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当时还是一名纽约新闻记者的泽娜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她打算拍摄一些关于性工作者的影像资料。
加尔各答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是印度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孟买和新德里）。而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贫民窟，则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之一。
这里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毒品，黑帮横行，性工作者遍地。
这里是整个印度，甚至是整个亚洲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红灯区。
马克思说，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
极度贫穷的时候，女性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
在索纳加奇的性工作者中，有12000名未成年人，最小的不到12岁，每天的收入，不超过12元，每户人家的居住面积平均不到四平米。
《纽约时报》报道称：
“印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现代奴隶，该国有数百万成年女性和女孩身居妓院，这些人在最初的数年常被拘禁，直到她们逐渐屈从于自己的命运。”
出生在索纳加奇棚户区的孩子们，他们从小过得，就是那些最不堪的生活。
原本，泽娜只是想拍性工作者，但她逐渐发现，拍摄帮派横行、违法犯罪成为常事的红灯区对于她一个外人而言，困难重重。
“想拍红灯区几乎不可能，每个人看到镜头都吓个半死。”
“他们害怕被逮到，这里每件事都是违法的。”
对于这个外来者，当地人极其警惕，深入其中简直难于登天。不过，泽娜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那些总是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她的那些孩子们。
于是，她决定教授这些孩子摄影技巧，并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台照相机，想通过这些孩子的眼睛来看索纳加奇。
泽娜这一教，就是整整五年。
泽娜摄影班的孩子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来来去去，一共有八个孩子留到了最后，于是他们成为了纪录片的主角。
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便在我们眼前展开。
这些孩子，他们几乎不会接受教育。
男孩长大了就混帮派，女孩长大了靠皮肉生意为生。
妈妈接客的时候，帘子一放，把他们赶上楼顶去玩。
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会随时随地被母亲或者是外祖母辱骂一些特别过分的脏话。
大人们殴打男孩子，可能只是因为他的母亲抢了自己的生意。
其他的时候，孩子们则需要负担着沉重的劳动。
比如帮嫖客们买饭、倒茶打杂，这种活计一直会持续到夜里十一点。
比如明明自己还是个孩子，就需要想怎么去讨生活照顾妹妹。
在人生的起点，他们好像就已经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琪琪，一个特别温柔害羞的小女孩，不会拒绝，她这辈子还没有说过一个“不”。
琪琪的母亲是一名性工作者，精神脆弱，根本无法照顾她。爸爸曾想过把她卖掉，还好姐姐救了她。
每天早上四点，琪琪都要和奶奶一起起床打扫房间，常常一整天都没有休息的时间。
常常有人会问琪琪的家人，她什么时候去站街接客。
琪琪的家人总会回答：。
小奇拉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的姨妈把她当成摇钱树，想把她卖到孟买当雏妓。
泽娜问她有没有可能改变命运。
小奇拉先是摇摇头，然后无助地望向了别处。
宝贝的外曾祖母、外婆和母亲都是性工作者，相比于其他孩子，宝贝家生活条件更好，她也更受家人宠爱。
宝贝的胆子特别大，总是无所畏惧地拎着个照相机就对着大街上的人开始一通拍摄。
正常情况下，看见小孩拍自己，人们都会勃然大怒，轻则辱骂，重则殴打。
宝贝却表示没什么好怕的。
和宝贝关系最好的一个男生，叫酷哥。
酷哥曾对着镜头说，他想带着宝贝离开红灯区，不然的话，总有一天宝贝会失足，会吸毒、抢劫和偷钱……
酷哥还说，他想要用照片重现红灯区：“我们生活在一片混乱中，没有地方比我们更低贱。我想表现人们的行为，这是我喜欢摄影的原因。”
阿吉是班上最有天赋的孩子，他喜欢画画，绘画得到的奖章奖品摆满了家里的柜子。
“画画能表达我心中的感觉，（我可以）把灵魂放到颜色里面。”
他的审美能力很强，比如评价下面这张照片时说：“这是一张好照片，能看出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虽然照片带着忧伤，她很难过，却依然要面对生活。这就是现实。”
