仙宫的乐曲了。
心情愉悦至极的苏东坡，一路观赏，一路感悟，一路赞叹，进入儋州境界。他看到琼西北最高的一座山岭——松林岭，山上山下彩石斑斓，遂有感而发。但他或许因语言不通，或许因时间不便，自顾写诗，称之为“儋耳山”：
突兀隘空虚，
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傍石，
尽是补天馀。[18]
一生登攀观赏过无数名山大川的苏东坡，此时，看到这一形似伏龟，并非奇雄伟岸的山岭，却大发感慨，极力称颂：突然耸立，挺然而出，把天空都挤得狭窄了；世间其他任何山峰，都不能比得了它。这是因为，道边的这些彩石，都是当年女娲补天时剩下来的。
松林岭位于儋州市区西北约36公里，山体海拔192.8米，由白垩纪鹿母湾组紫红色沉火山角砾集块岩、沉火山集块角砾岩组成，局部夹紫红色含砾岩屑长石中砂岩、细粒岩屑长石砂岩。其砾石岩性主要为紫红色（气孔状）碳酸盐化杏仁状安山岩。山间与道旁，多种紫红色岩石，使得东坡联想到女娲补天的彩石：不是没有补天的才华，而是没有了补天的岗位和机会。这使得饱览过天下名山的苏东坡，在这座不到两百米高、几乎四平八稳的松林岭面前，感到此山已经使得任何险峻名山都拜倒下风了。
（二）面对五重压力，顽强智慧生存
贬谪海外，是苏东坡一生面临压力最为惨重的历史时期。这种生命悲剧的上演，为苏东坡提供了顽强意志的浓烈背景，成为他智慧生存的强大动力。
1.政治上的摧残
朝中查处元祐党人的高压政策，并不因为苏东坡贬谪海外而有丝毫松动。政治上似乎已经不能再对这名无权罪臣予以惩处，但凡资助、关爱苏东坡的官吏都要严办，这对东坡造成的精神压力更为惨痛。《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有：“东坡至儋耳，军使张中请馆于行衙，又别饰官舍为安居计。朝廷命湖南提举常平董必者察访广西，遣使臣过海逐出之。中坐黜，死雷州；监司悉镌秩。”昌化军守张中因同意东坡父子暂租驿站，并且整修破败馆舍，因此被就地免职，客死雷州；其他有关人员因监管不力，均降级降职。
因为东坡获罪，他的弟弟苏辙，他和弟弟的儿子们，也都遭受牵累，不能就任要职。
2.亲眷间的思念
漂泊海外，思念之痛，时时摧残着东坡衰老的心灵。贬谪之痛，生活之苦，朝云之故，子孙别离，相见无期。精神世界的抚慰缺失，使东坡心生郁闷，豪放的躯体中那原本柔弱的灵魂更加悲切。
东坡也有时在书信中表达这无尽的思念：“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19]多有书信和诗作，寄与中原友好，表露孤独之情：“海外穷独，人事断绝。”“此中枯寂，殆非人世。”“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20]
在不断唱和陶渊明诗，以调适心境的同时，也在诗作或序言中流露出惦念之情：“与幼子过南来，余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21]
他在惠州时，给老友徐得之写信：“一家今作四处，住惠、筠、许、常也，然皆无恙。”[22]虽然痛苦，但不想让友人牵挂，也自我安慰：“然皆无恙”。
他虽在给友人书时自曰“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是为使友人“知之免忧”。然而，“老病之馀，复此穷独”，与众亲友“后会无期”的心境与状态，是难以掩饰的。
3.学术上的清剿
政治上的不断贬谪，必然导致学术上的清剿查禁。东坡在世时，已经多次因诗文至祸，甚至获赠者也被牵连。海外时期，戴罪之身，朝廷严查并强令焚毁东坡文稿、书板，东坡深恐牵连各方好友。
绍圣四年（1097）六月，东坡首至澄迈，专至好友赵梦得家中看望。赵梦得利用公务身份时常往来琼州与中原地区，多次为东坡捎带书信和物品给远在中原的长子苏迈等亲眷。东坡为赵家庭院内两亭题名，意犹未尽，又确实没有什么其他有价值的物件表达谢意，遂将自己旧时书写的数十件陶、杜诗作，以及自己几件旧时作品，书赠赵梦得。周必大《跋东坡与赵梦得帖》记述：东坡“特畏祸，不欲赋诗，故录陶杜篇并旧作，累数十纸以寓意。”[23]
朱弁《风月堂诗话》记载了朝廷悬赏举报严查东坡海外诗事：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24]朝廷查禁，悬赏举报，赏钱竟高达八十万。
东坡离开海南后，所作《东坡易传》，只得易名“毗陵易传”，原因即是“其书初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25]这种打压、查禁，对于一生坚持写作的东坡先生，是致命的。
4.身体上的病痛
东坡自贬惠州，身体状态明显变差。“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26]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更为恶劣。他原有的火眼（赤目，即红眼病）、齿痛、痔疮等病更加严重。
宋时照明，朝廷中有优质蜡烛，明亮而少烟气。东坡贬谪，夜间读书写作仅有油灯，而且只能用十分低劣的松油、桐油，光线昏暗，浓烟熏燎，眼睛时常红肿。元丰三年（1080）始，东坡在黄州，曾因“赤目”发作，长达数月闭门谢客，故有苏轼病故之讹传。黄州后期，已发展到不堪视物的境地，视觉功能有损，睁开闭合与活动眼珠也有痛感。
《晚香堂苏帖》还记载了苏东坡牙齿的病痛：“齿痛，风热在骨耳。轼近苦此，服地黄丸，似有效。”[27]
眼睛、牙齿都已患病，东坡写下《治眼齿》一文，却从理政治国的角度论说哲理：“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28]管理民众，应当休养生息、保存力量；治理部队，则应经常训练、不断使用。
东坡最重的病是痔疮。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东坡与苏辙相别渡海，“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
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姜唐佐自琼至儋，求教苏门，东坡书《与姜唐佐》所记，已经难以起身：“病卧不能裁答，聊奉手启。”
5.生活中的困窘
东坡晚年，常为饥肠所累，儋州时期，是以为最。后世论者，或许研究与欣赏东坡此时意志与品格有余，而认识与重视东坡父子时常为吃饱而操虑则往往不足。只看到东坡潇洒超脱的风流气韵，未觉察东坡精神与身体承受的苦痛和折磨。
东坡居儋，“尽卖酒器，以供衣食”。[29]抵儋次年，灾荒少产，“米皆不熟”，“儋人无蓄藏”，“资养所给，求辄无有”，“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30]东坡不得不到东家祭灶台前去吃些祭品充饥。甚而至于除夕之夜饥肠辘辘，与远道而来看望东坡先生的吴子野一起，以牛粪烧几个小芋头，就过新年了：
松风溜溜作春寒，
伴我饥肠响夜阑。
牛粪火中烧芋子，
山人更吃懒残残。 [31]
东坡先生十分尊崇、喜爱陶渊明。陶也有饥馑难耐之时：“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只好“乞食”，讨要。然而，东坡并不乞讨。他与苏过在极其难熬的饥饿之时，同学“龟息法”：“每日辄引吭东望，吸初日光，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32] 这种自欺欺人的“法术”，肯定无效，但东坡父子热情不减，“遂不复饥”。
（三）在艰涩食材中吃出“未始有也”的美味
