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漫忆
吴立梅
告别母校近三十载,岁月悠悠,抹去了多少记忆,但抹不去对三年初中生活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我是1963年考入湖溪一中的。那年夏天,小学老师捎信说我已考上中学了,这一消息让全村人高兴。那时能读中学是不简单的事。一方面,固然由于人们经济拮据,能供子女上完小学已属不易,何况中学。另一方面,则是升学率很低,湖溪区(辖境相当于今之湖溪、横店、郭宅三镇范围)和千祥区的一部分合起来,才招5个班270来人,大约十名小学生只有一人能上初中。我是我们那个五百来人的村子有史以来第五个上“中青”读书的人。那时百姓称湖溪一中为“中青”,因学校前身为“中青书院”,老年人提起“中青”,无不带有崇敬的神色。
父母在高兴之余,更多的却是担忧,要供养一个中学生毕竟不是易事。三年灾荒虽已过去,但阴影依然笼罩着贫困的家庭。20元学杂费对现在的人来说不屑一提,可对那时收入甚微的农户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非得东挪西借才能凑齐。
父母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供我上学,我也深知父母的艰难。咸菜装在父亲安徽做工带回的毛竹匦里带去,一匦吃两个星期。仲春以后,咸菜极易发霉变质,尤其是靠近毛竹匦边缘部位,那就先吃中间未霉变的部分。实在不行,只好拿去蒸一下。发霉的咸菜蒸过后色香味俱失。好在那时胃口特佳,不用菜也能把一盒饭津津有味吃光。速度也特快,从找饭盒到吃完洗好淘米放回蒸笼用不了10分钟。且消化功能也特强,有时一个星期才拉一次大便,胃肠系统对食物的吸收利用实在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一个学期的零花钱不会超过1元,那钱从来不去买吃的,主要用于买书。那时书价也相对便宜,尤其是“农村版”图书,200多页64开本的《革命歌曲大家唱》不过几毛钱。即使这样,有时买书也踌躇多时,在供销社图书柜台前徘徊良久下了狠心才买下,价格才0.15元一本的描写越南南方英雄阮文追的书《像他那样生活》就是这样买下的。1965年秋,江西工作的表姐给我7毛钱,那高兴劲绝不亚于摸彩得了巨奖。穿着从来不去计较,能穿上没补丁的衣服就很不错了。冬天,穿一件表兄的旧棉衣,用围巾在腰间一扎,同学说很像杨白劳。少年时血气旺,似乎没感到严寒的可怕。
那时,最有盼头的是国庆、元旦、五一,因为学校养了猪,遇上节日,每人就能吃上一片十六两制约半两重的猪肉。这对于许多几个月不知肉味的学生来说,实在是难得的牙祭。1964年开始,我们的伙食得到改善。校园内的隙地都种了蔬菜,校外也有几亩劳动基地。农基课老师楼正德带领我们在三角店之西、操场之南的田里种菜。楼老师指导很细,要求很严,整地后那畦沟真是笔直,畦面则如镜面一样平光。蔬菜长势诱人,劳动课时,割了抬到南江洗。学校每天可免费供应一餐菜,蔬菜盛产时每天可供两餐。生活委员是大忙人,每天都要请同学帮忙把满满两大盆菜抬到教室里,又要均匀地分给每位同学。学校后面是片面积颇大的果园,每年初夏,生活委员又会将桃李分给同学们品尝。
虽然艰苦,但由于大家的生活条件差不多,且集体的互助精神、充实而愉快的学习冲淡了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因而不觉其苦。班上的葛大妹、金瑞姣真像大姐姐,同学中有谁纽扣掉了,衣服破了脏了,她们常常给缝补洗涤。吕中秀家兄弟多,不可能让他带被子来上学,我与他抵足同眠近两年。隆冬季节,单人独被不能御寒,于是四五人将被子拼合起来睡一起。少年睡相差,一觉醒来,几床被子四分五裂是常事。
那时我的第一兴趣是看课外书。相对于小学的藏书,湖溪一中的藏书称得上汗牛充栋了,这使我如鱼得水大开眼界。初一初二时,以平均每天看一本的速度进行着,饥不择食,囫囵吞枣,什么书都看,从不细细品鉴。我是学习委员,有进入图书馆择书的特权。管理员陈芷芊老师有时给我优惠政策多借一二本。遨游书海,其乐无穷,以致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有些课便成了我的课外阅读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偷偷看。一心可以两用,听课看课外书两不误,考试成绩常处前茅。后来才知道这叫注意力分配。好读书不求甚解,看了《燕山夜话》,直到批判“三家村”,才知此书是“毒草”,但终究没搞清楚“毒”在哪里。
