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到2020年的10年里，全球发现的新铜矿只有15个，地质条件一个比一个恶劣，2020年以后再没有勘探到任何铜矿位置；而前一个10年就发现了87个。
来源 | 秋雨战歌
作者 | 秋雨战歌
铜非常贵，一吨68760元，既熟悉又陌生。
先科普一下世界铜产量和应用，以及美国控制了哪些大铜矿。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发现新铜矿了，中国想要在新能源大展宏图，在现有的存量中，只能同西方资本虎口夺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铜妖艳起来，黄金都自叹不如！
新能源汽车中的用铜量远高于汽柴油车。
一辆混动汽车用铜40公斤，插电混动汽车需要用铜60公斤，纯电汽车用铜量更是高达83公斤，这是大家没想到的。
在电动车行业，2021年用了60万吨铜，预计到2030年将会增加到290万吨，十年的用量会翻五倍，这是专门研究能源和金属的伍德·麦肯齐公司发布的研究观点。
包括中国企业在内，全世界正在拼命找锂矿，但这些年几乎没发现新的铜矿。
从2011到2020年的10年里，全球发现的新铜矿只有15个，地质条件一个比一个恶劣，2020年以后再没有勘探到任何铜矿位置；而前一个10年就发现了87个。
找铜矿的成本已经攀升到每吨318.75美元，比上一个十年的10倍还多，但需求量暴增，成本再高，条件再差也得硬着头皮开采。
现在的新铜矿项目已经是大资本才玩得动的事情。
一个铜矿从投建到开采起码需要5年时间，有的国家首相都换好几任了，都不一定见得到铜矿石，很多穷小国家一没资金、二没技术，只能听从大资本的安排分一杯羹。
美国鬼得很，他们控制的铜矿储量早就是世界之最，但就是压着国内的不开采，其中佩布尔铜矿、雷索卢申铜矿储量在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
2001年，北方皇朝公司探明阿拉斯加州的佩布尔铜矿，进入小规模开采；2014年被美国环保署封矿；2021年美国宣布对铜矿所在的布里斯托湾实施永久保护，彻底封死这个全球最大铜矿重新开采的可能性。
2020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了统计数据，该国拥有铜储量5100万吨，全球排第6位，占比5.9％；对应的是，美国铜需求量为176.7万吨，占全球总需求的7％。
2021年美国铜精矿产量126.6万吨，包括小铜矿和美国资本在国外开采的产量。
别看美国开发铜的强度很低，但他们掌控着全球铜产业链的话语权。仅美国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就控股了全球十大铜矿中的三个，分别是全球第三强亚利桑那州Morenci铜矿、第九强秘鲁CerroVerde铜矿、第十强印尼Grasberg铜矿。
仅一个美国自由港，通过控制他国铜矿就成为全球第二大铜生产商，年产98.6万吨，仅次于必和必拓。
但资本的胃口永远得不到满足，为了进一步控制铜产业链、攫取他国资源，2019年6月11日美国务院发布《能源资源治理倡议》，声称美国要与倡议成员国共享采矿技术，帮助资源国家勘探开发锂、铜、钴等。
澳大利亚、秘鲁、菲律宾、阿根廷、刚果、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巴西等相继加入倡议，这些国家被美国成为“战略原料仓库”。
各国的质疑声不断，指责美国假借帮助开发，实际上在掠夺资源，打造矿产霸权。
铜在古代就非常珍贵，中国开创历史先河，用铜合金来铸造货币，经久耐用，所以铜钱在每个朝代都是大受欢迎的硬通货。
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开采技术实现突破，但是铜依然很珍贵，关键部件才舍得大量用铜，比如电动机线圈和高档电线。
武器装备制造更加离不开铜，比如自动控制电机、导线、电缆、雷管、输油管路密封紧塞环、真空管、雷达电子元器件等等，最常见的就是用黄铜制造的子弹、炮弹数不胜数。
80年代之前，北美矿区提供了全球大部分的铜；这之后，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产量也追了上来。
2021年已探明的世界铜矿储量8.8亿吨，美洲占了43.2％，产量占全球的47％，储量和产量都比较集中。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瑞典法鲁矿山出产的铜供应了欧洲市场一多半，垄断了欧洲铜业。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激发了采矿效率，开采成本得到大幅下降，铜开始供大于求。
从1760年开始，铜价一直在下跌，直到1800年，每磅价格只有30美分，当时的铜还没有被大量应用到工业产品当中。
直到发明了轧钢机，能够冲压出足够硬度的铜螺栓；再加上镀铜工艺的普及，使得铁甲战舰能够远洋作战。
因为构件镀铜之后，船体能够对抗海水腐蚀。
这一下子就拉高了铜用量，英国为了打赢对法国的海洋争霸战，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改造整个舰队，导致铜的每磅价格从29美分涨到59美分。
高涨的铜价反过来刺激了采矿业，出现全球铜贸易，顺带发掘出“产铜圣地”智利。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新发明的铜制子弹威力惊人，很快被大量送到战场，铜质线缆也开始大量铺设。
1861年美国各州为了争夺贸易关税主导权，爆发南北战争，黄铜纽扣、铜制子弹和水壶的需求暴涨，加上矿工罢工导致铜矿减产，又进一步推高了铜价。
一战开打以后，铜价就彻底放飞自我。1916年5月英国禁止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投机，这是人类政府第一次主动干预铜价。第二年英国军需部接管了伦敦金属交易所，锁死铜价，同时征用交易所的库存。
1918年9月，美国效仿英国的做法，把铜价固定在每磅23.5英镑，好处是控制了美国参与一战的军备成本。
二战期间，无数的铜被用来制造武器弹药，同时被炸得灰飞烟灭。眼看库存就要见底，美国政府也学起英国的骚操作，规定建筑施工中禁止使用铜，限制那些特定产品中的用铜量，战争生产委员会接管铜料的配给。
巨大的战争需求，迅速拉升美国、智利铜矿的开采效率，在二战后期，铜不再那么稀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参战，又差点把铜用到绝种；第二年美国又开始对铜限价，规定每磅价格不能超过24.64美元。
这种限价一直维持到1970年才放开。
在1973年和1981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中，铜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但总体上铜价是顺应美元周期的——美元走强，铜价就上涨，反过来就下跌。
1993年“互联网革命”爆发，引发了铜需求大幅上涨，铜价从当年的每吨1619美元暴涨到3080美元，只用了两年时间；1999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铜价应声下跌。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铜价一路暴跌，从当年7月开始，每吨8940美元暴跌到2825美元，只用了4个月，全球一大批中小型铜矿倒闭。
2020年初突然爆发新冠疫情，不到三个月，铜价从6100美元跌到4371美元，但疫情也干扰了铜矿开采，铜价又反弹回6400美元。
2022年2月，美国拱火俄乌冲突，10845美元的铜价创下历史新高，大毛二毛打了快一年，现在的铜价也还是维持在9155美元的高位，而中国的需求订单也一直是国际铜期货炒作话题。
铜价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波动，铜已经被西方玩得非常妖艳——每次工业革命都能开发出铜的工业属性，推动用铜成本下跌和扩大应用领域。但每次战争又强化了铜的金融属性，驱动铜价暴涨。
