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欢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我特别认同这样的观点，几十年的生活遭遇，也同样让我感到跟命运没有道理可讲。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相信这段话很多人会背，也激励过很多人。但是细想这句话所言并非是事实。因为并没有什么天意，困难成就人是有的，最后天意也只是成就者给苦难带上的光环而已。古罗马哲学家、悲剧作家塞涅卡相信有天意，认为好人遭受磨难，经历不幸是天意使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好人，靠的也正是这一天意。不过，他的说法恐怕难以服众。“难道说遭遇流放，贫困潦倒，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偶，当众受辱或者疾病缠身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他自问自答，“如果你对这些事情于人有益的说法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你肯定也会对外科手术和烧灼手术，对了，还有饥渴疗法有时候能把病人的病治好感到惊讶。”我觉得，这二者似乎并无可比性，甚至是一种胡扯。除了天意的不存在，孟子的这段假设错误在于炼狱并不能掌握适当原则，困苦可能直接就把人给弄灭火了，或者把人的翅膀给折断了。再者，天意也不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困苦以便获得非凡成就。莫言的童年就是在艰辛中度过的，缺衣少食，又辍学。他经常一个人牵着一头牛在学校门前路过，看到同年龄的孩子在学校里高高兴兴的，他就会倍感孤独迷惘。尽管莫言承认，假如没有这样痛苦的童年经历，他能否成为一个作家都值得怀疑，即便成为作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写的作品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小辍学，回到自然，对他成为一个作家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莫言还是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幸福的童年，而不是孤独饥饿的童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话难说没有司马迁的自我安慰成分。如果让成就者重新选择，他们会愿意选择正常生活，还是选择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练呢？如果能够让司马迁自己重新选择一下，也许，他宁可平庸，也不愿去选择宫刑和《史记》这条路。《史记?伯夷列传》中写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段对天道的质问铿锵有力，如果真有天道，天道能否回答得了吗？然而，虽说没法跟上天论公平，但是生活总要继续，想不通也得作想得通，正如史铁生所言：“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所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论，在我看来不过是司马迁的心理自我疗伤而已。陶渊明亦说天道无私之说是空论，他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
另外，没有逆境就不能成才了吗？刘心武就认为那种“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写出优秀作品”的说法是片面的。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质生活优裕，生活状态平稳，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俄罗斯批判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在动荡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过度的坎坷，只能扼杀创作灵感，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欲望。所以，刘心武呼吁：“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发挥到一定程度应适可而止，否则，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不要颂扬逆流，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要做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相比而言，我更赞成这样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