东坡居儋，自己记载了生存环境之艰辛：“海南风俗：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室，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33]他是把吃放在第一位的。中原习俗，食以羊肉为贵，猪肉等而下之。然而海外儋耳，难能有肉，偶有村民就近得到一些海产品，东坡也是习惯性厌之腥臊的。他把这里“饮咸食腥”作为生存条件恶劣的例证，写给内地的朋友们。
但是，饥馑难忍，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他亲写一帖，记载这样的快乐感受：
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牙齿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34]
乡亲们绝不吝啬，得数升蚝肉，可见送来的生蚝数量之多。浆水煮食，一日不尽，再加酒煮。仍未吃完，再挑选大的蚝肉，海鲜烧烤，就这样享受，并由此载入史册，“食之甚美，未始有也”。乡亲关爱，时有所赠，每次都向儿子苏过叮嘱：不要让那些北方君子知道，以防他们争相学我，求谪海南，分我的美味！
村民关照不是恒定的，而且乡亲们也时常为食物发愁。大家饿肚子是常态。东坡曾有诗记下另一件美食发明的快乐过程，诗题为：《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曰：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35]
为什么苏过这一“色香味皆奇绝”的美食创意，得到老父东坡的如此看重？是因为北海的金齑玉脍，也比不上自己碗中芋头碎末煮成的玉糁羹。食遍天下的苏东坡，此时认定：“人间决无此味也。”
（四）自足养生，学习儋耳人“百余岁岂足道也”
东坡晚年，初渡海外，诸事新奇。元符元年（1098）九月二十七日，秋雨不止，到儋州已逾一年的东坡先生，一日发现卧榻帏帐之下，“有白蚁升余，皆已腐烂，感叹不已”，信手书成《记海南风土》一文：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庄子曰 ：“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则固塞其窦。”岂不然哉。[36]
这除去在为儋人长寿毫无顾忌地代言之外，还表露出东坡对海外新奇世界的探索研究与认识，展示了东坡对于生命与环境关系认知的提升，也包含着东坡渐次适应海外生存，“习而安之”，向着“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目标努力的心态。
在儋州，他写了长篇的《续养生论》、《艾人着灸法》《记养黄中》等理论文章，高兴地宣称：“非谪于海外，安得此庆也耶！”[37]与此同时，他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实践。
他总结了自己海外养生日常必修的三个主要项目，写成《谪居三适》：《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
中午倚窗坐睡，在海南显得特别重要。而且，静坐是清心的首要环节，东坡十分看重。他自记：“吾终日默坐，以守黄中。”[38]静默以坐，有什么好处呢？东坡有诗曰：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39]
静坐，一日等于两日。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样算来，一百四十岁，在东坡先生看来，是有可能的。然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有这样珍奇的“福利”待遇的。东坡专门另有一文解说此事：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复生，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可能有此效！既无反恶，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不下。’晁无咎言：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予亦记前辈有诗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终身守之。[40]
这里触及养生的根本性问题：养生必养心，养心须修身。如果做着“不可言、不可作”的恶事、丑事、亏心事，又想着延年益寿，自己心中的关也过不去。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也会体现在生命之中。多做好事，多行义举，这便是“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的好药汤，既不会因为药的苦口而呕吐，还不用花药钱。
暴戾之气、轻生之习、虐待之恶、抑郁之痛、贪婪之梦、攀比之俗、恶语之向、争斗之狠，等等，这些当代社会“不可言、不可作”的丑事，都应在东坡先生提倡的静坐之中，常思常清，以换取长寿的药汤。
这种思想境界，使东坡在险恶贬谪之地与民同甘共苦，且韵味横生、情趣盎然、自得其乐。
（五）汲江煎茶，桄榔庵中海内外名士品茗论道
宋昌化军治，即今儋州市中和镇，西面临海，每有潮涨，海水漫流，以至“百井皆咸”。《万历儋州志》“涨海”篇记：“飓风起西北，挟雨，海水须臾高溢十余丈，漫屋淹田。即无大雨，江水涨邑，则田畴积咸，连年失耕，沿海图分最苦之。”[41]东坡嗜茶，而且对茶、水、火、皿等关键因素极为重视，绝不应付。
古人烹茶取水，上品为山泉，中品为江流，下品为井池。东坡居儋，多方探寻，饮用比照，发现天庆观泉水相对适宜煎茶。东坡居儋，“结茅数椽”，买地盖了几间屋。“乳泉井，在城东南朝天宫前。旧志云：东坡居天庆观。得井泉，味美，色白如乳，作《乳泉赋》，未尝示人。”[42]此泉虽好，只是相对于“百井皆咸”而言，毕竟不及东坡期望值，且井泉之水仍系“死水”。依当年儋州生产力状态，所谓井水，也仅是浅层地表之水。
元符元年（1100）春，东坡居儋第三年，人熟地熟。他不再满足于天庆观乳泉，开始夜出城门，自汲江水，得涌流活水，清澈甘甜，兴奋不已，遂赋诗抒怀：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数荒村长短更。[43]
春江月色，夜静更深。众人皆睡，浊气不闻；东坡独醒，步出北门。江上清风，松间月明，陪伴坡仙，钓石亲临，以汲深清，活水流奔。江水映月，一瓢收存，春瓮盈盈，足意满心，是夜分瓶，梦也清纯。东坡回到桄榔庵，以小杓分江，夜瓶另储。次日煎茶，自饮饮人……
东坡居儋，时常约请好友品茶。他书帖致赵梦得：“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44]姜唐佐从学东坡，居儋州半年有余，东坡多次邀约饮好茶：“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45]
（六）一次笠屐，千年争颂，追寻源头已成文化现象
一人一事，成为千年画坛争相描绘的素材，并不多见。东坡居儋，偶有一次戴竹笠、着木屐，即是难得的实例。
