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波的回答：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但他那以湘西乡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却在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划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不仅因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乡土特征的人物形象,对湘西文化风俗和自然美的世界,作了系统地、整体性的描绘,而且在整个的创作中体现着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其他乡土文学的美学倾向。在鲁迅影响下的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着力于对丑的暴露,而沈从文的湘西乡土文学却侧二于对美的挖掘。 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流派在二十年代初兴起,无论在题村上还是在主题上都是一次大的突破与进步。它所代表的倾向是批判的现实主义。 沈从文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乡土”问题的由来 1、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 在分析具体形象之前,先谈谈乡土问题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位置。乡土一词在中文里有很多含义,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乡土”是重要的创作素材和舞台。目前,中国已有数部研究“乡土文学”的著作问世,“乡土文学”可以说已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类型,但对于何谓“乡土文学”,却又很难定义。由于以故乡、乡下、乡村、农村、地方为题材的作品,都可以叫乡土文学,因而在形式上很难把握。那么,为什么许多人总爱以“乡土”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呢?民国时期围绕“乡土文学”的争论可以说是解开这一问题的关键。 茅盾是将现实主义带进乡土文学之中,认为乡土文学中包含着“普遍”的“对命运的挣扎”。这些特点与同时代对沈从文的评论一致。对“湘西”这块陌生土地的描述,反映出了他头脑中“中国农村”,即“乡土”的大的概念,并让这些概念驰骋在自己所知道的真实的故乡和农村之中。这是一种现代化的现象,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的那样,产生了“地方”拥有的本源价值概念和利用“地方”的意义和资源相互争夺势力的场所。根据这一说法我们可以确认人们在“乡土”上希冀的力量源泉的矢量,同时也了解到,“乡土”被不同情况下恣意地使用着,常常被想象成确乎存在的场所。 鲁迅对乡土的理解与此稍有不同,他把离开故乡寄寓北京的作家所描写的有关故乡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杜赞奇认为,鲁迅不仅揭露了故乡的封建落后所产生的问题,而且心中非常清楚,故乡拥有的某种力量并不来自场所本身,而是来自想把自己同故乡重新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以及读者心中的愿望。考虑到文学作品的虚构性,鲁迅从作家与作品舞台关系上定义“故乡文学”的观点未必有效,因为这一观点不能解释那些并非以作家及主人公的故乡为描述对象的作品被列入“乡土文学”的理由。不过,杜赞奇所指出的,鲁迅将乡土的魅力归结于人们的愿望的理解应当说意义深远。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所谓“乡土文学”是表现人们在“乡土”身上寻求力量源泉的努力以及试图同“乡土”结合在一起的情感的天地,“乡土”的形象就是在这种努力 与情感的纠缠与争执中被创造出的,其中的核心部分“乡土”,被作为确乎存在的场所,充盈在想象的心性中。 2、沈从文的“湘西” 在叙述沈从文“乡土文学”的发展脉络时,常常出现“牧歌式”、“抒情式”文学的评语。这样的评语把沈从文推向了“乡愁型乡土文学”。实际上,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问题方面,沈从文有其特殊的地位。沈从文的特殊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第一点是他的少数民族的自我同一性。沈从文虽然出生于汉族家庭,身上却有苗族和土家族的血脉,对苗族有更特殊的亲近感,心灵深处有少数民族的意识。这一点许多研究人员都已指出。,另一点是他的乡下人的自我同一性。沈从文与“五四”运动时期许多文化人不同,不是从归乡者的角度描述故乡,而是以“乡下人”自居,褒扬与城市人不同的价值观和被“城市”抛弃的价值观。这两点是在其他作家身上看不到的特殊气质,因而,在分析文学与“乡土”的关系上,成了令人感兴趣的例子。 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乡土”形象在沈从文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沈从文作品至今在国内外仍能保持很高的评价,其最大的理由就在于湘西。由于有关湘西的描述最容易引起读者和研究人员的注意,所以湘西也成了人们一贯关注的主要对象。反之,对于他的其它作品,尤其是描写城市的作品,则显示出单一且评价不高的倾向。学界认为,这是沈从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直至最近,研究沈从文文学多样性的趋势才开始兴盛起来,实际上,即使是仅限于湘西,过去的沈从文研究也没能避免单一的评价。许多研究人员都是通过对有关湘西主要作品的分析,探讨沈从文作品中均一的湘西形象,将沈从文本身的说法同人性等概念结合起来做出结论。但是,在探讨沈从文的“乡土”观时,注意到沈从文观察“乡土”时视野的非均一性的研究并不多。基于这一原因,作者认为,重新分析能够唤起我们嗅到“泥土香气”的“朴素的女子形象”,是找出这种非均一性的一把钥匙。 在叙事文学中，竭力避开矛盾冲突，而代之以宁静和谐，在沈从文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沈从文为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这如其说是他对当时文学创动的一种反动，倒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学价值的一种回归：回归到传统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中去。 南帆在《后革命的转移》中，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定义为乡土文学，是因为，诗歌作为传统文学的主体，在本质上阐释的都是一种乡土精神，其内涵，就在表达人在熟悉的自然环境中的自我释放，通过物我同一的境界反省作为自然的和社会的人对于和谐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渴望。《边城》同样表达了沈从文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这种反思显示了他与其他乡土作家的本质区别。 “五*四”以来，中国的乡土文学尽管主题不一流派纷呈，但大致看来，不外乎外两个大类：一是反映乡村斗争的，包括“洋货”入侵给农业带来的破产，及存在于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土地改革，这一类一直作为主流受到追捧；一是借乡村生活寄托对生活及生命的渴望与追求，这一类则做为“另类”被忽视。