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文革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后的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下，使得改造中国画的呐喊纷繁迭起，“革中国画的命”的矛头一时间指向了最为传统，也最有文人画精神的大写意花鸟，在此之下，大批艺术家纷纷“盖头换面”。新世纪以来，再看中国画坛，“水墨”之风盛行，山水、人物、花鸟各色“标新立异”，而传统大写意花鸟却在冲击之下，难保一席之地，传承上更是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
熙社画会成立暨首届大写意花鸟画展 熙社画会研讨会现场 郭石夫在熙社给学员授课
何谈继承?何谈发扬?从八大、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到许麟庐、李苦禅，这些传统大写意花鸟一脉闪耀的先驱者，何曾料想到它如今的“黯然失色”。当代大写意画家汤立在采访中一连声的“可悲”感叹着“我们这一代是失掉传统的一代”。“我不想大写意花鸟画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断掉了”，已过七旬的郭石夫先生说。从去年开始，郭石夫作为发起人，联合张立辰、王培东、吴悦石、甘长霖、汤立、邢少臣、邓远坡等诸位大写意画家正式成立“熙社”，并在今年举办了首届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大写意花鸟展览，其目的就是挽救愈见衰落的大写意花鸟，并培养学子，使之薪火相传。“如果我们再不发挥点儿作用，大写意没人管就完了，我们手里很多东西都丢失了。”发起人之一、熙社画会名誉会长邢少臣表示自己将毫无保留的将数十年的绘画经验悉心传授给后学者。
而这样的局面也让我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传统大写意花鸟备受冷落的原因何在?在笔墨当随时代的浪潮下，传统大写意是要坚守?要革新?如何跨越历史遗留与体制的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支撑起未来大写意花鸟的发展呢?
学艺之路：大写意花鸟的传承线索
“那个时候最常去的是到动物园看动物，看各种鸟，像鸳鸯、仙鹤，还有就是到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临摹古画，对面的玻璃柜子里，就是故宫馆藏展中八大山人的花鸟画真迹，我心里一直就琢磨着怎么才能把那么有力度、有品质的境界表现出来。”从故宫藏的古画中，邢少臣对传统大写意花鸟有了最初的“笔墨精神”的理解。“花鸟画是从文人画中生发出来的，文人士大夫把花鸟画的工细一格逐渐变为"写胸中之意气’，成为一种写意，更注重精神方面的层次。特别是清代八大山人的花鸟，用笔奇古，完全是"写心’的，画里一点一线都是对生命、自然的倾诉。另一个就是晚清的吴昌硕，他四十岁后才学画，但是他的书法篆刻功底非常深厚，他的画中就体现了他的书法底蕴”，邢少臣说。明清是写意花鸟的繁盛时期，陈淳、徐渭首先奠定了大写意花鸟的基础，徐渭把草书的笔法引入画中，扩展了笔墨技巧，影响并形成清代以八大山人、吴昌硕为代表的写意花鸟画的高峰，近代画坛则传承至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一脉。
邢少臣《吉庆有鱼》
“齐白石最可贵的是他有六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的积累，对植物、动物的观察写生，最后有感而发，达到一种写意精神。”邢少臣认为，齐白石所创造出的工细草虫的民间风格，加深了写意花鸟与生活的联系，从而更具有大众的审美。对于潘天寿来说，则是延续了吴昌硕的书法金石的笔墨技巧，同时在构图上更为严谨，相比齐白石的性情之处，潘天寿是理智的，不论大小都讲究章法布局。
郭石夫《墨竹》
齐白石的五儿子齐良芷先生是邢少臣的启蒙老师，从16岁开始就正式跟从李苦禅、崔子范，许麟庐等老先生学习大写意。当时学画先生不会讲具体的技法，只是在一旁体悟。回家以后凭着体会默写，不断尝试笔墨的拖拽、扭转，用色的浓淡，随着经验的积累，邢少臣逐步研究出一套自己的笔墨观，“我提出了雕塑写意的概念，我们拿的毛笔不再是笔，而是锤子、是凿子，画画的时候不再完全像过去那种书写式的画写意画，像搞雕塑一样，有一种塑造的理念在里边。”
“文革那个时候画画的人很少，据我了解，包括李苦禅、卢光照、崔子范这些学生，都加在一起就几十个人。生活还顾不上，还画画，所以那个时候画家很少，年轻人更少。”邢少臣谈到。当时比起画画，更重要的是解决温饱问题。建国后的政治风潮，也让传统大写意在“艺术为人民服务”口号中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汤立《独立苍茫》