南宋费衮，字补之，无锡人，绍熙(1190-1194)国子监免解进士。所著《梁溪漫志》中有《东坡戴笠》一章，记有：“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箬笠戴之，着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46]东坡笠屐故事发生在儋州，但影响海内外已近千年。什么人第一次为东坡画笠屐像？哪位画家的东坡笠屐图更准确逼真？存世最早的东坡笠屐图是哪一件……
海南苏学研究专家韩国强，生于东坡当年戴笠着屐的昌化军治，今日儋州市中和镇，多年专注研判考论这一课题，有专著《东坡笠屐图简论》。他提出北宋李公麟最早并多次绘成东坡笠屐图，后世更多名家争画这一题材。清代书法家、文学家翁方纲有《再跋朱兰嵎画坡公像》指出：李公麟（字伯时）以元符三年（1100）致仕，归老龙眠山，坡公在儋与黎子云兄弟往还，在元符元年（1098）。东坡在儋遇雨借笠屐事，当是伯时归山后，江岭间传其逸韵，而故友山居闻之，遂写以为实。
南宋赵孟坚等，宋末元初赵孟頫、钱选等，明代唐寅、仇英、尤求、朱之蕃、曾鲸、孙克弘等，以及清代更多画家，钟情此事，翁方纲故有感慨：“世间好手，争作笠屐图”。
居儋三年，东坡先生以超出世人、前无古人的智慧生存，实现了一生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
面对政治贬谪，化绝望为希望；
面对社会矛盾，化干戈为玉帛；
面对家庭不幸，化悲痛为力量；
面对生活困难，化腐朽为神奇；
面对身体病痛，化压力为动力。
当代社会，竞争与挑战，压力与阻力，无处不在。挫折与打击，病痛与失败，也往往不期而遇。事业与家庭，学业与身体，财产与命运……无数难题如何破解？如何对待挫折、压力、病痛？如何对待财富、权力、诱惑？如何对待比明天来得要早的意外、灾难、残酷？我们都可以从东坡先生的人生经历中找到积极的答案。
东坡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他留给后世精神和文化上的最宝贵财富，也成为他广受追捧、世人拥戴的必然。
四、毕生功业的集大成
代表着北宋文化高峰的苏东坡，与隔绝中原“非人所居”的海南岛，几乎就是文明的两极。东坡贬谪海外之前，双方对于彼此都是未知的。
东坡抵儋，痛苦地发现“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正是这样孤悬海外的贬谪，正是这样惨痛沉重的生存，才使得东坡先生黄州、惠州、儋州的毕生功业，层层推进，对人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对生命的热爱历久弥坚。
（一）劝农助耕，从根本上解决儋州黎汉百姓生存问题
东坡居儋，曾作《纵笔》三首。其三曰：“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47]广州一带商贸船只，如因琼州海峡风暴而不能抵琼州，这里的粒米如同珍珠一般宝贵。主要原因是儋耳民众素不务农，日常以狩猎为生，以贩卖香料和珍珠从广东高州、化州等地交换米和牛。
换牛主要用于巫术。家有病人，杀牛祈祷；族人丧事，杀牛祭典。东坡作文记载此事：“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己。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 [48]
对中原农耕生活十分熟悉，曾在密州、登州、杭州等农业高产地区任职的苏东坡，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农耕，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贫困。绍圣四年（1097）八月，东坡到儋州第二个月，他即写下《和陶劝农六首（并引）》。他在诗序中指出：“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余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49] 其四曰：
听我苦言，其福永久。
利尔耝耜，好尔邻偶。
斩艾蓬藋，南东其亩。
父兄搢梴，以抶游手。
东坡苦劝乡邻，为了幸福久远，打磨好锄头，准备好犁耙，与左邻右舍商量好，组织起来，到田里去，斩除艾草，砍掉蓬蒿，定好田埂纵横的方向。男人们要作农耕的主要力量，对那些游手好闲之徒，要以棍鞭来教训他们。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儋民改变了世代传习的杀牛旧俗，可以熟练地使用耕牛犁田耙地。元符二年（1099），东坡先生在儋州已是第三个年头，立春之时，他喜作《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热情歌颂儋州迎来史无前例的农耕时代：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50]
（二）敷扬文教，亲授学业培养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
东坡居儋，广为传播中原文化，并且亲自教导培训学生。“海内外名士接踵而来，从师东坡”
东坡先生《年谱》“二年乙卯”中记有：“是岁闰九月，有琼州进士姜君弼唐佐，自琼州来儋州，从先生学……有十月十五日与姜君简。”[51]
东坡自己对此也有明确记述：“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三月乃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惟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二十一日书。”[52]东坡书柳宗元二诗赠于唐佐，不仅展示情义之重，饱含对门人唐佐的深切期望，也借以表达与柳宗元相的同贬谪生活心境。
清人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九，在“东坡门人”篇内有《姜先生君弼》：“姜君弼，字唐佐，琼山人，从东坡学文。东坡赠以诗云：‘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颖滨亦云琼山姜唐佐从吾兄游，气和而通，有中州士人之风。”[53]
姜唐佐，字君弼。史记为琼州人，生卒年不详。近年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反复考证，通过古碑研读、文献查证、族人调查，以及海南、湖南、湖北等多省姜氏族谱研判，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姜唐佐父辈自福建迁籍海南澄迈，定居国社岭下，即今老城镇国社村。第二，东坡北归之后，姜唐佐广州中举，再赴中原，参加三年一届的会试，在拜谒师叔苏辙，并得到苏辙续补东坡“破天荒”诗作之后，会试、殿试均获成功，得赐进士，正是“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但因受朝廷严酷查处元祐党人牵累，“大观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因艰嗣，乃致仕，归祖贯”。[54]中进士五六年后才放七品官员，生活艰困，申请退休，回归湖南原籍。他更名“姜曦”，字仕暹。《集韵》注：暹，日光升也。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与希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希望新一代清晨的阳光，重新照亮姜氏一族。