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 “文学史”给出的评价看，前者都是一种主流，而且许多作品已被载入“史册”。其中，反映农村在工业化和洋货入侵下处于破产边缘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而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则可谓洋洋大观，重要作品包括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而后者，作为支流，几近被埋没，只到近10年左右才被重新“发现”，主要就是沈从文的湘西系列，特别是《边城》，以及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的《受戒》等作品。 但历史，至少是文学史，又给人开了一次玩笑：主流正在被遗忘，另类正在被珍惜。 从形式上看，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作品，正是非常质朴的乡土文学，赵树理所开创的“山药蛋派”，最大特色正在于其“乡村特色”和“农民意识”。表面看来，无论作品语言还是人物语言，甚至人物思想，赵树理的作品都具备了乡村特色，但却很难让人将它列入真正的乡土小说的行列。那么，它到底在哪些方面缺乏乡土味道？在于作品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它偏离了“乡土”的精神内含。 从熟悉和陌生化的角度来看待“乡土”和城市文明，乡土的本质就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这个社会因熟悉而和谐。如《边城》所揭示的那样，它包括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即在传统文化浸淫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并非指日常生活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而是指基于一个全体成员熟知并全体遵行的文化道德背景下，矛盾能够自行消弥，也就是说，那样一种深入到每位成员骨髓中的文化道德自身具有调合矛盾的功能，即使在最激烈的道德裁决下，包括被剥夺生命，任何成员都会诚服裁决结果。裁决者对结果不怀有道德上的不适感，而被裁决者本人及其家人也不会对结果有所抵触。因此，所有的矛盾解决也都处于一种圆润平稳的状态中，显现另一种无波无澜的和谐形态。一群彼此熟悉的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熟悉的文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显现得单纯、松弛、包容，个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只在于个性的平和差异，而不是表现为道德、文化、利益方面的紧张对立。 而赵树理及其“山药蛋派”将自己的作品称为“问题小说”，着力“反映”的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阶级冲突占据主导地位，往往呈现出剑拔弩张的势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和谐注定无法成为全局性的状态，践踏人性的行为和事件也难免发生。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行为和事件甚至被成为“歌颂”的对象。这一点，不难从文本中发现。更进一步的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类“乡土小说”。《暴风骤雨》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为了搜查出地主杜善人留下的金子，在一群男人站在门外的情况下，一群革命妇女逼杜善人二儿媳脱光裤子，并强行从绑在其下身的月经带里掏出了金子。对财产的欲望战胜了人性的尊严。仅仅为了剥夺别人的财富，一群女人在光天华日之下剥光了另一个女人；同时剥去的，其实还有她们自己人性的遮羞布。 存在于古老乡土上的那种宽松融洽在那一瞬间被撕得粉碎。事实上，撕碎乡土文明的并非是这一群妇女，白大嫂、刘桂兰等人，而是作者周立波。他是怀着赞美欣赏的姿态来描写这群妇女的暴行的。（除了阶级情感，我还怀疑作者是否曾有喘息之机思索有关人性的问题：他仅50天时间完成上卷初稿，用 40天时间完成下卷初稿，其中有多少理性思考可想而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周立波们的小说，比起沈从文的小说，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生活现状，更能真实地当时的乡土风貌。然而，由于在精神上背离了乡土精神，我已为，这样一批小说，只能称为伪乡土小说。“伪乡土”的生命力，注定了不会有乡土的生命力长久。孙犁的“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就是一种很好的对比。这两个流派，被我国现代文学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两个派别,它们反映的都是乡土生活。但荷花派显然更接近乡土的精神本质。 《荷花淀》中尽管反映的是对日战争这样主题，在文中丝毫感受不到硝烟弥漫的味道，相反，却让人感受到清凉的月光和无尽的荷荡。冲突被淡化，和谐成为追求。 《边城》的写作时间是 1933年冬。当时，日本侵华的行动已始开始，内战也是烽火遍地。在这样的背景下，《边城》是作者躲在书斋不问世事自我消遣的雅玩吗？事实上，它正在那样一种压抑人性的背景下对人性和人生的一种思考，是对一种压抑人性的现实的反抗。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映现实”，而在于“反思现实”，它始终不变的一个目的，就是对压抑人性的一切形式奋力抵抗。这种抵抗，一种方式是作为现实（意识形式）的他者存在，揭示现实的不合理性，一种方式就是提供一种终极的价值目标。《边城》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这样一种终极的目标，而这种目标，就是人们曾经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确，在乡土社会中，寄托着中国人太多的梦想。而实质上，乡土社会的确更具人性意味。在熟悉的乡土社会里，某位农民如水稻种植得好，周围大约方圆数里的人都会知道他，物成为人的价值的载体；即使在早期的“城市”里，当手工艺人完成产品并在产品上盖上印章或刻下印记时，所用的用户都会从产品中赞叹艺人的艺术。物仍就是人的价值的载体。但在陌生化的现代城市，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也打上了企业的商标，但产品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就再也与生产它的人无关了，人只能成为完成这个产品的价值的载体。物成为人的主宰了。人性正在越来越被边缘化。 人们迷恋着“边城”的世界，“边城”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读《边城》，也的确能感受到一种来自不知何处的悲剧意识。 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城市化）虽然早已成为无可抵挡的全球潮流并延伸到各个角落，但同时，反工业化的呼声也一直不绝如缕，尽管这呼唤声音大多被淹没在机器的哄鸣声中，它却的确表达了潜藏在人类内心中对乡土的某种原始依恋，特别对于中国人。而这种依恋是人性的，温暖的。人性和温暖可以被历史随手扔掉，却不能逼迫所有的心灵将它遗忘，那种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向。
张梦缘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