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中旬,一支四人考古小队来到了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
队员们兴致勃勃,他们接到的指示是,此次发掘期限为一周左右。
西杨村南侧西距秦始皇陵1.5公里的一处地点,被当地村民唤作石滩洋,该地荒冢遍地,砂石累累,了无生气,考古小队的目的地,正是这片荒漠之地。
一心想要完成考古任务的考古队员们充满干劲,他们带着行军床等行李以及考古工具入住考古工地,在一夜休整过后,视察了考古现场,不久后就开始了正式勘测与试掘。
出乎考古队员们意料的是,这次发掘任务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他们在后续的发掘过程中发掘出震惊世界的地下军团——秦始皇兵马俑。
在测定一号兵马俑坑的面积时,考古队员们迟迟无法确定俑坑边界,一件特殊的工具帮了大忙,它就是曾被广泛用于盗墓的钻探工具洛阳铲。
考古队员们在发掘兵马俑时遇到过怎样的难题?
一号兵马俑坑
这一切还需从48年前的那个春季说起。
一场干旱,揭开兵马俑神秘面纱
1974年3月,乍暖还寒,春风尚未吹散骤寒,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让八百里秦川的生机再度黯淡几分。
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里,田中的庄稼变得萎蔫,勤劳的村民们积极抗旱,他们决定挖井取水,以解决燃眉之急。
同月24日,西杨村村民杨全义、杨志发等人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等人的带领下,正式开始动工。
杨培彦老人,曾任山西省临潼县西杨生产队长
在选定的一处地点旁边,长着一棵大柿子树,该树长势喜人,在干旱的季节里仍旧枝繁叶茂,经验老到的村民们推断,柿子树下存在丰富的水源。
大柿子树的出现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挖井的地点被确定在大柿子树南边10多米的地方。
为了有个好收成,朴实的村民们挥汗如雨,用农具在坚硬的黄土地上辛苦挖掘,期待着地下水能唤醒庄稼的生机。
随着工程的进行,时间来到1974年3月29日,村民们经过三天的挖掘,已经使用铁锹等工具,挖到地下3米左右的深度。
这时候,村民们使用农具挖出的土壤变了色,他们仔细分辨后发现,这些变色的土壤是木炭遗迹和红烧土块,村民们没有停止作业。
随着铁锹、镢头的不断落下,深度在4米左右时,村民们意识到土壤越来越不寻常,土越挖越硬,村民杨志发使用镢头挖掘时,不经意间用镢头在土上挖出一个洞。
一开始杨志发以为自己挖到了老祖宗们建造的瓦罐窑,但他继续向下挖掘时,发现了一件让队员们意外的东西——瓦人头。
土中的瓦人头
经过观察,杨志发等人认为挖出的这件奇怪东西是庙中的神像头部,杨志发继续向下挖,发现了神像的身子。
借助井辘的帮助,杨志发等人将挖到的神像头部和身子传送到地面,又通过手推车运回了小村庄。
井辘示意图,人可以通过井上方的井辘从井中取水
村庄中的一些村民们心中仍保留着对鬼神的敬重,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看到杨志发这些年轻人运回来的神像,顿时有些不快。
一些老人在晚上拿着香来到杨志发家中,责怪杨志发,埋怨他不该将神像挖出来,还破坏了它的身体,这种做法是亵渎神灵。
挖出神像的杨志发等人当时并不知道挖出的究竟是何物,但杨志发等人挖到瓦人头的消息不胫而走,最终消息传到了临潼县文化馆。
临潼县文化馆的几位干部得知消息后,赶到了发现瓦人头的地点,和村民不同的是,文化馆的干部们有着深厚的文物考察经验,他们察看现场后认定打井处为文物现场。
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曾前往村民打井处考察
赶往现场的其中一名干部名为赵康民,看到现场七零八落的陶俑身子、碎片,赵康民叫停了村民们的打井工作,并要乡亲们将已经挖到的陶俑身子、碎片等上交,以便后续研究。
赵康民并没有将这些陶俑视为普通的文物,因为它的发掘地点十分特殊——位于骊山脚下,距离秦始皇陵不过1.5公里。
赵康民修复残片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赵康民开始着手修复这些残片,并在残片的发掘地周围找到一些新的残片,对残片进行粘贴,粘贴之外赵康民还用石膏进行修复,以还原文物的形状。
经过赵康民两个多月的努力,与真人大小相似的陶俑面世,赵康民根据陶俑的衣服等细节进行推断,陶俑就是秦代的武士俑。
《人民日报》关于秦始皇陵秦代武士陶俑的内参报道
西杨村出土秦代武士陶俑的消息被记者蔺安稳写成了内参报道,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报道上,这一消息引发了高层的注意。
在进一步了解了陶俑出土情况以后,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商议,决定组织考古队伍前往西杨村进行后续的考古工作。
同年7月15日,距离西杨村村民们发现瓦人头已经过去将近4个月的时间,一支四人考古小队带着行李、考古工具来到了西杨村。
这支队伍将对西杨村遗迹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发掘和保护,队伍的队长正是后来被誉为秦俑之父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袁仲一。
袁仲一,被誉为秦俑之父