（三）民族团结，相互尊重，“咨尔黎汉，均是一民”
唐宋琼州，黎汉矛盾尖锐，儋耳尤甚。东坡幼子苏过陪伴老父居儋三年，后作《志隐》一文，记述当年旧事。苏过写有：“五岭以南，夷獠杂居，天卑地溽，山盘水纡，恶溪肆流，毒雾蒸噓，昼避蝮虺，夜号鼪鼯……而儋耳者又在二广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通……”[55]在如此恶劣环境中自生自灭，这大概正是朝政欲置苏氏死地的用心。
让章惇再一次失算，东坡与当地百姓，尤其是与黎族人民，非常友善，情同手足。
东坡抵儋开始，目睹黎民遭受欺凌的现实，愤而提出民族平等的主张。他写诗呼吁：“咨尔黎汉，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56]东坡与黎人友谊深厚，黎族百姓无论老幼，都喜欢这个大陆来的老头子。东坡与黎族小孩子也成为可以笑语指点的好朋友。“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57]在他的心目之中，没有黎汉之异，没有尊卑之别，黎民中也无生黎熟黎之分，大家一视同仁，同学习，同事业，同饮宴。他着力文化教育，重点培养黎族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哪里有什么华夷不合？哪里有什么民族歧视？
当然，这经过了很艰苦的过程。东坡父子的与人为善，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对黎族百姓的尊重，黎汉一家的主导思想，赢得了黎人信任与爱戴，这是更为主要的。
在东坡尊重、理解黎族民众的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启发下，不满三十岁的苏过，在此地写下两千多字的《论海南黎事书》，系统论述海南岛上黎汉关系问题。他批评朝廷长期以武力镇压的“平黎”政策，“以锐师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举可灭，”“使死者无所告，生者无所庇”，这不能持续。他认真分析矛盾原因，希望政策要“得利害之本”，要解决生存问题。从“平黎”军事代价、各民族利益、法治教化、相互尊重等方面综合考虑，他提出建议：对于黎族事务，“为执事计者，上策莫如自治。”[58]
东坡在儋，受到百姓真诚爱戴。黎民百姓也都很敬重他，就连乡间小童，也与他嬉戏不已，跟随迎送：“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东坡与黎家兄弟痛饮，迷失归路，他“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59]
东坡郑重地写下来，向世界宣告：“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60]在其乐融融的民族盛会中，无论黎汉，全体儋民都沉浸在醉笑之中了。东坡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先驱，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楷模。他告诉所有关注儋州的人们：这里各族人民，携手并肩，亲密友爱，春风美酒，同心同德。
（四）著书为乐，完成“三书”有益于后人耳目
海南人民生性豪爽纯朴，对于这样一位全国知名的大文豪贬谪本地，断无尔视，而且崇拜敬佩、照顾有加，待如至亲。这也为东坡才情迸发创造了环境条件。
在儋州这“非人所居”、“不类人世”的贬谪之地，东坡“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东坡在琼三年零九天，居儋不足三年时间。这里缺纸少墨，但他著作甚丰，共写诗127首、词4首，各种表、赋、颂、碑铬、论文、书信、杂记等182篇，著《志林》。收徒办学、指导农耕、破除迷信、提倡民族团结等成就不计。
然而，这些足以光耀后世的千古名作，在东坡心中并无太重位置。他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 [61]《东坡易传》、《东坡书传》和《论语说》三书是东坡一生心血结晶，在东坡著述和整个学术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是北宋“蜀学”重要的代表作，也是至今尚可考述最早的宋人经学著作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三书代表了东坡臻于成熟的哲学思想，整合了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11世纪完整丰富的哲学体系。
东坡三书中形成的大量新的哲学观点，是他生命实践的体验与总结，是千年之前人类思想文明进步史上的重大贡献，也是东西方哲学界、文化界、宗教界等高度评价、极为珍惜的世界性学术成果。
东坡先生一生，特别是晚年海外贬谪生涯，重新定位人生坐标体系，融汇儒释道三教精华，形成士大夫人格最高境界，为我们促进文明互鉴、传承优秀文化、保持良好人生态度，树立了鲜活的样板。
经过这样海外三年奇冠平生的历练，苏东坡对人生的理解更深入一层。
（五）由臣至人，由里及表，实现平民意识终极超越
元符三年（1100）二月,徽宗登基，赦免大批官员，苏轼仍以琼州别驾身份，“量移廉州安置”。五月接旨，六月二十日夜澄迈渡海。他在留给海南的最后一首诗中，十分感慨、兴奋地讴歌海外三年的传奇经历：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62]
海外生涯，在不期然中突然终止，晚年苏东坡自己最为满意的，是黎民百姓对他的接受与赞赏，同时也有他从衣着到精神、从饮食到情怀，与民众完全融合到一起的奇绝实践。这是东坡真正“由臣到人”、由仕到民的角色意识成功转换。
东坡先生“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64]在这样简陋贫穷的儋耳住久了，每天与在额上刺了花纹的黎民百姓都十分亲热。他以自己被黎乡民众完全接受为自豪。出城路上，遇到黎家背柴的青年，尽管语言不通，但这位“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的黎家乡亲，却执意要送一块自家木棉絮织成的布，“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65]他十分感动地表示：“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66]如果他能够学会十分难懂的儋州话，愿意变为黎母的子民。
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东坡抵达廉州（今广西合浦），儋州三年的深刻印象挥之不去。东坡老友、廉州石康县（今合浦县石康镇）令欧阳晦夫迎接他，赠送琴形竹枕.或许见东坡未戴头巾，也或许东坡仍穿戴了黎家的衣冠，县令又赠送“接罗”——不必让海内友人吃惊的寻常的帽巾。东坡作《欧阳晦夫遗接罗、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再度回忆海外生涯中“混迹”于平民百姓之中的习俗与乐趣：
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
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