第二兴趣是嗜好音乐。小学时母亲上方岩带回一支竹笛,初中时便鸟枪换炮花了一毛多钱买了支大一点的。开始只会闷5,后来学会闷2、闷6、闷4,能吹四把调在班上可称佼佼者了。但吹了几年,总缺乏节奏感,老是跑调。那时我班能吹笛的有一大批,杜庆生吹得最好,我可居次席。学校里笛子吹得最好的当属我的表兄沈为贤。他虽长我一岁,但由于我小学跳级,他则9岁上学,上了中学反而比他高了一级。每当听他吹奏婺剧曲牌“三五七”“拔子”“芦花”,真令人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艳羡和自愧之情油然而生。那时,学校简直像演艺场。每当课前饭后,嘹亮的歌声、悠扬的笛声、动人的二胡声便此伏彼起。我拉二胡进展不快,调子也只能拉15、63、52三把,74则没学起来。除了对笛子、二胡、口琴的偏爱外,还花了大量时间抄歌抄谱。婺剧曲调、电影插曲、江南丝竹、二胡独奏曲等都整本抄下来。那认真劲儿真可令人叹煞,连分节线、8分音符、16分音符都是用尺子划的,现在翻看那本子还觉赏心悦目。有时也自度曲子并用于演奏,回想起来,那实在是不伦不类。惟一一次登台演出是1965年元旦,我和杜庆生、杜德生等四人代表班级参加全校文艺汇演,节目是笛子合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军旅歌曲。那晚,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手指关节不那么灵活,水平发挥远不及平时。
爱好音乐,自然喜欢音乐课。每星期只一节的音乐课几天前就在渴盼了。音乐室是“先进馆”(实为荣誉馆)兼用的,自带凳子在里面排队坐好。课上到三分之二光景,还剩十多分钟,老师便搬来有摇把的留声机,上紧发条,放一些歌曲给我们听。音量不是很大,也谈不上多悦耳,但对我们来说,是美妙的享受。至今仍忘不了第一次听印尼经典民歌《宝贝》的新奇和听电影《刘三姐》插曲时的激动。后来,学校的高音喇叭常传来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红珊瑚》中回肠荡气的插曲,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效果又比那留声机好多了。
提到“先进馆”,那是母校光辉历史的见证。墙上挂满各种锦旗,多是省和专区两级颁发的。60年代初,湖溪一中各方面都取得骄人成绩,中考升学率几近百分之百,常常雄踞金华专区(那时金华专区还包括现在衢州大市的辖境及淳安、建德、缙云、遂昌等县)榜首。体育运动队的成绩在专区内也首屈一指,男女篮球队所向披靡。有一年,专区初中篮球赛在湖溪一中的大操场举行,各县派出代表队。我们也大饱眼福,本校篮球队在观众的助威声中以大比分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先进馆”内就有许多运动队的合影。
学校生活有许多留存于记忆的点滴。劳动课时,除了上文提到的种菜,还在学校北面围墙外种水稻。在学校果园和大操场边平整土地,这些地方以前是乱坟岗,有时会挖到骷髅。初一时,还常到湖溪米厂挑砻糠,因为那是食堂的燃料。曾经到炉塘大坑那边似叫南岑坞的地方帮当地修小水库,饭菜则由学校送来。曾到蟠谷春游,参观那里的堰坝,其上的岭脚后来成了南江水库坝址。也多次参观湖溪电灌站,并写了作文。多次到电灌站旁的螺峰游览,那儿的风景令人留恋。1963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程畈发生火灾,烧毁民房几十间,在校师生都赶去救火。曾过江到前庄旁边的小山丘搞“抓特务”活动。到木坑坞爬山比赛,为山顶三角形铁架的用途争论不休。下山时,拐到天宝寺游玩,见到那里的僧人养牛种地,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母校最值得称道的是严明的纪律。那时流传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某晚突然停电,来取经的几位外地老师见教室里漆黑一片,细听阒寂无声,以为没人,想进去拿几条凳子用,不料同学们在教室里静悄悄地坐着。这使几位客人大为惊叹。那时停电是常事,不过停的时间不长,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同学们知道这规律,没有喧哗,没有吵闹,静静地等待。这故事大约发生在高我们两届的同学身上。