在专业的考古队员的努力下,笼罩在秦武士兵俑身上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出人意料,小村庄里发现地下兵团
在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前,西杨村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朴实的村民们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勤勤恳恳地在黄土地上耕耘。
谁也没想到,在村民们生活的黄土下方,埋藏着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历史奇迹。
1974年7月,袁仲一和队员们一路上风尘仆仆,乘着解放牌卡车,带着随行行李来到考古工地,当晚队员们就住在了西杨村生产队仓库院内。
一夜酣睡洗去了昨日的疲惫,恢复了精力的考古队员们前往考古现场进行勘查,并为后续的考古工作做准备。
为了解决考古工作时的吃饭问题,袁仲一等人和西杨、下河两村村民商议好,在两村轮流吃派饭,为答谢村民,袁仲一和考古队员们交给村民们一些粮票和钱。
正式的勘探、试掘工作开始于同年7月17日,考古队员们经过多日的准备,能够更安心地进行一系列的考古工作。
村民们挖井时已经发掘出部分文物,原本在地下埋藏着的遗迹也暴露出来,袁仲一等人一开始对已经暴露的遗迹、遗物展开记录、绘图等。
1978年袁仲一在秦俑一号坑发掘
在后续的工作中,袁仲一等人还清理、收集村民们挖掘出的失散在外的文物,越来越多的文物碎片被考古队员们收集起来。
赶来西杨村之前,袁仲一和队员们接到的任务时间要求是一周左右,但是他们的考古工作却无法轻易收尾。
原来,袁仲一等人在测定俑坑边界时,迟迟无法找到边界,这意味着队员们不能轻率地写出一篇简报,结束整个考古工作。
在秦兵马俑一号坑工作的考古队员们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到了1974年7月末,队员们在现场已经发掘、清理出了100多平方米的范围,但坑的边沿却仍旧没有出现。
为了弄清楚真正的边界在哪,队员们在次月1日开始了扩方试掘,试掘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物出现,试掘的面积渐渐超过了300平方米。
随着试掘面积的扩大,袁仲一等人意识到,这次发掘并不是一场可以速战速决的考古工程,四人小队将承担着较大的考古压力。
庞大的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
考虑到更大的发掘面积需要更多的考古队员参与,袁仲一从陕西省文管会请来其他同志,帮助队员们进行清理、钻探工作。
同年8月2日,队员们开始了钻探工作,经过将近一周的探寻,俑坑的边界却依旧难以探明,直到一周后,一位老者的出现,让钻探工作有了大的进展。
农村老井
这位老者并不是西杨村人,他来自于邻村,偶然到了考古现场看热闹。
热情的老人与考古队员们进行了交谈,无意中向考古队员们讲述了一件引发考古队员们关注的往事。
老人称自己小的时候,父亲在打井时也曾经挖出过一个怪物,只是当时父亲没有理会,继续挖井。
在老人父亲的挖掘下,地下涌出清冽的井水,但继续挖下去,井水却消失了,老人父亲这才感觉到异样,他怀疑井水的消失与怪物有关。
于是,老人的父亲将怪物运了上来,将它挂在树上惩罚它,然而井水并没有因此出现,老人的父亲就打碎了怪物。
残缺、倾倒的陶俑
考古队员们并没有将老人的话当作戏谈,恰恰相反,想到老人父亲发现的怪物可能是陶俑,队员们决定前往老人父亲当年打井的地方进行钻探,不放过一丝一毫能够找到俑坑边界的机会。
来到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袁仲一等人开始了新的钻探,为了加快钻探的速度,袁仲一申请调人,以推动钻探工作的进展。
新加入的钻探队员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工具,它就是洛阳铲,这种特殊的工具是解放以前洛阳地区的盗墓贼发明的盗墓工具。
洛阳铲铲入地下以后,伴随着铲子的铲出,能够带出一些土壤
这种特殊的工具在铲入土壤之后,能够带出土壤,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出不同土层的结构,考古队员们通过观察土层,能够分析不同深度的土壤情况。
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距离考古队员原本挖掘的地方,有着150米的距离,队员们通过多个探洞进行探测。
探测的结果是,老人父亲打井的地方和发现陶俑的地方连接在了一起。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974年9月2日,钻探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考古队员们已经找到了俑坑的三面边界。
西边的边界因为砂石太多,钻探工具很难进行,因而暂时无法确定俑坑西边的边界。
虽然西边的边界没有完全找出,但俑坑庞大的规模已经展现在考古队员们面前,其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坑内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文物,同样是一个谜团。
在考古发掘现场的袁仲一(左)
考古队员们面对困难并没有泄气,他们进行了复探工作,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这时俑坑的面积已经相对明朗,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超过14000平方米。
