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世范》卷上·睦亲
睦亲之一·性格不可强求一致
【原文】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其不齐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争论，争论不胜，至于再三，至于十数，则不和之情自兹而启，或至于终身失欢。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此圣人教人和家之要术也，宜孰思之。
【译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 ，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况且大凡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一方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认为应当先做，一方认为应当后做，一方以为应该急，一方以为应该缓，观点不同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导致争吵与论辩，争吵、论辩不分胜负，以至于三番五次，更至于十次八次，那么不和自此就会产生，有的竟到了终其一生失去和睦的地步。
如果大家都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做父亲和兄长的对子女与弟弟通情达理，并且不苛责子女与弟弟与自己相同；做子女和弟弟的，恭敬地追随着父兄，却并不期望父兄只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定相互和协，没有乖离争论的祸患。孔子说：“对待父母，屡次婉言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还必须恭恭敬敬，不违背父母，仍然在做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这就是圣人教给人们和家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评析】性不可以强合，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即使是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也同样不可如此。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都有严格的界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不可越雷池一步。如此开明的观点出现在宋代，足见袁采在父子兄弟观念上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时代里曾经有过表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他俩一块儿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假装睡着了，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儿，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钟毓、钟会两兄弟从小时候起，便有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行礼与不行礼，本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其父分别询问了各自的理由，足见他也并不是希望二人观点相同，性不可以强合，恐怕钟氏兄弟之父认识已比较清晰了。
然而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时，《红楼梦》中的贾政依然固守着迂腐的君臣父子观念，充当了一个切切实实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儿子贾宝玉身上贯彻了可怕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宝玉本来“顽愚怕读文章”，最讨厌沽名钓誉的国士禄蠹之流。当薛宝钗劝谏他走仕途时，他便道：“林妹妹若是这样，我早和她生分了。”从小喜欢在脂粉堆里混，谈到功名便萎糜不振的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而贾政从他自身出发，怎么也理解不了宝玉为何这般“没有出息”。性不可以强合，可惜的是贾政与贾宝玉都没理解到这一点。父子本是两代人，上一代的固有思想在下一代看来无法理解，下一代的叛逆在上一代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思想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宝玉越来越对自已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贾政越来越对儿子的不求上进求全责备，最终结果是儿子纵然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功名，却并没有“接续香火”，重振家业，而是遁入空门，以求得真性的复苏，灵魂的止泊。人性是复杂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即便是同一个人，其身上的几种性格特征也会发生矛盾，而况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父子兄弟之间呢？倘若贾政真能用客观的眼光打量一下宝玉的话，说不定对他心灵深处的纯洁会欣赏不已，倘若宝玉能对父亲的苦心做一番刨根问底儿的话，也不至于对父亲视若仇敌。至少能增添一丝怜悯，唤醒真切的父子亲情，或许结果也不至于太惨。
睦亲之二·人宜将心比心
【原文】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启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为父者曰：“吾今日为人之父，盖前日尝为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亲之道，每事尽善，则为子者得于见闻，不待教诏而知效。倘吾前日事亲之道有所未善，将以责其子，得不有愧于心１为子者曰：“吾今日为人之子，则他日亦当为人之父。今父之抚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异于吾之父，则可以俯仰无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负于其子，亦何颜以见其父？”然世之善为人子者，常善为人父，不能孝其亲者，常欲虐其子。此无他，贤者能自反，则无往而不善；不贤者不能自反，为人子则多怨，为人父则多暴。然则自反之说，惟贤者可以语此。
【译述】
