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人能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
有人说，只有矮子、女人或外国佬能救法国。
有人说，行法式军礼时要将两只手都高举过头顶。
总之不论怎么说，法国在全球人民心目中总给人一种一到战争状态就非常“不堪”的印象，毫无疑问这与法国在二战期间“光速投降”的表现不无关系。
平心而论，在德国当时已经占领东欧和北欧大片地区、很多国家甚至连抵抗都没进行就直接投降的情况下，法国的表现虽然绝对算不上好但至少不能说一无是处。
然而与法国在当时规模强大的武装力量、技术水平领先的军事装备所不符的是，法国军队死板的战略战术运用、堪比赛车的败退速度让这个老牌军事强国迅速沦为占领区、被迫于1940年6月22日向德国投降，成为二战期间唯一一个向轴心国投降的老牌帝国。
如果不是英国在筹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时坚持要求法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这个欧洲大陆上的传统强国很可能会被排除在战后国际秩序主导者之外。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老牌殖民帝国、而且历史上还屡次兵戎相见，英国为什么要支持“老冤家”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说起这个问题，就得谈谈二战前后的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矛盾，也有老牌殖民帝国和新兴工业金融资本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有苏联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
错综复杂的局面之下，到底该由哪些国家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就成为了很容易让主要参战国扯皮的问题——理所当然，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三个轴心国要被排除在外，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大盟国（由开罗和德黑兰两次首脑峰会得以完全确立）究竟该如何重构战后秩序、以及该不该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到新秩序制定的机构之中，各方态度却完全不一致。
毫无疑问，战争期间哪国获利最多、扩张势力范围最大，在战后秩序中的地位就越无可动摇。而美国作为唯一孤悬北美的主要参战国，利用其工业能力和地理优势实现西欧、太平洋两线作战并都获得胜利，且因为反法西斯阵营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援而地位举足轻重苏联则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确保了其横跨欧亚的巨大领土安全无虞、并事实上成功在诸多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影响力。
可见，美苏在二战中成功打破了旧有秩序框架的限制，不但成功保全自身而且还在事实上拓展了利益边界，这种情况下继续延续战前在这些被美苏拓展利益的地区的秩序当然难说合理。
所以，二战结束前后美国、苏联这两个二战中的绝对赢家理所当然成为新的国际秩序制定者，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先天占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英国虽然在二战期间元气大伤，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亚非拉殖民地地区尚未广泛独立的情况下仍然在本土以外有大量实际控制区域。
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国力贫弱，但作为亚洲大陆上仅有的独立大国，在战后日本被剥夺国际秩序管理权的情况下自然而然成为亚太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即便四个常任理事国之间意见并不统一，但是从国际秩序的合理性角度出发这四个国家也个个都绕不开。
这种情况下，英国就不免要为自身的战后国际地位捏一把汗了。事实上，早在一战以后，“日不落帝国”就已经江河日下了，之所以能在美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工业国和经济体、苏联快速发展动摇欧洲传统秩序架构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主要强权的地位，说到底就是在吃老本。
然而再大的家业也架不住吃上二三十年，更何况在老欧洲不断衰退的同时新兴帝国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架势，即便是发生了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这种令全球为之心悸的剧烈动荡，损失更大的也还是老欧洲而非北美新贵。
本来自身就日薄西山，偏偏美苏在二战中主要削弱的还是两个传统上也属于殖民帝国的国家，如此来看战后如果不对美苏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两个新兴强权迟早要把原来由殖民帝国控制的势力范围悉数“接盘”，这对于英国来说怎么可能不感到芒刺在背。
因此，拉法国“入常”实则是对美国和苏联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对冲”。让法国继续维持其在殖民地的利益存在，虽然对于英国来说绝对算不上什么划算的买卖，但总比让美苏趁虚而入要好得多——再如何说，法国在旧殖民体系框架下实力和势力范围也不如英国，更何况二战中损失与英国相比不说只多不少也是互有高低，让法国参与战后国际秩序制定和维护、维持其殖民体系不会对英国产生太大麻烦，而如果美国或苏联在夺取了原本由德国和日本控制的势力范围，对英国则是实打实的威胁，造成的麻烦可就大了去了。所以，英国力主法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归根到底还是利益使然。
至于美国和苏联为什么能容忍法国“入常”，同样也是基于战后国际秩序考虑。
面对二战对欧洲、亚洲产生的巨大破坏造成的烂摊子，即便强如美国和苏联也没有能力完全挑起秩序重建的担子。尤其是自身在二战中也遭受重创的苏联，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国内的恢复建设工作，虽然对于拓展势力范围很有兴趣，但也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持（这也是战后苏东阵营发展水平不如西方的原因之一）。让旧殖民帝国继续保持影响力对美苏来说并不划算，但有秩序总比没有秩序要好，所以对于法国这个“挤进来”的常任理事国，美国和苏联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当然，法国能跻身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也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外部因素和客观条件，其在二战中做出的贡献同样不容磨灭。在维希法国当局与德国签订城下之盟、成为轴心国仆从的同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却成为了当时欧洲战场最主要的反抗力量之一，不但在北非、西欧战场十分活跃，而且还成功劝说大部分法国海外殖民地倒向反法西斯阵营一方，这也是法国得以在战后仍然能“合法”保持殖民地范围的重要原因。
换句话说，法国虽然在开战之初表现疲软，但在整场战争期间仍然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相当重要的力量，虽然说不上举足轻重但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当然，十分讽刺的是，这种力量的来源正是法国极力维持却也难免分崩离析的殖民体系。
总之，法国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根本原因是旧殖民体系与新的全球秩序之间需要妥协，至于在旧殖民体系完全解体后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所扮演的作用，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