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员制度最重要一点就是内阁制的创立，不同于以往的丞相、宰相制度，内阁仅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所起到的职责无过于“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等，翻译过来就是：顾问皇帝问答、规范皇帝品行、整理查看百官上书（题本和奏本）、按照皇帝的意思批准上书内容（票拟）等，简单来说：内阁不过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必须事事以皇帝的意愿行事。
正如《明史》所说：“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也止于票拟，其委任权力和前代宰相绝不相同”。也就是因为阁臣不同于宰相，所以以阁臣个人的力量，完全做不到“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程度，即便是整个内阁加起来也不可能，因为不管内阁需要提拔什么人才，最后都得由皇帝批准才行，这就很好地限制了阁臣的力量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是千古少见的政治高手，从他登基开始就无时无刻在想着如何完成集权于皇帝这个千古难题朱元璋是元末人，深知由于元朝的宰相权力过大而导致了权臣乱政，国家的分崩离乃至于最后的天下大乱，而在全面继承了元朝制度后，朱元璋就不得不从制度上入手，尽可能地限制这流传了千年的皇权威胁。
元朝自忽必烈时期起，中央最高行政长官为中书省，名义上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为首，但实际处理政务和协助皇帝的则是左右丞相。不同于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元朝所设立的一省制度虽然是为了裁减冗官而设的，可一旦遇到某些意外或不可逆的情况，中书省无疑就成为了一枝独大，到最后甚至影响到了皇权；元武宗时期曾想过以尚书省来分薄中书省的权力，前后两次设立尚书省，可惜武宗早死，尚书省仅成立了数年就被废了，而中书省的权力则越来越大，之后不管是元朝皇帝的继位，还是元朝的内斗，几乎都离不开左右丞相这几个字眼，造成元朝由盛转衰的两都之变，就是由左丞相倒喇沙引爆的；有鉴于此，朱元璋继位之后虽然也继承了元朝的一省和左右丞相、左右丞制度，可内心却十分担忧重蹈元朝覆辙，日夜忧虑，寝食难安。直到洪武九年，借前后两次胡惟庸案而引发的大屠杀，终于使得设立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全面废除，朱元璋得以总揽政权，再也不用和人分享了；可是大明不像欧洲，伴随着国土庞大而来的，则是巨大的业务，朱元璋毕竟也是人，就算每天十二时辰不眠不休也无法处理完这纷杂的政务，于是成立一个协助班子就成为了朱元璋首要考虑的事情，而内阁制度也就在这时候横空出世了。朱元璋之所以设立阁臣，除了协助自己处理政务之外，最主要的是：早期的阁臣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对大明这个大公司做不出任何变动和调整，最多只能把自己的意见建议给朱元璋，让他自行决定。
而且朱元璋时期阁臣是没有定制的，随便皇帝更换和添加，同时官职也很低，以朱棣时期确立的六大阁臣来说，官职最高的是解缙，为东宫侍读，只不过是个六品小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亡，大明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入阁前职位为翰林院修撰，从六品，由于大明内阁首辅的官职低微，使得他们的权力仅在阁内而无法延伸到阁外，不可能像以前的丞相一样掌握任官大权，所谓提拔亲信什么的也就无从谈起了。
不过时代在变，内阁的制度也在变，阁臣权力在明宣宗朱瞻基时虽然有过一次崛起，可依旧不可能总揽朝纲这一点得归功于制度的成立，要知道一个古代国家能正常地运行下去，除了皇帝本人的品德修养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有了制度也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在皇帝幼小或是不理朝政时，可以指导着群臣继续、有方向、有目标地走。
像嘉靖、万历两朝，帝王因修仙、和百官闹别扭、生病等原因不上朝达八十年之久，但在制度的运转下，大明还是没有奔溃，甚至还有彪炳史册的平倭战斗和万历三大征等等，所以制度的成立，同样也是内阁无法专权的主要原因。
大明阁臣的第一个巅峰是在明宣宗时期，当时掌握内阁的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集团，由于制度的规定：阁臣必须都由甲科出身，也就是要进行过科举，当了进士后才能入阁，所以阁臣们彼此之间都能自省自身，以求维持帝国的秩序；杨士奇虽然不是进士，但同样也是尊崇儒家学派，经常以儒家经典的《六经》劝谏朱棣，加上自朱元璋时期起的阁臣就必须先在翰林院任职才行，所以也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仁德教化帝王，没有掺杂其他的杂家思想；当然仅靠自身的约束是十分不现实的，人一旦得到权力难免就会发生思想上的转变，像嘉靖时期的首辅严嵩，未成为首辅之前那也是个有志做出一番事业的热血青年，可一旦掌握了大权，自擅其事二十余年，也就从好人变成了坏人，从贞臣沦为到奸臣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明内阁的权力也就日益加重，尤其是后来大多数首辅都是以大学士身份，兼任六部尚书的，大明帝国的实权除了皇帝之外，基本都是掌握在六部尚书手里，所以阁臣以某尚书兼某大学士的职位，恰好证明了内阁权力的稳步上升，若放着不管，假以时日，内阁首辅很可能就会演变成前朝丞相了。所以要很好制衡住手握尚书权力的首辅，适当地分权就是一种很好的手段了。