在社会生活中，父与子之间，有的彼此不思虑自己的职责，却责备对方，这是导致父子不和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父与子各各都能反思一下自己，那么就会相安无事。做父亲的应该这样说：“我现在做人的父亲，从前曾经是别人的子女。大凡我原来奉事父母的原则是每事求尽善尽美，那么做子女的就会有所闻见，不等做父亲的去教导他们，他们就会明白怎样去对待父母了。倘若我过去侍奉父母未能尽善尽美，却去责备孩子不能做到这些，难道不是有愧于自己的良心吗？”做儿子的应该这样说：“我今天做为别人的儿子，日后肯定会成为他人的父亲。今日我的父亲这样尽心尽力地抚养培育我，并且为我付出许多心血，可以称得上是厚爱了。日后我对待自己的子女，只有做到与我父亲待我的程度一样，才可以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如果做不到这些，不仅仅有负于子女，更无颜面去见父亲。”世上的人善于做儿子的，常常也很善于当别人的父亲，不能够孝事其父母双亲的，也常常想虐待其子女。这其中没有别的道理，贤达的人能够自己反省自己，那么就会做事稳当少出差错。不贤达的人不能够反省自己，做儿子多怨恨，做父亲多暴戾。那么自己反省自己的道理，只有贤达的人才可以谈论。
【评析】“上有老，下有斜是中年人对于生活劳累的感慨。大凡有头脑，有德行的人总是尽自己最大的所能，让父母在有生之年生活得幸福，总是想方设法抚育培养自己的子女，希冀他们有所成就。这种人生来就懂得反思，作为人子，能切身体会到父母抚养孩子的呕心沥血，因此他待父母尽心，待子女尽力。他的这种尽心尽力的做法，上得之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对下又成为子女的楷模与榜样。
《世说新语。德行篇》：“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自教儿。’”这个故事是说谢公的夫人在教导儿子时，追问太傅谢安为什么从来不见他教导儿子，谢安回答说他是以自身言行来教导儿子的。
谢安的作法就是促使儿子反思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的。儿子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揣摩出为人之子应怎样做，为人之父应怎样做。日常生活中，父子不和甚而至于分崩离析，仇敌相对。这其实是一种极为不明智的举动。父亲不明白自身当以身示范，儿子也不能够从父亲身上得到一丝一毫的启示。
睦亲之三·处家多想别人长处
【原文】慈父固多败子，子孝而父或不察。盖中人之性，遇强则避，遇弱则肆。父严而子知所畏，则不敢为非；父宽则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优容；子之愿悫，父或责备之无已。惟贤智之人即无此患。至于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不友；夫正而妇或不顺，妇顺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强即彼弱，此弱即彼强，积渐而致之。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爱而子愈孝，子孝而父亦慈，无偏胜之患矣。至如兄弟、夫妇，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之，则何患不友、恭、正、顺者哉。
【译述】
过于慈祥的父亲容易造就败家子，儿子的孝顺有时却并不被父亲所觉察。大概依平常人之性情来说，碰到强大的事物就会回避，遇到软弱的事物就会大肆放纵。父亲严肃，儿子知道自己该畏惧什么，那么就不敢胡 作非为；父亲宽缓，儿子对一切事物都持轻视态度，因而放纵自己的行为。对于儿子的不肖，父亲多宽容；对于儿子的谨慎诚实，为父的有时责备不已。只有贤达充满智慧的人才没有此种祸患。至于那些兄长友爱弟弟，弟弟却不敬重兄长的，弟弟尊敬兄长，兄长却并不爱惜弟弟的；丈夫正派，妻子却不和顺，妻子和顺而丈夫不正派的，也是由于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很弱小；一方弱小，另一方就会强大，这是由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做父亲的，如果能将他人的不肖子与自己的儿子作比较；做儿子的，如果能将他人不贤达的父亲与自己的父亲相比，那么父亲慈祥和顺，儿子就会愈加孝顺；儿子孝顺父亲就会更加慈爱，这样就避免了偏颇的隐患。至于兄弟、夫妇之间，如果也各各都能以他人的缺点与自己亲人的优点去比较，那么还怕自己的亲人对自己不友爱，不恭敬，不正派，不和顺吗？
【评析】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恐怕是从孔子时代便开始的关于家庭伦理的最高境界。然而有所谓父慈子不孝，兄友弟不恭，妻顺夫不正，或者相反。在袁采看来，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不平衡现象，实是由于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之间没有真正理解到彼此的价值与优点所导致的。
如果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言行中发现值得赞许的一面，意识里便有了尊重人性的平等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便也顺理成章了。当然棍棒底下也会出孝子，可在严父的棍棒下，儿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孝子很大程度上是表面上的“孝”，形式上的“孝”，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对父亲的尊敬。贾宝玉在父亲贾政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学习 “四书五经”，不得不去应考，内心的反叛很少敢与父亲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但他却根本不是孝子，甚至连父子之间最纯洁的父子亲情在宝玉身上也无明显表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并没有多少威严令司马迁战战兢兢，但父亲没有棍棒并不等于父亲纵容他。早年，父亲支持他学习 ，支持他漫游，使他变得见多识广。临终之际，父亲留下遗言，一定要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对于父亲的遗愿从不敢懈怠，“李陵之祸”使他遭受了不应有的官刑，这对司马迁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比死还难以忍受。然而，他没有死，他不能辜负父亲的一片丹心，他希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活了下来，为了父亲，也为了事业。这种孝是有沉重的历史内容包含在其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