“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传统文化边缘化，画花鸟画成了资产阶级闲情逸致，我父亲也画不了花鸟画，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恢复了花鸟、山水画的创作。文革结束时我已30岁，还在做泥瓦匠，我对父亲提出要学画。父亲刚解放出来哪有时间教我，便买了任伯年画集让我临摹，他让我多看看八大山人的画集，要我向前人学。”汤立谈起自己的学艺经历。后来，汤立进入了湖北美院学习，除了创作大写意花鸟，还研究“彩墨山水”。
1988年至1992年，汤立在国外做了一系列展览，然而，面对西方艺术经典以及国内正汹涌的西方文艺思潮，他却选择了“隐退”。“我当时想，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独特而鲜明的艺术创造，忽视我们本民族的艺术特点而一味膜拜于西方艺术，甚至是以西方艺术来改造中国画这恐怕不行。”回国后的汤立练书法，画写意花鸟画，研习传统文论，一门心思做寂寞学问。
首届熙社大写意花鸟画展 邢少臣（左）与甘长霖（右）在展览现场 首届熙社大写意花鸟画展 展览现场
1985年，李小山发表的《中国画之我见》又一次拉开了批判中国画的序幕。他认为中国画背后包括政治、文化等制度层面的支持体系已经消失，中国画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一时各种否定、改造中国画的理论和实践行为纷繁迭起。这场波及整个中国画坛的潮流，也“动摇”了相当一部分的画家，不是借风跟潮，就是彷徨犹疑或观望欲动。
“绘画到80年代已经风起云涌了，社会上一些画画的就多起来了，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很多人接触西方美术，就觉得人家的一切都好，中国的已经过时了，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都以向西方看齐为光荣，像我们这些坚守传统的可以说少之又少了。”邢少臣说。85新潮的时候，邢少臣已经在国家画院了，面对这场“艺术革命”，他没有过多“心动”，固守在传统大写意花鸟画的范围内一点点摸索，求新求变。用邢少臣自己的话说“归根结底总是不如传统牢靠。”
冷板凳：历史遗留问题与当下发展的局限性
“当年的新潮青年，现在已是五十多至六十岁，有些都是美术院校、画院、协会的带头人，他们的成长是在对西方艺术的膜拜，而传统中国文化边缘化了的年代里，即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后来已认识到传统的重要，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当代中国画传统文化的严重的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汤立谈到。
自二十世纪始，中国画传统价值一直被重估乃至颠覆，中国画这一名称不断被诠释与修正，当下中国画所面临的处境，不仅是“85思潮”现代艺术的冲击，也包含更早的“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以及建国后“新国画运动”。“康有为认为中国的画不行，中国人不会画人物画，中国人都不写实，他其实不知道中国画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写实的东西。一直到解放，我们把艺术当成了宣传工具，当成了政治的工具，文化的独立价值没了，写意花鸟画、山水画都遭到了批判。后来建立了美院这样的系统，还是以西方理念为基础的徐蒋体系。”郭石夫说。
郭石夫《富贵同春》
因此，三次历史遗留问题的叠加使得中国画独有的精神气质被剥夺，只在技法层面上还保留了似曾相识的印象，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画与传统断裂，与现代难以铆接的问题。其尴尬之处在于，当它面对狂飙的“85新潮”以及市场化浪潮的冲击时，失去了应有依靠而进退惟咎。而近年来新水墨的高热度，更是让传统大写意坐到“冷板凳”上。
张立辰《墨荷》
“中国传统艺术的衰落，问题在台面，根子却在台下：一是文化体制，二是美术教育。”对于现阶段的“颓势”，汤立如是说。“建国六十多年来，我们的文化艺术强调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因此，美术创作上局限于现实主义题材的情节性、戏剧性的叙事，艺术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样一来，传统的山水花鸟画没有了优势，能参加政府举办的大型画展几乎不可能。其次，我们现在的美术教育体系是引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西式美术教育体系。中国画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培养出的中国画专业的学生的创作，宣纸毛笔是中国的，但观念到技法是西式的，作品一派洋腔洋调，可悲之极!”