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
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握手俱汍澜……[67]
三年儋州，除偶有笠屐之戏外，东坡时常穿着本地黎族民众的衣服，一是海外气候，不宜长袖宽袍；二是岁月更替，没有更多的学士衣冠浆洗更换；三则真心实意融入黎汉百姓生活，在服饰形象上也保持完全一致。史记：生黎人用藤织裹头，谓之䍡𦌉（lù sù）子。本地妇人如西域国人一样，首冠花缦，身衣璎珞。这些足以使中原“故人惊绝倒”的奇装异服，在海外儋耳，却是再寻常不过的平民穿着。东坡在此，俚俗相合，恬适安然，情趣纵生，自得其乐。由臣到人的历史性转变，就在这些看似平凡、实却伟大的进程中，前无古人地实现了。
因此，他在辞别儋州时，留恋而自豪地宣称：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68]
五、一生奔波至常州终老
徽宗元符三年（1100）七月，东坡抵廉州（今广西合浦），八月二十四，再接旨，任命为舒州（今安徽安庆）团练副使从八品，永州安置，即启程；九月初，过白州（今广西博白县），经容州（今广西北流市），十一月在英州（广东清远市英德）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正七品，外州军任便居住。实际上永州、成都两职，均未到任。东坡踏上生命中最后奔波的行程。
（一）蓦然回首，总结平生功业
东坡遇赦离琼北上，在海康至合浦的船上，连日雨暴，几近颠覆。他后来记录：“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日：‘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69]北归之际，他自我感慨：“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70]
苏辙所作东坡《墓志铭》中，特记东坡以一生承继父命，至海南“既成三书”之事：“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逺近、喜怒、顺逆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逹。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71]
到广州，与苏迈、苏迨及几孙相聚。建中靖国元年（1101）元月下旬，抵虔州（今江西赣州），至三月末。与老友钱济明商在常州买房或僦房。四月初，至南昌，再游庐山。中旬，过湖口、池州、芜湖。
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南京），原拟与苏辙晚年同居颖昌（许昌），此时认为“时论已变，自度不可居近地”，决计归常。
沿长江，自金陵至镇江，访金山寺。《金山志》载：“李龙眠画子瞻照，留金山寺。后东坡过金山，自题云云。”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72]
平生功业，三大贬州，一见胸怀，二见意志，三见哲理，四见情趣。
六月初，在金山时，东坡致友人信：“足疮不能往，作此以寄之”。东坡自记：“体中微不佳”，“某卧病五十日”。史记为“暑疾”、“秋暑涉江，宿瘴乘之”“病暑，暴下”。六月中，经真州（今扬州市仪征市），“乘船赴润州（江苏省镇江市辖），昏不知人者累日”。
六月，上表《乞致仕狀》，向朝廷申请告老退休，居住常州：臣“于五月间至真州，瘴毒大作，乘船至润州，昏不知人者累日。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矣。自料必死。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虫有生之意，尚复留恋圣世，以辞此宠禄，或可苟延岁月，欲望朝廷哀怜，特许臣守本官致仕臣无任。”[73]六月，于扬州再上《乞常州居住奏状》：“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以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常州居住。”[74]
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五十一年(1712)间任海南临高知县的樊庶,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辖区）人，编撰《苏文忠公海外集》，专列“言行”一章，记载东坡旧事。文中点评曰：“徐杭汝颖，郡守之乐；中书翰林，侍从之荣；胶西武定，方面之贵。如逆旅过客，席不暇暖。”“渡海诗曰：兹游奇绝冠平生；寓儋诗曰：海南万里真吾乡，又曰：我本儋耳人，寄居西蜀州；赦归过岭诗曰：梦时是会游海外，又曰：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视迁谪放置，略不介心，可谓善处穷矣。”[75]可见清时海南已经系统回顾、总结东坡海外情怀。惜“梦时是会游海外”一句，东坡各集未见。想是樊庶读过此诗，但并非海外诗，因而未收，后世佚失。
苏辙《墓志铭》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二）奖善诋恶，善待章惇父子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有旨，宰相章惇被贬雷州。
在东坡北归之时，朝中不少权臣提议，任用苏轼、苏辙为相。《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纪事：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徽宗乃言，“安有是理，若更用苏轼、辙为相，則神宗法度无可言者。”又言：“岑象求辈扬言云‘轼、辙不相则不已’，当并逐之。”[76]据此，可知当时欲二苏复起之呼声颇高。
章惇(1035年-1106年1月2日)入阁参与熙宁变法时，与二苏不和。元祐八年(1093)，章惇拜相执政，严刑峻法，控制言论，贬斥旧党，流放诸臣。二苏多受其罪，苦不堪言。历史如戏：东坡获赦，由雷州北归；章惇罢黜，南贬雷州。
赵彦卫，字景安，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所撰《云麓漫抄》，记有此事：“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还次京口。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章惇儿子章援，字致平，写千言长信致师长东坡，反复叙求见之意。他已听闻朝中仕官日夜盼望东坡东山再起，因请东坡上达诉求，勿念其父旧恶。“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您“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多向圣上求情，“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诏，稍弛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老。此微贱之祷,悲伤讳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77]其时二苏复相，呼声极高，章援推想：东坡若稍有恶意，老父后果不堪设想。
