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语不惊人死不休”，曹操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给自己判了死刑，留下千古骂名；曹操的重孙曹髦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判了司马昭的死刑，让司马昭永世不得翻身。老曹家的人，说话那叫一个毒哦。
01
司马氏专权
正始十年（249年），少帝曹芳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之墓，曹爽兄弟及其亲信皆随同前往。司马懿趁机发动了政变，铲除了曹爽势力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司马懿死后，司马氏兄弟更是牢牢地控制着曹魏的政权。
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对孙吴发动南征，司马昭统帅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一路伐吴，在东兴之战被打得大败。
司马昭询问该由谁负责，随军司马王仪说“责任在统帅。”司马昭大怒说：“司马想委罪于我吗？”于是下令斩杀王仪。司马昭因此次战败而被削去了官爵。
此事究竟谁来负责，我们无法评判，但由此看出司马昭的飞扬跋扈。
此后，姜维又侵扰陇右，魏帝曹芳只得任命司马昭为征西将军，驻军长安。姜维撤军，司马昭平定西北胡虏，再次被封为新城乡侯。
此时，曹魏并非是无将可用，但司马氏兄弟的势力已经左右了朝堂，无人敢出头与司马昭争功，曹芳不得已只能启用司马昭。
嘉平六年（254年），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等人密谋除掉司马师，事机泄密，司马师杀死了参与者，逼迫郭太后废掉了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司马氏完全掌控了朝廷，但并没有完全掌控地方实权，也遇到了地方势力的抵制。正元二年（255年），毋丘俭、文钦等在淮南发兵勤王，司马师率大军东征，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守洛阳。
文钦之子文鸯带兵袭击司马师的军营，司马师惊吓过度，再加上眼疾发作，病情加重。急招司马昭来到许都军中，不久司马师病死，将大将军印绶交付司马昭。
这是一个难得的收回权力的机会，魏帝曹髦自然不肯放过，趁机命令司马昭镇守许都，令尚书傅嘏率领六军回京师。但曹髦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如愿以偿，司马昭采纳傅嘏及钟会的计谋，亲自率军回到京师。
曹髦看到司马昭亲自率领大军回到洛阳，知道已经无法改变这一局势，不得已只能让司马昭接替司马师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内外驻军、录尚书事，辅佐朝政，带剑穿履上殿，司马昭坚辞不受。
至此，司马昭大权独揽，完全控制了朝廷。
02
司马昭之心
甘露元年（256年）正月，司马昭加大都督职衔，允许“奏事不名”。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封地七百里，加九锡，假斧钺，晋号大都督，带剑穿履上殿。司马昭又辞让不受，八月加赐黄钺，增加封邑三县。
至此，大家都已经清楚，司马昭这是在仿效王莽、曹操等的套路，是在改朝换代的节奏。
甘露二年（257年），镇东将军诸葛诞杀掉扬州刺史乐綝，占据淮南起兵，以儿子诸葛靓为人质，请求吴国援助。司马昭上书请求曹髦御驾亲征，曹髦与郭太后一起率领大军东征，平定了叛乱。班师回朝，曹髦特意下诏将“丘头”改为“武丘”，以表彰司马昭的军功。
甘露三年（258年）五月，曹髦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设置晋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才停止下来，又改为增加司马昭封邑一万户，食三县租税，儿子中没有爵位的皆封列侯。
甘露五年（景元元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度下诏加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司马昭再次推辞，没有接受。
这一切的一切，都仅仅是一个形式，一出戏。曹髦不愿意但不得已不得不下诏，一切都是司马昭的授意，但却屡屡推辞，拒不接受。
当初，都清楚汉室已经名存实亡，众人都力劝曹操称帝，但曹操拒不接受。
现在，曹魏政权已经就是个傀儡，司马昭上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是个时机问题。大势已定，已经没有啥力量可以回天啦。
许多人认为，历史对于曹操不公平，却没有人认为历史对于司马昭是否公平？天下并非是铁定刘氏的天下，也并非铁定是曹家的天下。不说有德者有天下，起码是有实力者就可以有天下。
此时的曹髦，如果认账，就像汉献帝一样，主动禅位，求得一时平安也就罢啦。
而曹髦对于司马昭的专权跋扈非常不满，在甘露五年（260年），他召见王经等人，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年已二十岁，继位已经六年的曹髦，都习惯还称作小皇帝。其实，这个年龄段，在历史上也不乏有杰出的帝王，曹髦也是一个热血帝王，立志重建曹魏政权的辉煌。
但是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真的是“理想很丰满”，可“现实更骨感”。
“衣带诏事件”不是曹髦他祖宗曹操厚道，献帝也就玩完啦；曹髦不清楚，他祖宗之所以留下献帝，还因为天下远没有平定，曹操势力还很弱小，献帝对他还有很大的作用，还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而此时的司马昭已经控制了整个曹魏，势力已经远在蜀汉、孙吴之上。曹髦对于司马昭而言，已经毫无作用。
之所以司马昭没有接受曹髦的屡屡封赏，是因为司马昭想得更为长远，想把这事做得更为圆满。大局已定，如果在平定蜀汉、孙吴之后再上位，对历史更好交代。
之所以曹髦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事实上的确如此，都很清楚。
并非是司马昭多么嚣张，而是势在必行。
曹髦清楚但并不想接受这个现实，还想企图反盘，这过于天真。曹髦率领左右宫人进攻司马昭府邸，企图诛杀司马昭，用螳臂挡车来形容，也不足为过。作为帝王，采取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是小孩子过家家，精神可嘉，但的确愚蠢透顶，毫无可取之处。
实质而言，倒不如刘禅做一个安乐公，献帝做一个山阳公更值得推崇。
司马氏的历史罪过，并不是代曹魏而立，而是之后司马氏自己政权的混乱，致使中国进入了三百多年混乱时期。尽管晋朝带给华夏民族统一、稳定的局势过于短暂，但朝代更替是必然的历史规律，是任何人左右不了的。
就像汉末混乱，不能归咎于汉朝的创始者西汉刘邦、东汉刘秀一样，晋朝的腐败混乱，也不该完全归罪于司马昭之心。
正确的历史观，应该是谁做的事谁负责，不可让人代过，否则永远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