“我们的传承方式和教育制度对大写意花鸟画的人才培养有着很全方面的限制，比如在全国重点美术院校的教育中，多数是以传承本校自身的脉络为主，另外就是被西方的观念过度影响了，这就造成了今天人才难以出现的问题，也是大写意花鸟画的现状。”在首届熙社大写意花鸟画展上，张立辰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邢少臣《朝露图》
“美院学生画的画越来越看不懂了，很多东西我自己感觉都不是用笔画出来的，大部分都在制作。而且很多美术院校也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都把西方的东西作为拿来主义，学生照搬，老师也照搬，这一点我觉得现代美术教育失去了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的东西，特别是写意精神现在没有。”邢少臣说。
除此之外，大写意花鸟的受到冷落与迅速扩展的城市化和科技应用有关。邢少臣认为，农村范围的缩小，城市的扩大，花鸟画的源泉越来越枯竭，花鸟画的素材逐步消亡，所以现在写意花鸟画的画家缺少这方面的素材。另外，很多人用幻灯、电脑，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绘画，这种“投机取巧”让绘画成为单纯的机械制作，而真正在毛笔上下工夫的人则是越来越少。
同时，作为是中国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国家级美术作品展览的“全国美展”，由于展览范式，评委的评判标准，大写意花鸟尤其难以入选。加上这一层现实因素，更是让不少人对大写意望而止步。
何去何从：别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断掉
遇冷的大写意花鸟，更加棘手的是后继乏人。“我们不想大写意花鸟画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断掉了”，已过七旬的郭石夫在采访中忍不住叹口气。“培养大写意人才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不但要有功力、修养、学问还要有寿命，但是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条件下，很多就不太愿意学了，为什么呢?十年，二十年看不见成绩，看不见成果，也很少人能看懂，很多人看不懂。”郭石夫谈到。
海德恕《清风集雅》
“很多学生你看着画的是中国画，他画的线条不是毛笔，都是用硬笔在画，甚至还有的学生就是铅笔道，让我们感觉到学生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越来越感到失去了信心。软弱无力的作品偏多一些，画的都是汤汤水水的，真正用笔特别好的很少。”看到学生们这些“非正统”作品，邢少臣也感到一股无奈。这样的问题在于学生，更多的是老师的问题，而真正能够把握住大写意花鸟画所需要笔墨精神的老师现如今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在采访的时候，正赶上熙社常务理事海德恕老师在教学生如何执笔，这最基础的姿势关系到你手中的笔是否可以应用自如，笔墨下的物象是否具有精神气。“这里的学生需要忘记之前的养成的习气，重新学，踏下心学，千万不能图快。我的一个学生两年半就跟我学了一片竹叶，有人说这不是误人子弟么，但是同样的竹子，这个学生画出来绝对高出一截，大写意就是一个积淀的过程。”海德恕在采访中谈到。刘士海作为熙社的秘书长主要负责画会的教学安排工作，他介绍说：“熙社从2015年开始招生第一届学员，现在已经是第二届，有十三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我们每月都会请郭石夫、张立辰、王培东、甘长霖等先生轮流给学员授课。”
郭石夫《紫霞珠帐》
5月23日，熙社画会首届大写意花鸟画展在杏坛美术馆成功举办，现场的诸多画坛的前辈对大写意花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汤立表示：“美术界的领导也需要意识到大写意花鸟画艺术的衰落，要有危机感、紧迫性。”画会只是一个民间团体，但其功能有限，要想推动大写意的文化精神的回归，还是要依靠体制上的调整。
郭石夫在熙社授课
不管现在是否学习大写意花鸟的人越来越少，邢少觉得自己这批老画家依旧信心满满，“我们不会因为画写意花鸟的人越来越少就放弃，我们都在自觉地维护写意花鸟画，弘扬写意花鸟画的精神。”他表示自己将毫无保留的将数十年的绘画经验悉心传授给学生，一代一代把大写意的“接力棒”传下去。
结语：“只为薪火相传，不为他求。”现在能数得来的大写意花鸟老先生连十个都不到，再过几年没有人了，大写意就断了。熙社只是一块小铺路石，就是想为传承大写意做出一点实际工作。郭石夫在采访的最后恳切的说：“现在的中国不再是贫穷落后一张白纸的中国了，可我们的文化却出现了异化，失去了根是很可怕的。大写意虽然是一种绘画，但是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不想让国家异化的那么快。”他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塌下心来认识中国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使得今后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不愧对于先贤与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