阿吉的父亲有严重的毒瘾，母亲因为这个离开了他们回到了乡下做起了皮肉生意。
说起母亲，阿吉想起之前妈妈总是会语气高亢地说以后要送他去伦敦读书。
模仿妈妈语气的时候，阿吉笑了笑，之后便低下头，说了一句：“连饭都吃不起怎么读书。”
拍摄的过程中，母亲被皮条客烧死了。阿吉一度非常消沉，甚至想放弃摄影。
因为能力出色，阿吉被选为印度的代表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展。
“只要我有照相机，我就能拍照，拍已经走远了的、死掉的、离开的人。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有东西可以看了。”
除此之外，还有小妮、麻吉和塔塔。
泽娜把孩子们的照片拿到世界各地办展览、做义卖，筹到钱用于拯救班上的孩子。比如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读书，比如把他们带到美国读高中。
在泽娜的努力下，一部分孩子的确逆天改命了。
最优秀的阿吉，2005年在美国学习，高中获得了全额奖学金，2012年于纽约大学毕业，获得了电影学士学位，2019年于美国国际摄影中心毕业，如愿进入影视行业，并学习了法语和西班牙语。
毕业后他曾作为助理在好莱坞实习，他的新目标是拍摄一部关于卖淫女孩的新电影。
而那个柔顺害羞的琪琪，留在了寄宿学校。她学习很好，过得很开心。
琪琪后来在美国度过高中生活，2010年她参加了一个为期6周、由业界大咖主持的电影工作室，学习独立电影制作。她想去伦敦上大学，那里离家更近。
而更多的，则是悲痛。
小奇拉没能去学校，成了一名性工作者，姨妈拒绝她离开红灯区。
酷哥也没有上学，而是一直留在家里。他想上大学，但一直到2010年、他23岁时，生活依旧没有改变。
而最令人唏嘘的，是宝贝。
16岁时，她曾和泽娜一起登上奥斯卡的舞台领奖，眼看人生就要顺利起来。
但宝贝在美国当地高中待了两个月后，她母亲就把她带回了家。
在奥斯卡的光环下，她似乎更想被人用豪车带走，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
此时，她的母亲又被人骗去打牌，欠下了几辈子也还不清的高利贷。
宝贝心甘情愿地回到红灯区，并因为纪录片的名气，成为了一所高级妓院的头牌。
“我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其他生存技能，只能靠肉体来承担家庭负担。就是这么简单。”
印度政府曾试图通过取缔妓院解救她，但因为黑势力的存在解救工作困难重重。
如今，靠着卖淫，宝贝用上了昂贵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并在盐湖城买了一套豪华的房子。
18岁的她已经学会了抽烟喝酒，当她熟练地点起一根烟，说起了多次发邮件说想把她解救出来的泽娜。
“看得出泽娜阿姨十分失望，我并不想这样，但这个行业养活了我，让我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
这部跨越六年拍摄的纪录片，一经上映斩获了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多项大奖。女导演泽娜，无疑是这些孩子们的救命稻草。
即便是这样，也只有两个孩子实现命运的转变。
很多时候，苦难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改变，被消解，否则的话，那就不叫苦难了。
客观来说，本部纪录片现实意义大于它的质量。事实上，泽娜作为纪录片拍摄者并不合格，因为她并没有冷静客观，而是扮演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拯救者的角色。
她救了两个人，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多少。
身为英国人，其实她能够反思的东西有很多。
实际上，西孟加拉邦如今的贫困，是“搅屎棍”英国一手造成的。
1905年，英国人根据宗教分布把孟加拉分割成不同部分。加尔各答从此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直到1911年首都由加尔各答迁到德里。英国人的统治结束后，孟加拉于1947年分裂。东孟加拉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
而原本完整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拥有黄麻完整的产业链，从种植生产到加工出售。
随着二战后“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的颁布，使得整个产业链彻底断掉，西孟加拉邦就此陷入极度贫困。
身为一名英国导演不去思考自己国家在被殖民地犯下的罪过，不去触碰更深的层次以唤醒更多的思考，使得泽娜的《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看起来更多像是西方人自我感动的道德感作祟。
不过，回过头想想，泽娜也是个普通人，她想做的只是尽自己的全力拯救深陷苦难的孩子罢了。
如此想的话，也就不会过于苛求这部纪录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