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是理想点在时间、空间和数量上的跨度，常态实体可近似地视为理想点。尺度的大小可以用尺度数来衡量。不同的尺度有不同的现象，但有着同样的规律。尺度思想既是理想点思想的理论基础，又是第一、第二层次历史划分的意义所在，亦是社会科学就是且只能是历史学的理论依据。当研究对象的尺度数远远小于研究时空的尺度数时，可将其看作理想点。由于理想化规律具有普适性，因此不受尺度限制，因而理想史学只需要对某一尺度下（最合适的尺度下）的历史进行研究即可；经验主义研究则由于尺度的限制而被迫凭借史料去研究不能凭借史料研究的第二层次的历史。
粗时间尺度数：尺度时间折算成年或秒（十进制的两端）数之后的数量级。根据1年（格里高里年）=31556952秒，得出年秒转化公式：
粗秒=粗年+7 （年数＜3.1688739或秒数≥3.1556952）
粗秒=粗年+8 （年数≥3.1688739或秒数＜3.1556952）
细时间尺度数：尺度时间折算为十进制年或秒后取以10为底的对数。
细秒=细年+7.4991
尺度级：尺度数的数学期望。定义a的δ邻域：a＝0.5k,k∈Z，δ=0.25。细尺度数取平均值后所在的邻域的心a便是尺度级。其实质是细尺度数取平均值后离其最近的整数值或半数值。
秒尺度级=年尺度级+7级半。（此处将1年近似为31622776.6秒）
例：已知生物进化周期为1亿年、王朝兴灭周期为400年、月相变化周期为30天，求各周期的秒尺度级。
∵生物进化周期为1亿年=3155695200000000秒；
∴秒尺度级=15级半。
∵王朝兴灭周期为400年=12622780800秒；
∴秒尺度级=10级。
∵月相变化周期为30天=2592000秒；
∴秒尺度级=6级半。
除时空尺度外，人数尺度也是衡量历史事件层次性的重要指标。空间尺度和人数尺度的计算方法理同时间尺度，只是单位不同。见证人数尺度是判定历史事件层次的决定性依据。
君主制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长达2132年（前221—1912年），即67279421664秒，秒尺度级为11级；其在中国的见证人数至少为1375266288人，人尺度级为9级。在这样大的尺度之下，君主制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不可为假，因此属于第一层次的历史。
清王朝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长达276年（1636—1912年），即8709718752秒，秒尺度级为10级；其在中国的见证人数至少为=902720409人，人尺度级为9级。与前例相同，清王朝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也因尺度过大而不可为假，亦属于第一层次的历史。
光绪帝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长达34年（1874—1908年），即1072936368秒，秒尺度级为9级；其在中国的见证人数约为377636000人，人尺度级为8级半。与前两例相同，光绪帝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也是不可为假的第一层次的历史。
光绪死因的时间表现便是光绪死亡的瞬间，时不满秒，秒尺度级为0级；瀛台涵元殿面积不过数亩，米尺度级为3级；密谋者最多不过慈禧、李莲英、奕劻或袁世凯等数人，人尺度级不足1级。因此光绪死因因见证人尺度过小而可以为假，是为第二层次的历史。
结合上例，定义第一层次的历史为在足够大的尺度上运行，因而不可为假的历史；第二层次的历史为在不足大的尺度上运行，因而可能为假的历史。
为了更便于读者的理解，这里再举数例。604年，杨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崩于大宝殿”，世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但论及死亡原因，却是“中外颇有异论”。对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为何征服者威廉会入侵英国，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确入侵了”。1911年，“成都血案”和“成都兵变”接连发生。“成都血案”由于“水电报”的广为传布和《辛亥四川路事纪略》中奏折、上谕的明示天下，事件本身及其制造者都是第一层次的历史。“成都兵变”的尺度更大，既有当时全体成都人的惨痛记忆，又加以《民立报》的广为传播，是为第一层次的历史无疑。但对于兵变是否为赵尔丰所发动，由于涉及人数过少，又无可靠的“见证者”存在，因而属于第二层次的历史。
第二层次的历史因其尺度小而隐蔽性强，经验主义史学鞭长莫及。如“光绪正常死亡说”虽有传统史籍（《德宗实录》卷四二七）、时人笔记（杜仲骏《德宗请脉记》、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和原始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之脉案、病原等）等一手资料佐证，却并非事实。
第二层次的历史由于无法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判断，因此史料的不完全可信、不完全真实，等价于完全不可信、完全不真实。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历史解释，好比真实证据不足条件下之法理推论，虽可自圆其说，却并非真实原因。
理想化模式所特有的精确、普适、客观、必然，打破了经验主义状态下不同尺度研究对象间的规律壁垒，使得不同尺度的客体具有了相同的规律，摆脱了理论探索对全体研究对象的依赖。如在后文中，无论慈禧太后对维新派“围园杀后”计划是否知情，都无关支持度公式的正确性及其在各个历史尺度间的适用情况。伊尹与太甲关系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到地位度规律的总结与验证。相反随着理想史学的发展，未来的历史学家却可以利用普适性公式的计算，还原出真实的历史。
如同经典物理学家不需要在观察过所有的自然现象之后才开始理论探索一样，理想历史学研究亦不需要以全部历史的厘清为基础。“正如牛顿所作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获得人类行为的初始概念和规律，再利用这些概念和规律推导出其他所有的东西。”以种粮和吃饭的关系为例，我们既不能只种粮不吃饭，亦不能希图种遍古今中外所有的粮而后吃饭；只有一边种粮一边吃饭，才能种新的粮、吃新的饭。正因如此，由理论探索（即内程式）、认知工具和认知对象的循环关系组成的外程式，成为科学进步发展的固有程式。
总之，史料的真实与否，对理想史学规律的研究和技术化毫无影响，且反过来还需理想史学为之决断。因此在理想史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只以最一般的、不可为假的第一层次的历史为基础，就可以进行规律总结了。可以说，在目前的历史学界，开启理想史学研究的“第一桶金”已然足备。
《隋书》卷二《高祖》下。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
G.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Fontana, 1969, p.74.
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尚在的老人还对此事记忆犹新。参见姜蕴刚：《镇压保路运动的元凶赵尔丰》，成都市政协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35页。
在兵变发生不到一个月后的1912年1月4日，《民立报》发表《成都之腥风血雨》一文，使“成都兵变”迅速为人们所知。
A. Koyre, Newtonian stud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Chapman & Hall, 1965. 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