高铜价又进一步刺激着技术革新，降低工艺成本，拓展应用领域。
当今世界的铜矿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着，开采铜矿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活儿，还得有能力摆平所在国的政治风险，所以这种事情也只有资本巨头玩得转的。
自从发现有铜矿以后，智利就只剩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存在，遭受着国际资本轮番围猎。
全球20座大铜矿，智利就占了8座，但这些矿产资源并不都掌握在智利手中，大多被国际跨国矿业公司控制。
2020年，世界前20座大铜矿产量880.18万吨，产量在全球中占比44％。这里面美国自由港产能145.33万吨、嘉能可115.02万吨、必和必拓110.65万吨，分别名列世界前三。
我在国际铜业研究组织的报告中，还查到，世界前十大铜矿都是欧美的矿业集团控制着，合计年产能370.5万吨。
疫情三年，铜冶炼产能大受影响，很多国家库存基本耗尽。
2022年一季度，智利铜矿产量同比下降13.6万吨；前三个季度，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产量只有106万吨，同比下降10％。
不光是疫情影响，智利还遭遇了矿山罢工、道路封堵等闹心事，一度造成供应链中断。
即使整个2022年全球铜矿石供应充足，但精炼铜产能并没有提升，遭遇和矿山相同。
在中美引导的绿色产业中，铜作为关键原材料，它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行业内预判2025年会出现严重的供应短缺。
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因为开发新能源产业要比传统产业多耗费12倍的铜用量，越是精密的新能源产品，就需要更多的铜。
标普公司做过一个测算，到2050年，全球铜的年需求量将达到5300万吨，但目前全球铜矿总产量只有2100万吨，巨量的消耗、有限的产能落差一倍多，供需矛盾就摆在眼前。
全球铜资源危机正在一步步到来，如果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应该引导企业参与国际矿业的竞争，就像十年前我们投资国外锂矿一样，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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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我国内需不振，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谈起消费率的问题，经常见一些财经媒体和经济学家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造成我国消费率已经很高，赶上世界主流的错觉。比如，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21年全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为65.4%，这个数值跟美国已经相差无几了，因此，我国已经彻底把内需不足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统计口径问题，那就是我国在支出法核算GDP过程中，最终消费包含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其中政府支出占比常年维持在30%左右，而美国的GDP核算过程中，消费一项仅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另列。图片 （美国GDP核算中的四个组成部分。媒体及经济学界对中美关于消费口径核算不一致的忽视，是导致国内消费率被高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GDP计算口径Y = C + I + G + NX （即：GDP = 消费+投资+政府+净出口），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贡献率2020年仅为为39%，不仅低于美国的68%，还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俄罗斯（51.5%）、土耳其（54.6%），甚至也远远低于印度（60.5%）、南非59.5%这些人均收入远远低于中国的国家，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图片 （部分国家/地区2020年度居民消费率比较，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部分国家2020年度数据缺失，采用2019年数据） 从今年开始，还有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马上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了。持这种观点的人采用的对比参照是，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餐饮）是6.11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7.41 万亿美元。并且中国的消费增长比美国快很多，因此，中国消费总额在2025年左右就可以超越美国。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不仅是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反而创造了经济学上的奇迹，那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比GDP规模领先一步超过美国，中国在人均GDP只有美国七分之一的情况下，人均消费额却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这又涉及到比较口径问题，即只是拿双方实物（消费品）的销售总额对比，而不是全口径消费总额对比。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消费品处于普及中，所以实物消费市场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个发达国家，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包含住房、教育、医疗、交通、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等）总额超过实物消费总额，因此，只对两国的实物消费进行比较的话，明显是扬长避短。那么两国全口径消费总额分别是多少呢？2021年，美国的服务性消费总额为10.26万亿美元，我国为2.34亿美元，两国消费总额分别是17.67万亿美元和8.45万亿美元，中国全口径消费总额尚不及美国的一半，可见中国的消费规模跟美国差距还是很大的，并且消费规模的差距，远远大于GDP规模的差距。图片 · 消费不振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已经实现工业化，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大下降，消费的意义越来越凸显。尤其是未来我国会面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4-5%左右），制造业外迁等问题，那么投资和出口的促进作用将更加式微。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在工业化完成后，如果不能实现投资/外贸驱动型增长到内需驱动型增长，那么经济前景都不被看好。