我们就读时,是湖溪一中的鼎盛时期,中考升学率在整个专区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的两所教学改革试点中学之一,外地来听课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示范课放在我们班上,吴美汝老师执教杨成武上将的《翻过夹金山》。教室里,走廊上,坐满听课的人,不下百人,似来自丽水专区的。省里也常来人。一次,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来视察,学校气氛显得十分隆重,校门口往里的两进大厅挂满字画。那时,我对字画兴趣不大,也不了解是哪些名家的手笔。
乡村中学能有如此成就,在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自然离不开老校长王舜华的苦心孤诣。初一时,我们男生寝室就在王校长房间楼上,他的住处简陋低矮,居住条件远不如其他教职工。我们对王校长既敬又畏,但敬远多于畏。王校长平易近人,脸上常挂着微笑。经常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情况,他那平和,他那慈祥,常能使同学们畅所欲言。对各个年级的优秀学生,他都了如指掌。记忆力也不凡,离开母校二十多年后遇见他,还能立刻说出我名字,是哪儿人。1987年秋,我奉调参与《东阳教育志》的编撰,有幸与王校长在同一办公室工作了一年。他那勤奋踏实、一丝不苟、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又给我以教育和鼓舞。那时,他已退休多年,面对高薪聘请没去,而只拿几块有限补贴到教委帮忙,从中不难发现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一片痴心未改。那一年,我也深深感受到学生们对老校长的崇敬和爱戴,当年的学生们常常找老校长汇报工作,倾诉衷肠。一次,一位远在新疆已担任地师级职务的老学生(似姓郭,郭宅那边人),千里迢迢专程回来看望王校长,目睹那情景,令我感动不已。
难以忘怀的自然有老师们。初一时的班主任郭梦熊老师就像慈母一样,对我们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常常嘘寒问暖。1966年下半年,我到金华学木匠,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了一封长信,指点我的人生道路。初二时的班主任陈涤新老师则比较严厉,对学生的评鉴常有锱铢必较的味儿,可惜他已仙逝多年了。初三时的班主任陈隆锡老师对学生没有一碗水端平,后来调回原籍杭州,大家对他的感情也甚为淡漠。数学老师厉汉盛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老家在南马西田,回家总是走路,虽步幅不大,但步频极快,一般人跟不上。说话的速度也很快,且唾沫飞溅,前排同学常沾其惠。四十多岁就谢顶了,架着一副老式眼镜,那眼光透过镜片射来令人生畏。上课时,他那右手食指简直是一截钢棒,常常戳得黑板抖动好一会。令人叫绝的是他画圆的功夫,随手一转,画出的圆与圆规所画几无二致。厉老师对下棋也有癖好,看到学生下象棋,会不由自主地参战。李维林老师上的第一堂俄语课也令人印象深刻。那天,他穿着领子挺括的洁白衬衣,头发一丝不乱,皮鞋一尘不染,很自然地将他幻化为英国绅士或俄国教授了。其他老师也留给我美好记忆。历史老师赵昭德,板书中那“走之”别有韵味,引来许多同学模仿,至今我写的“走之”还隐隐约约带有模仿的痕迹。朱钟炎老师给我们放俄语幻灯片时的认真劲,杜承恩老师饰演《审椅子》中老地主的活灵活现,杜叙寅老师表演撑杆跳高的英姿,郭正棠老师令人赞叹的二胡演奏,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耳畔。此外,工友中和蔼可亲的程土华、朴实勤劳的张根福、直言无忌的徐海山、埋头苦干的潘宝祥都让我记忆犹新。
我从教也已二十多年,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也十三个年头了。回想起来,母校的几位语文老师给我的影响也至为深远。他们不仅教给我作文的知识,也教给我做人的道理,现今的教学中,我还时时以他们为楷模。初一时的语文老师杜叙寅(从政后曾任金华市委副秘书长),讲课生动活泼,使我对语文增添浓厚兴趣。但我的作文常被他斥为陈词滥调,大约是我旧小说看多了,好用古词语之故。到了第二学期,杜老师兼任学校秘书,不再担任我们班的教学,接替他的是王友根老师。王老师上课则朴实无华。他对我的作文常常赞赏备至,评语总在百字以上,分数总在90上下。