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警情通报释出，呼和浩特女子坠亡一事正式进入调查阶段。直观来看，警情通报更关注直接的触因，比如提到“女子患有焦虑障碍”，“从12层家中坠亡”，而且明确指出初步排除他杀可能。客观来讲，在没有更深入的调查之前，在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之内，可披露的关键信息也只能是这些，并且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就舆论发酵的情势来讲，从始至终都是基于“坠亡女子戴口罩”、“楼下封死的铁门”、“物业和社区反应慢”在进行。而且背后的情绪也很明确，就是对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有情绪。这使得在给女子坠亡归因时，就会不自觉地跑偏。
事实上，如果说“焦虑障碍”是这场悲剧的触因，那么“从12层家中坠亡”算是直接原因了。因为从常理来讲，任何人从12层楼坠下，生还的可能性都不大。可是道理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家属因为“生命通道”不畅通，而没有及时对坠楼者进行抢救，这本身也是说不过去的。
就此也就能理解，为何事情发生后，很快就能传开。因为类似的情况，在兰州三岁男童煤气中毒事件中，也是发生过的。而且绝大多数人也不是说让防疫人员一定为“抢救”打包票，而是希望防疫人员能为“希望”打包票，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留住这一丝希望，而非是因为防疫的生硬，让温暖人心的一丝希望变成绝望。
可我们也要知道，反思“生命通道”是否畅通，只是这场悲剧的其中一环。而回到这场悲剧的触因上，也就是“焦虑障碍”的认识上，似乎也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按照戈登·马里诺的说法：“焦虑像一席流动的盛宴，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理解”。由此推及到坠亡女子身上，很难说导致她坠亡的原因就跟当下的疫情无关，但也不能说就是绝对相关。
毫不夸张地讲，就算是一个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居家不出门久了，也确实会变得情绪难耐，何况是一个患有“焦虑障碍”的人。这样强调，并不是说有心理疾病的人，就该被特殊对待。而是在疫情之下，防疫的同时，也要关注每一个人的心理变化。
这种关注倒不一定必须是外部的，但是外部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关怀，起码在管控沟通上，日常交互上，要做到最大限度地温和，尽力把防疫对有心理疾病的人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至于家庭层面，家人更是应该对有心理疾病的亲人多些疏导，多些陪伴。
正如梅所说：“焦虑或重或轻地影响着一个人对于存在的感知，它会抹去时间感，攻击人存在的核心。”所以很多时候，对于患有重度焦虑障碍的人来讲，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再要是受到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和刺激，很容易走向轻生之路。
就如站在一千米高的悬崖上，我们会感到焦虑，并非都是由于失足恐惧造成的，而是因为拥有一跃而下的自由。即便这种想法不符合常理，但是对于患有焦虑障碍的人来讲，他（她）们就是这样生活和思考的。也就是说，同样的消极氛围袭来，别人可能感知到三五分，他（她）们却可能感知到八九分，甚至十几分。
强调这个问题，就在于审视呼和浩特这场悲剧时，除却反思“防疫生硬”的问题、更要回到常态化中面对这个群体。当然这个群体中不只限于焦虑障碍，还包括抑郁等相关或同源的心理疾病。而且多数患者，都是各种心理问题混在一起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条件进行心理疏导或专业指导，起码在管控中需要保持药物供给畅通、食物供给畅通。否则长时间的居家，以及各种信息的刺激，很容易让这个群体感到不自在，甚至做出极端的行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防疫人员上门做核酸检测，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敲门就不再是敲门，而是拍门或捶门。这种情况下，心理状况正常的人，即便心里不爽，但是转念一想也便释怀了。但是有心理疾病的人可能就不会这么想，反而会感到恐惧和紧张。以至于本来一件小事，便会成为他（她）们攻击自身的源头。
谈论这个现象，倒并非是把所有问题都甩给防疫人员，而是希望有能力做到温和或更温和时，尽量努力去做到。因为谁也不清楚，门板背后的人是怎样理解的，他（她）们不见得会生气或找茬，但却会攻击自身，而且在消极的时候，可能连最亲近的人也不相信。
由此说回呼和浩特坠亡女子患“焦虑障碍”，即便这是触发这场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依然要清楚，如果楼下没有封死的铁门，如果物业社区反应及时，如果生命通道足够通畅，那么就算她最终没被救回来。但是这些“如果”汇集在一起，却可以抚慰她的女儿，温暖同在疫情下的人们，而这大概才是公众最想要看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