苏联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增长始终靠投资推动，消费始终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不足（低于30%）；而日本衰退很大程度归因于，其出口导向工业化完成后，老龄化紧随而至，出现了净出口贡献率和消费率持续同时下跌的局面（其90年代的居民消费率比60年代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我国的经济体制某种程度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混合体，过去的二十年同时享有了两种体制的优势，未来则要防范两种体制的劣势，既要规避苏联的陷阱，也要规避日本的陷阱。如果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率提高到55%的国际平均水平的话，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将会上升到85%左右，如果达到美国的68%水平，那么GDP规模基本与美国持平。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中美的经济差距一方面是科技差距，另一方面是消费内生力的差距，能够解决好我国消费内生力不足的问题，其意义不亚于打赢芯片战、科技战，其意义切勿小视。图片 · 消费率过低原因还是在于居民收入GDP占比过低。我国的消费率过低，很多人归因为儒家传统，人民不喜欢消费，就喜欢存款，好似其实我们是不缺钱了，只不过不喜欢花钱罢了，这个也并不是站得住脚的。第一，就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范围来看，中国大陆明显比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低15-20个百分点；第二，我国平均每年新增住户存款余额平均6万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万亿美元上下，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至多6个百分点，即便是加上这6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率也是远远低于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因此，中国的消费不足，还主要是居民收入在GDP构成中过低的问题，经济发展中的工资支出过低导致了居民消费被长期抑制。我们仍可以国际比较视野看这个问题。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美国GDP总额为22.99万亿美元，居民工资性收入为13.77万亿美元，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例为56.89%（很多人都质疑这个数据，笔者又核实了麦肯锡、OECD的研究报告，这个数据没有问题），而2021年中国GDP总额为114.37亿人民币，居民总可支配收入为45.26万亿人民币，居民工资性收入为27.7万亿人民币，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例为24.21%，中国的工资支出占比只相当于美国的42%左右。图片 （美国消费需求旺盛，消费文化引领全世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劳动报酬比高，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可以比较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我国的劳动报酬的GDP占比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及欧洲的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约48%），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在30%左右，智利、南非在45%左右，俄罗斯甚至可以达到50%。当然中国的统计也有漏洞，比如农民不领工资，没有计算进去，以及大量灰色收入没有计算进去，如果做一些修正的话，工资支出GDP占比可能会提高十来个百分点，也就是35-40%左右，但是依然低于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所以，我们看各国的消费率水平跟工资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是基本同步的，美国的消费率最高，是因为美国的工资支出比最高。中国的工资支出比长期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决定了消费率不可能太高，也就是说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否则就违背了基本经济常识。图片 · 提高居民收入GDP占比终究是个深层体制问题。那么应该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也就是说增加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益程度呢？从大方面来看，它跟以下几个事情紧密关联，或者说以下因素影响居民收入比的提升。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根据笔者对各省市区的抽样比较，广东、浙江、上海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地方，工资支出比明显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越是市场经济活跃的地方，劳动力在分配中的议价能力越强，劳动力使用程度越充分，越是计划行政思维浓厚的地方，权力、资源等参与分配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还是那句话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普惠型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扶贫（前提是健全的市场机制，而非扭曲的、利益集团主导的市场化）。第二，鼓励发展工资支出比高的行业。我国不同行业的工资支出比差异很大，总体而言，越是传统的行业越低，越是新兴产业越高。比如，传统的食品加工、纺织、钢铁、化工等类企业工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在10%上下（双汇6.5%、宝钢5.5%、中石油9.7%、三一重工9.0%），而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科技创业和金融、教育、法律、高端餐饮等现代服务业甚至可以达到30-50%左右（360科技36.6%，华泰证券54.3%，锦江酒店36.3%，腾讯28.4%），两者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防范科技行业垄断、资本无序扩张，整治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兴行业在分配结构、股权体制上的优越一面。美国中产阶层庞大，跟新兴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发达有直接关系（美国金融、信息产业、科研、文体娱乐就业占比为25.5，而我国仅为10.9%）。