不念旧恶，这是悠久的民族传统。《论语·公冶长》中记有“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章援深知其父旧恶，但为人之子，仍尽心疏通。他却不会想到，苏东坡“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六月十四日，东坡抱病回信，不仅仍尊称章惇为“丞相”，而且将万千惨痛，一语带过：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増损也。闻其髙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準備，备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曽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78]
东坡真诚地请章援向其父转告南迁所备事项，并且提醒多带家常用药，“自治之余，亦可以及邻里乡党”，为章惇贬所交好邻舍、创造好的生存环境作准备，并劝说章惇：如今闲放，正是外修内养的好机会。
紧随其后，东坡即亲书其《续养生论》中白术方[79]，以备章惇用。
800多年之后，林语堂著《苏东坡传》，高度评价东坡此信：“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祐七年（1092）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80]
（三）“折券还宅”，史称“见义勇为”
清康熙年间《御定分类字锦》汇编历史文献中各类字词，卷十六“人物”篇中，专有一章“义”，其中有词条：“焚屋劵”，校点全文如下：
建中靖国中，坡公自儋北归，卜居阳羡。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为坡买一宅为缗五百。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与邵推扉而入，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有一居，相传百年，吾子不肖，举以售人。吾今日迁徙百年旧居，一旦诀别。此吾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抚，谓曰：妪不必深悲，当以是居还妪。即命取屋劵，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还旧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宅，借顾塘桥孙氏居暂住焉。是岁七月，坡竟殁于借居。[81]
东坡晚年四处奔波。所贬黄州、惠州、儋州，均竭力筹资建房，但贬谪漂泊，终无定所。晚年得旨，可“任便居住”，自己选定阳羡（今江苏宜兴）。有志向东坡学习的当地学者邵民瞻，为东坡买宅，花缗五百。东坡倾囊偿付，择日入居。月夜散步，听到老妇人痛哭，得知妇人百年故居，被不肖之子卖掉了，今来看屋，以为诀别。东坡问知，其故居正是东坡花五百缗所买。东坡当即嘱家人取来屋劵，当老妇之面，一焚了之。再唤来那不肖之子，指令明日迎母还居。此即常州民间流传的“折券还宅”。
东坡由此无钱买宅，只好回到常州，借顾塘桥孙宅暂住。不想仅只一个月时间，竟终老在借居之所。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最后评价苏轼为“见义勇为，不顾其害”。[82]樊庶《苏文忠公海外集》中专有点评为“谪黄谪英谪惠谪儋，奔走风涛瘴疬之乡，会不获受一廛，托环堵为终老地，迫促甚矣。”一生奔波，四处贬谪，不接受一户平民人家居处，最终依托四周环着堵墙的陋室。[83]
苏辙所作《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总括先生一生时，专有一段：“其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84]东坡先生为人品格，可谓尽善尽美。
（四）浩然天地，一生凛然尘寰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东坡至虔州（今赣州），正当年东坡守杭州时老友江晦叔赴任虔州，作诗迎接东坡。东坡写下《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写有：“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85]江南官民，喜迎东坡北归，钟鼓乐之。而东坡却如一梦惊醒。千里罪臣，抑或一朝登堂，对于东坡而言，只是浮云，自己心中，时如明月。
东坡乘舟赴常州，“坐舱中，千万人随瞻风采。东坡曰：‘莫看杀轼否？’”沿途官民，凡探得东坡行程，即在歇息处早备纸墨笔砚。东坡即到，乘兴挥毫，写罢则拂袖而去。
老友钱世雄常州迎候，东坡“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在病榻上嘱咐他：“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86]东坡先生将此三书，作为生命最后的重要资产，明确托付。虽朝廷赦免，但严令查处东坡书籍、焚烧印板、毁弃碑刻的政令仍在推行。三书至关重要，东坡甚至不敢交付终日就在身边的儿子苏过，担心家业查抄。
进入七月，东坡病重。东坡自己记载，“某昨日啖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其中的“暴下”，即今天所说“大泄不止”，或者称为急性痢疾。对于自己的病症，东坡称为“瘴毒大作”，毕竟古代南方许多病因统称“瘴毒”。东坡“气不能支”，正是呼吸困难之状；“上燥下寒”，则导致大泄不止。
清代医家陆以湉 (1802-1865年)撰《冷庐杂识》，详细记述：“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至旦惫甚。食黄耆粥，觉稍适。会元章约明日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一日发仪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寝止，遂不安枕席。公与钱济明书云∶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
陆以湉再记：“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
七月十三日晚上，东坡支撑病体，写下《梦中作寄朱行中》，这是他的绝笔诗——
舜不作六器，谁知贵玙璠。
哀哉楚狂士，抱璞号空山。
相如起睨柱，头璧与俱还。
何如郑子产，有礼国自闲。
虽微韩宣子，鄙夫亦辞环。
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87]
东坡在惠州曾作《过大庾岭》最末二句为：“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88]
儋州三年历练，他写下“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89]东坡兄弟此时已有孙辈九人，对于儿孙，东坡的遗产就是“学富五车”。
