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帝制度，给了皇帝最大的权利，因此理论上，皇帝应该英明神武，卓然不群。人都是有虚荣心的，皇帝尤其是万众瞩目，但凡有一点上进心的皇帝，都希望自己死后，他的臣子们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好听的谥号、庙号。
可是，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五荤八素。皇帝心里的想法有很多，但在皇帝的面上，不好说，更不好去办。可是心痒难耐，心想：天下都是我的，我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可是臣子们深受“天下黎明百姓”托付重任，就要阻止皇帝的出格行为。
于是皇帝与群臣就发生了冲突，等于是董事长与总经理们发生了路线分歧。董事长有权罢免总经理们，偶尔总经理们也有可能逆袭董事长。这样的斗争持续了2000年，直到丞相被取消，以空前的君主专制标志着董事长的最终胜利。
皇帝在权利斗争中最终胜利了，可他也想留一个好名声，也不想太辛苦工作，所以也需要臣子们办事。但是皇帝一个人盯着六部那么多事，也真心管不过来。那就需要建设一个文化，用道德、法律来规范臣子们的行为。仁义道德，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只要臣子们的心思和行为都在仁义道德上站得住脚，那么国家的发展方向就不会偏差太多。所以，仁义道德不能丢，还要更加提倡才行。所以魏征不管怎么谏言，就抓着一条，皇帝既想当贤明圣君，就只能接受他的直言进谏，所以唐太宗经常被魏征顶撞，结果还得给树个大拇指：赞！心理委屈的不行。
有些头脑灵光一点的臣子们，就动了心思了：满嘴仁义道德并不一定会通实务。所谓实务，是在皇帝的需求与为官之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有些事，不可说，不能说，不须说，事情做成了，就皆大欢喜。每个所谓的奸臣，都在某一领域有很大的能力，简单说，就是能够任事。一般来说，皇帝最喜欢的是有理财能力的奸臣——皇帝也缺钱啊！可是，能够任事这一点，偏偏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大的弊端——不能够经世致用。锦绣文章做的出，对实务却无一策。因此，从古至今，在官员之外，中国还存在数量庞大的胥吏（办事员）这样的角色。
这些奸臣，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能够帮皇帝解决实际问题，“甚慰朕心”，皇帝自然喜欢了。这些奸臣在群臣和百姓眼里，自然是奸臣，可在皇帝眼里，是大大的忠臣啊。皇帝自小被教导帝王之术，大忠似奸的道理当然明白，而且只要皇帝不昏庸，奸臣不能发展到权臣的地步。对于皇权而言，权臣才是最大的威胁。奸臣反而要依靠皇权才能为所欲为，有了小把柄在皇帝手里，奸臣也不得不俯首听命。
所谓的忠臣，也会把口诛笔伐的对象从皇帝身上（他们也不敢）转移到奸臣身上，朝政的内斗开始了，皇帝就可以施展平衡权术。既有了面子，又有了里子。奸臣背了锅，失了面子，但有了里子。忠臣们也有了工作的对象——扳倒奸臣，从而让奸臣不能太肆意妄为。在某种程度上，奸臣其实部分代表了皇帝的意思。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明白，大家该说不说，各司其职，政府得以正常运转。
朝廷也就此实现了三方制衡——稳定，才是王朝的最大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