在尽量规范其经营行为前提下，继续鼓励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这些产业的就业群体规模，仍是实现市场分配机制代际升级，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结构的一个主要途径。第三，解决好国企收益的全民共享问题。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收益仅仅是少数代理人享有（也就是国企职工），国企利润大多数也都是以生产再投资形式花费出去。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据了数量颇为庞大的经济资源，其产生的收益却实质脱离社会分配体系，这也是影响居民收入GDP占比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因此，一方面应该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将国有资本收益30%上缴公共财政的要求（2021年全国国企净利润约1.8万亿，实际上缴总额2007亿，上缴率仅为11%）；另一方面，则学习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将国企盈利以现金方式为国民分红，这是增加收入，刺激消费的更加直接方式。第四，解决好灰色收入纳税和监管问题。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等人的测算，过去我国灰色收入规模庞大，占GDP的12%左右，庞大灰色收入的存在是导致一次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二次分配力度过小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近些年基于反腐和税收监管日益健全，灰色收入规模已经有不小的缩小，但是其规模仍旧是非常可观的。此外，农村经济改革要有根本突破，才能解决5亿农村人口的增收问题。这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能否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上有实质改革，解决好农村土地资本化问题，让农民获得资产性收入；二是能否真的搞好农民自主联合，促进产业化经营，克服小农经济不足。我国目前有小微企业7300万余家（其中包括个体工商户5000万余家），从业人员1.5亿人，半数小微企业月均营业收入在2万元以内，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减税让利和金融帮扶，也可以提升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要解决好影响居民收入比过低的一系列问题，无一例外都要涉及到经济体制深层问题。所以说，要根本解决消费不足，收入过低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一些深层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实的成效。文 |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本文整编自蔡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路径》，中信出版社出版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进入负增长时代。随着总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会相对加快，其对供给侧的冲击还会加剧，潜在增长率还会下降。我提出“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须用高预测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达到中预测方案的实际增长潜力。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冲击还在于需求侧。随着人口总量下降，经济增长放缓，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将减慢。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一过程既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生产率。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还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关心的是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该如何应对？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图片人口峰值：意料之中的转折点 人口峰值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经历，多数国家还没有经历过人口峰值。人口峰值的含义并不是说某一年人口相比上一年减少，而是指按照生育率决定的自然规律，人口达到了最高点，随后变成了负增长，且基本上没有再涨回来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中国遇到了人口峰值，指的就是由我国生育率决定的一个自然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生育率的估计是有偏差的。从总和生育率来看，一对夫妻或者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在2.1以上，人口长期就是正增长的；如果低于2.1，短期内人口由于惯性还会正增长，但若干年后就会到达峰值转入负增长。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1.7、1.8，联合国对中国的人口预测也是依据1.7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来估测的，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认为中国距离人口顶峰还会有若干年，因此对相关问题没有太关心。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告诉我们，我们的总和生育率是1.3。这个1.3不可能是一年达到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在很低的水平上，已经很多年了。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我国的人口峰值可能会很快地到来。我们实际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跟联合国预测的大不一样了。今年，联合国按照中国新的人口数据，及时修正了对中国人口峰值的预测：今年我国达到人口峰值，明年就将转入人口负增长。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印度的人口还在快速增长，所以只要我们负增长，印度的总人口马上就会超过我们，也就是说，明年印度可能就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了。当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人口负增长会带来经济问题：一是负增长本身；二是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老龄化在不断加深。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14%就是深度老龄社会；如果占比超过21%，就叫做高度老龄社会。