在常州，东坡临终时写下“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这也正是东坡最后为自己的一生作出的评价和鉴定：因为一生廉洁不贪，品质反而像珍宝一样，不可侵犯，凛然大义，光照尘寰。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终老常州藤花旧馆顾塘桥堍之孙氏馆。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有：“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90]
东坡终老次年，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知太平州，九天即被罢官。他联系自身遭遇，写诗表达对东坡先生的忆念、崇敬和赞颂：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9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最后记有：“苏轼卒于常州。吴越之人皆咨嗟出涕。轼奖善底恶，盖其天性，见义勇为，不顾其害。用此数困，终不以为悔改。乾道闲（应为间），诏赠太师，谥曰文忠。”[92]
东坡先生一生，特别是最后四年，乐观定位人生坐标体系，积极融汇儒释道三教精华，形成士大夫人格最高境界，为我们促进文明互鉴、传承优秀文化、保持良好人生态度，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作者李公羽：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苏轼《纵笔》，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四十，第4770页。
苏轼《纵笔》，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四十，第4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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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次前韵寄子由》，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诗五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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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诗五言，第42页。
苏轼《与元老侄孙四首》，《东坡全集》，《钦定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2-1986年，卷八十四，第31页。
苏轼《与林济甫二首（儋耳）》，《东坡全集》，《钦定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2-1986年，卷八十四，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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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连雨独饮二首》，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诗五言，第42页。
苏轼《纵笔三首》（其三），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七言绝，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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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龟息法》，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杂著，第33页。
苏轼《书帖》，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卷三，第3页
苏轼《献蚝帖》，陈继儒《晚香堂苏帖》（上），中国书店出版，1990年5月（无页码）。
苏轼《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四十二，第5006页。
苏轼《记海南风土》，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七十一，第8125页。
苏轼《记养黄中》，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七十三，第8357页。
同上。
苏轼《息轩（在天庆司命宫）》，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诗五言，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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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邦泰《万历儋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天集，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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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姜唐佐秀才六首》（之三），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五十七，第6357页。
费衮《梁溪漫志·东坡戴笠》，《钦定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2-1986年，卷四，第10页。
苏轼《纵笔》（三首），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四十二，第5041页。
苏轼《书柳子厚牛赋后》，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六十六，第7382页。
同上，卷四十一，第4866页。