这使我的写作兴趣大增,每次作文都成了愉快的劳动,每次作文评讲都翘首以待,因为我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文评讲。吴美汝老师对我也比较看重。一次,他借给我一本书,其中有天文星宿图,这使我肃然起敬:中学老师真个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现在回想起来,那书可能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吴老师对我的作文也评价很高。一次看电影《钢铁战士》,他布置我们写《刘海泉革命到底》的作文,情之所至,笔如喷泉,我一气写了一千五百多字,他给了98分,并称这是湖溪一中有史以来少见的作文高分,这让我自我陶醉了好久。初三时的语文老师是郭毅诚,我的第一篇作文《我升上初三了》还享有贴在年级走廊上的殊荣,以后则似乎越来越不景气了。郭老师批语上常有“阶级观点不够鲜明”“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不合”等语。心中虽有不快,但郭老师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批语却使我叹服不已。
郭老师已作古多年,至今也毫无责怪他的意思,因为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学校。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成了死对头。在大会堂听王校长传达“九评”文件,破例不准记笔记,不准讨论,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四清”运动开始了,“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的歌声低沉哀婉。我们班分成几个组到黄大户村访贫问苦,帮困难户李勤妹家锄地,到南江对岸的黄有福家帮助拾柴挑水。乌义村申屠晋父亲的大坟前,听当地人控诉地主的暴行。进城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馆址在孔庙旧址,黉门前原文化馆位置)。学校开始夜营训练,我们半夜三更起来,经楼店、后山店等地黑灯瞎火兜了个大圈子回校。进入初三,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贫下中农吃香,中农是团结的对象。我家成分是中农,出身上就低了一等,总有莫名的压抑感。
临近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中学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1966年7月16日,学校放假了,我们也毕业了。虽已填了志愿,但升学前景不明。8月,又来了通知,说是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去待了一个星期,学校乱糟糟的,不复有学习氛围。于是彻底告别了中学时代。9月底,我到金华学木匠,时年16虚岁。后来得知,1966年下半年,未经选拔和公示,部分同学(有成绩班内倒数的)曾升入金一中、金二中等名校,成绩数一数二的我和张文华被排除在外,除了我家成分为中农之外,找不出任何理由。1967年下半年的“复课闹革命”风潮中,听说学校派程肇宣老先生和陆雄狄老师来我家,让我回去复课,我则在金华一无所知。大约程陆两老师出身地主,那时都在“牛鬼蛇神”之列,因此,这跑腿的差事就非他们莫属了。
在并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上,我时时回想那令人难忘的三年初中生活。每每想起那难忘的岁月,想起那时的老师,想起那时的同学,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想起母校的一草一木,心中就充溢着融融的暖意。三年时光,对漫长的人生来说,是多么短暂,但母校给我的教益,给我品德和学识上的滋养,让我受用终身。有限的文字诉说不尽对母校的无限怀念依恋感激之情,拉杂谈来,也不去考虑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笔随意行,不过将心中所思表达一二罢了。
1994.6.25
为湖溪一中建校120周年而作
原载《星光灿烂》64—72页
《东阳往事(1949—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