国家统计局去年的数据显示，这个占比已经是14.3%了，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社会。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太多的国家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但日本是，日本已经远远超过21%了。未来我们也会走到这一步。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大概在2030年前后，我国就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因此，这些都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新的人口转折点。按照经验，过去我们的人口转折点同时也都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因此新的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需要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图片 供给侧&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冲击 应该说，人口负增长是一个迟早的事，但它终究会产生冲击，应对冲击是重要的。从历史经验上看，有成功应对的，也有不那么成功应对的。之前中国已经经历过一个人口转折点，就是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开始负增长，带来典型的冲击是供给侧的，比如一是劳动力增长减慢，成本提高，企业成本提高，比较优势下降。从那时开始，我们制造业比重下降了，出口比重也下降了；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随着劳动力减少，企业被迫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人，替代得过快的话，就带来了投资和回报的不相对应，也就是经济学上的资本报酬递减；除此之外，劳动力减少，农村向城市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也放慢了，这个转移本来可以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随着转移速度放慢，生产率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放在一个生产函数里，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实际增长率围绕着我们当时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2011年之后的实际增长率也跟着下降。但是两者还是一致的，说明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时，新的人口负增长的人口转折点到来以后，供给侧的冲击还在，而且还会加强。上一次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到今天这段时间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还是比较平缓的，可以说是一个缓冲期。但随着总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相对会加快，这也就意味着过去我们所知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今后会加剧。但是，我们应对供给侧的冲击还是有经验的。过去10年里，我们部署了很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我今天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预料到供给侧冲击还会存在。我们中国社科院的同事一起做过一些预测，我们预测从现在开始，未来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还会下降。我们也预测了两个方案，一个叫“中方案”，就是一切趋势按照现在这样走；还有一个改革的“高方案”，就是说加大很多领域的改革力度，从而带来改革红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在知道今年我们人口会到达峰值进入负增长以后，我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须用高预测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达到中预测方案的实际增长潜力。我的同事按照新的人口数做了一个估算，也恰恰证实了这一说法，就是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必须有足够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力度。我更想强调的是，从一些国际经验来看，除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冲击还在于需求侧。比如说从东欧和波罗的海这些典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来看，他们从90年代开始人口就不怎么增长了，因此把它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较，多年来它的增长速度都是显著偏低的。另外最新的几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在人口变成负增长的时候，经济也都经历了负增长，这个冲击效果还是很强烈的。再比如说从日本的经验看，需求侧的因素也是人口负增长的新因素，这也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的。图片 双循环视角下的消费需求 消费受人口增长的影响是肯定的，因为人就是消费者，人口是消费的总和，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这叫“人口总量效应”。老年人特别是中国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对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社会保障还不够充分，差距也比较大。同时，他们消费有后顾之忧：64岁的人要为70岁着想，70岁的人还想我80岁怎么办，80岁了还想90岁，并且不只为自己的未来着想，还要想儿子辈、孙子辈。所以他们的消费倾向也比较低，这是“年龄结构效应”。同时我前面说过，人口增长转负，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收入增长也会放慢，这个叫“增长效应”或者叫“收入效应”。因此可以看到，人口降下来了，我们的GDP也降下来了，那么消费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减慢了。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比如收入差距过大，我这里引用一个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测算出增加10%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会用于消费。那么，对于相对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消费倾向一定是比较高的，而非常富裕的群体增加了收入也没有更多的消费意愿，消费倾向较低。