大明王朝官员最显著的一点就是：经常内斗，而这一点也是朱元璋和朱棣最愿意看到的作为懂得役使手段的两位帝王，朱元璋和朱棣在他们在位期间就不断将百司职务分权，以阁臣制衡皇帝、以六部制衡阁臣、以皇帝制衡六部等等，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让内阁、太监、六部、言官各自开打，而皇帝本人居中调停，等他们疲于斗争或斗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心思和力量来进行所谓的“谋朝篡位”了。
大明王朝的实权不在内阁，而在于六部，在六部尚书之外，另外还有大理寺、都察院、通政司，合称九卿，互不管辖，都只对皇帝负责，九卿职务的分权，就很好限制了阁臣任人唯亲的情况发生了：
按照制度的规定：要增添阁臣，必须由首辅和其他阁臣、加上九卿一起推选，称为“会推”，而首辅在收集了诸人的人选后，再统一交给皇帝定夺，只有这样才是合法、合理、合规矩的，其他像皇帝、首辅自己选拔的都是不合法的，九卿和阁臣都有权力否决；在嘉靖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嘉靖帝强行让自己喜欢的大臣入阁，没有经过九卿和阁臣，结果这个大臣的脊梁骨被人戳得皮开肉绽，甚至还有过想着直接把这个大臣打死在左顺门的做法，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大礼仪事件，嘉靖皇帝打死了十七位当朝大员，赢得了大礼仪之战；连皇帝要任命一个听话的手下都要遭到如此大的阻拦，更别说是首辅了，就算是严嵩，即便他是以吏部尚书职兼内阁大学士，有任命百官的职权，他想任命自己的亲信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在六部之中还设立有给事中这个七品小官（也就是明朝力量极大的言官集团），官职虽小权力却大，有直接批驳皇帝、上司、九卿的职务，不让敕令下达的权力。夏言担任给事中的时候，六部尚书、公卿、太监、皇帝都给他弹劾了个遍；
在首辅权势最大的张居正时期，其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六部九卿之中，而由于万历皇帝本人年幼，大事都得依赖于张居正，使得张居正这个实际上的首辅，成为了实际上的丞相。在张居正十年改革的时间里，不但大力任命李成梁、戚继光、殷正茂的边将南征北战，而且还借着变法的借口，剥夺了吏部、兵部的任命文武官员权力，以及压制言官，让他们噤声。可张居正手段猛烈，底下人也不是吃素的，在万历五年的时候，张居正的老父亲去世，按照儒家文化他必须要回去守制三年，但回去三年则意味着自己必须让出首辅之位，即便到时回来还是能担任首辅，但刚进行到一半的变法则面临着全面失败的危险，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只好与太监冯保、后宫李太后一起，以“夺情”手段，强行让自己留下来（当时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不过十五岁，很难相信这夺情之事是由他一手包办的）。
首辅不回家守孝而贪恋权位，这事在以讲究尽孝的明朝士大夫眼里，无疑是不仁不孝的小人，于是要求张居正放弃首辅职位、回家守孝的奏章纷至沓来，差点就把张居正给淹死了。在全面上下一片杯葛声中，张居正也终于顶不住，想着回家守孝算了，幸好是以万历皇帝为挡箭牌的诏令一下，说谁敢让张先生回家，就先把人头送来。就这样，在皇帝的偏爱之下，张居正公然违背儒家教育，继续留任内阁了，不过这事从此成为张居正和文武百官之间的隔阂，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也是从此开始的。
总结：朱元璋和朱棣对维护大明的正常运行可谓是煞费苦心了，不但靠着杀戮来废除对皇权有影响力的职务，就连百官也要留下制度，让他们互相掐架，互相伤害，皇帝自己做卞子，坐山观虎斗像嘉靖皇帝，他在后期不理政事一心修仙，在内阁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一个斗一个，斗到最后弃市的弃市、罢官的罢官、身败名裂的身败名裂，只有稳坐钓鱼台的嘉靖皇帝，悠游自在地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即便是正德末年的首辅张廷和，在当时正德皇帝病死、太监势力衰弱、后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已经掌握到了拥立大权和指挥兵权，甚至还做了三十七天的“临时皇帝”，已经出现了历代权臣只手遮天的情况，可嘉靖皇帝一上位，还是被大礼仪之臣张璁等人斗垮，一代首辅最后也只能黯然辞官，回家养老去了。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