苏轼《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二，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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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柳子厚诗后》，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书后》，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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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过《论海南黎事书》，《斜川集补遗》，清乾隆知不足斋白纸精刻六卷本，卷五，第11页。
苏轼《被酒独行，行遍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同上，第96页。
苏轼《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出版社，2017年1月，第42页。
苏轼《答苏伯固》，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卷五十七，第1986页。
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陈荣选刻、王昌嗣重修《宋苏文忠公居儋录》，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本、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版，卷三，第2页。
苏轼《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卷四十二，第2170页。
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九）》，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073）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卷三，第41-42页。
苏轼《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出版社，2017年1月，第55页。
苏轼《欧阳晦夫遗接罗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卷四十三，第2227页。
苏轼《别海南黎民表》，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卷五十，第2473页。
苏轼《记合浦舟行》，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卷第71页。
苏轼《答李端叔十首》（之三），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月，卷五十二，第1540页。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重刊苏文忠公全集》，日本内阁文库，明成化年刊本影印版，坡集墓铭，第14页。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四十八，第5573页。
苏轼《乞致仕状态》，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佚文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一，第8516-8517页。
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二十三，第2594页。
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言行，第3页
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1月，卷十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第638页。
赵彦卫《云麓漫抄》，《钦定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2-1986年，子部十，卷九，第9页。
苏轼《与章致平》（二首），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五十五，第6113页。
苏轼《与章致平》（二首），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卷五十五，第6115-6116页。
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343页。
《御定分类字锦·人物·义》，《钦定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2-1986年，卷十六，第56页。
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1月，卷十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第643页。
樊庶编注《苏文忠公海外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原藏，康熙四十五年（1706）得树轩刻本，国家图书馆现藏，言行，第3页。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重刊苏文忠公全集》，日本内阁文库，明成化年刊本影印版，坡集墓铭，第15页。
苏轼《次韵江晦叔》，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诗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诗集校注，卷四十五，第5293页。
何薳《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1月，卷六，第85页。
苏轼《梦中作寄朱行中》，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卷四十五，第2302页。
苏轼《过大瘐岭》，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卷三十八，第1945页。
苏轼《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卷四十一，第2139页。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重刊苏文忠公全集》，日本内阁文库，明成化年刊本影印版，坡集墓铭，第1页。
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钦定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2-1986年，《山谷集》，第10页。
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1月，卷十七，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第6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