结论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总体的消费格局，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因此，我们今后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消费侧。而“共同富裕”、“国内大循环”，就意味着要把庞大的人口规模变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变成庞大的超级大市场。图片 下一个目标：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我的理解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我们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基尼系数达到0.468这么高的水平，其中大约有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缩小了总体的收入差距。此外，在供给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不足。国际上很多预测说中国未来增长速度不会太快，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可能达不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他们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不增长的，劳动力也是不增长的。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还占总劳动力23%的比重，为什么说这部分的劳动力是剩余的呢？因为从国际比较来看，高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只占3%、4%。我国也接近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要逐步缩小上述差距，意味着有20%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对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1个百分点就是800多万，20个百分点大家想想是多少。因此中国独特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在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也是推动了这个过程。从农村向城市进一步转移，意味着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意味着生产率是可以得到提高的。因此对于供给侧、需求侧，新型城镇化都可以带来红利，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需求侧。我们的新型城镇化率是65%，但是真正有城镇户口的人只有40%左右，两者之间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这18个百分点就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一些其他的进了城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那么，让这些群体得到城市户口、变成真正的市民，可以改变他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OECD有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团队提出，新型城镇化劳动力转移有两步：第一步是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步可以带来接近30%的消费增长。进了城以后，如果他们得到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接近30%。因此我们两步走的城镇化本来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潜力，变成了一个新的扩大消费需求的源泉。两步走，相当于火箭第二次推动。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也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用国际数据看一看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同时，越到比较高的城镇化阶段，两者之间关系也就越紧密。过去也有一个经济规律，叫做城镇化后期的支撑力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管这个规律成立不成立，只有农民工进了城以后得到城市户口，他的收入才能稳定地持续增长，他的社会保障、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他们的消费才能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城镇化长期可持续。最后我想说，有人说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提出经济增长的定量目标，其实这个定性目标也非常严格、非常高。报告说，“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知道的。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就是说至少“十四五”远景规划定下的目标没有变。“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应该接近于23000美元的人均GDP。因此，迎接这个新的挑战，落实二十大的战略部署，第一要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要扩大消费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使实际需求能力适应经济增长，支撑潜在增长能力。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在未来15年里保持14.7%～14.9%的年均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还差一点。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到2025年将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从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非常强，这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未来，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11月6日， 由新希望集团和天府农业博览园乡村振兴研究院联合举办，天府希望绿领学院承办的2022全国乡村振兴“村长班”在成都市新津区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开班，本期学员由来自四川、浙江、黑龙江、云南、贵州等全国17省市自治区120名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组成。整个课程将持续6天时间。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唐强，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徐斌，新津区委书记唐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刚，区委常委、总工会主席王胜，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新希望集团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李建雄等领导和嘉宾出席活动。图片 2022全国乡村振兴“村长班”现场 活动现场，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理事长牛建国，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唐强，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徐斌，新津区委书记唐华，新希望集团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李建雄分别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致辞，对新希望集团成功举办乡村振兴“村长班”表示热烈祝贺！对来自省内外的学员朋友们表示诚挚欢迎！图片 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唐强致辞 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 唐强 乡村振兴“村长班”重点突出、课程丰富，既有高端课堂对话、实地考察研究、典型案例教学，又有产业经验、治理经验、党建经验分享，是一次高层次的学习培训、高规格的经验交流、高水平的实践辅导，为学员拓宽发展视野、实化发展目标、优化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契机。希望村长们一定倍加珍惜，更新发展理念、学习治理模式、提升工作能力，推动乡村振兴取得实效。图片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徐斌致辞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 徐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举办乡村振兴“村长班”既是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满足农村需求的具体实践，有助于筑牢乡村振兴“支撑点”，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各位学员积极让自己成为懂市场、懂管理、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乡村基层管理者。图片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委书记唐华致辞 新津区委书记 唐华 新希望集团作为一家从新津诞生，到如今发展成为世界500强的优秀民营企业，在刘永好董事长的带领下，专注农业、情寄桑梓，大力支持家乡新津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为培育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时代村级干部人才，本次新希望集团和新津区乡村振兴研究院联合举办2022全国乡村振兴“村长班”，邀请了来自全国的农业行业精英、三农专家教授、一线村社书记作分享、讲实招，安排了丰富的现场教学。希望大家珍惜学习机会，结合实际深学细研，做到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党委副书记罗琼英，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安西镇月花村党委书记何远红作为学员代表，在开班式上作了交流发言。图片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讲授开学第一课 刘永好讲到，自己来自农村，以“老农人”的身份与“村长”们进行交流感觉特别亲切。通过在农村生活的4年多时间，深切地了解和体会到农村的爱、农民的苦，也立志要为农业、农村、农民贡献绵薄之力。2022全国乡村振兴“村长班”在美丽的天府农博园举办，也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村长班”更开放、更实用、更前沿、更科学的课程设置理念和思路。刘永好指出，当前，中国的农业还进步，还在成长，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新希望将始终秉持“希望，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追求，用实际行动为农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村支书、主任是中国最基层治理的带头人，“村长班”里的创业者、新型农人都铆足了劲，通过示范带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希望乡村振兴“村长班”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素质，进一步加大乡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养力度，更好带动脱贫群众持续增收。刘永好表示，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的参与，年轻人去乡村发展也大有可为。乡村振兴“村长班”的举办是新希望集团助力乡村振兴的一大举措，也是新希望集团“五五工程”的重要落地举措，两年来新希望集团投资近380亿元支持畜禽规模化养殖、数字化再造，5年内一定会超过500亿元。通过技术、金融等手段，帮助5万个新型农场主、小微企业进一步成长壮大。新增农村就业5万余人，目前已经解决近4万人就业，集团13余万员工，超过10万人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新建5个乡村振兴示范点，新津就是其中的一个示范样板。乡村振兴“村长班”计划每年培训100人，五年培养乡村基层治理者不少于500人。同时，刘永好通过互动形式，与乡村振兴“村长班”学员就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产业特色、产品营销、品控管理、生态转化共性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和探讨，指出要靠机制、靠组织、靠科技解决共性问题，要求“村长班”要认真梳理，以课题形式深入研究，广泛链接资源，形成解决问题合力，帮助扩大农业影响，加快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图片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与乡村振兴“村长班”学员现场交流和探讨 新希望集团乡村振兴“五五工程”: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履行社会责任，新希望集团与永好公益慈善基金，从2020—2024年五年时间，联合开展乡村产业振兴、解决就业、绿领培训、小微帮扶、样板示范五大工程。乡村产业振兴工程：五年拉动投资500亿，振兴乡村产业。乡村解决就业工程：五年新增5万元就业岗位，带动大学生、农业从业者就业。乡村绿领培训工程：五年公益培训5万绿领新农人，助力乡村人才振兴。乡村小微帮扶工程：五年服务5万涉农主体，帮扶农户及中小微企业成长。乡村样板示范工程：五年建设5个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