如此庞大的坑内,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文物?怀着这样的疑问,考古队员们对俑坑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发掘。
一开始考古队员们发现的文物大多为武士俑,发掘出的武士俑残片被拼接成完整的武士俑,武士俑们面容各异、栩栩如生,大小与真人相似。
这些武士俑展现出秦人高超的陶俑制造技术,秦朝工匠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制造陶俑的方法,通过模塑结合的方式塑造面貌不同的武士俑。
样貌各异的武士俑
除去武士俑之外,考古队员们还惊喜地发现了陶马,陶马的大小同样与现实中的马相似,陶马造型古朴,透出恢弘的大国气韵。
陶俑和陶马
陶俑和陶马的出土,再现了古代地下兵团陈列时的壮观场景,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兵马俑坑并不止一处。
最先被发现的兵马俑坑被命名为兵马俑一号坑,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关于地下兵团的更多遗迹,随着考古进程的深入,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
兵马俑的出土还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士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外国首脑。
多处俑坑,展现出秦兵马俑的非凡魅力
1976年5月,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来到了兵马俑发掘现场,彼时的考古条件相对简陋,一行人在露天的考古现场仔细察看这一历史奇迹。
李光耀亲临兵马俑考古现场
看到眼前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李光耀动情地留下对兵马俑的评价: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
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也曾参观过兵马俑,这一历史奇迹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展现出中华文明厚重的历史底蕴。
克林顿与兵马俑合影
考古队员们为兵马俑的出土做出了多番努力,在一号兵马俑坑的范围渐渐明朗以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建立被列入了日程表中。
1975年8月下旬,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来到了西安,召集了陕西文物考古等部门有关人员的会议,在会议上,王冶秋传达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博物馆的决定。
王冶秋
在相对简陋的考古条件下,已经出土的文物需要得到妥善保护,露天的条件无法帮助文物免遭风霜雨雪的侵袭,尽管考古队员们计划搭建大棚,但这种保护方法并非长远之策。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听到中央要建立博物馆的决定,考古队员们心怀欣喜,以更认真的态度对兵马俑一号坑展开了复探、试掘。
1975年10月底,复探、试掘工作开始,为了获得准确的数据,截止到1976年1月,复探工作进行了三遍。
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之后,次年9月,筹建遗址博物馆的工程正式动工。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城东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建造博物馆的工程开始以后,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重心出现了转移,他们需要探查新的兵马俑坑。
之所以寻找新的兵马俑坑,源于考古工作者的敏锐目光,他们想到我国古人的传统习惯——讲究对称,因此试图找到新的兵马俑坑。
已经发现的兵马俑一号坑位于秦始皇陵的东边,袁仲一等考古队员们便前往秦始皇陵的四周进行勘探。
设想虽然美好,现实却困难重重,秦始皇陵西侧地下有坚硬的砂石,阻碍了钻探工作的进行,袁仲一等人在秦始皇陵西侧钻探一月有余却没有收获。
秦始皇陵南侧靠近骊山,地下同样有很多石块堆积,给钻探工作增大了难度,更让考古人员失望的是,陵墓北方同样没有发现俑坑。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放弃寻找俑坑的袁仲一等人,在1976年4月21日,于兵马俑一号坑东端北侧探查出了夯土遗迹。
2014年袁仲一在兵马俑二号坑指导工作
这一消息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希望,他们集中钻探该地,经过坚持不懈地钻探,队员们在同年4月23日发掘出了陶俑碎片,兵马俑二号坑随之重见天日。
1976年5月中旬,又一个好消息诞生,在兵马俑一号坑西段北侧,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兵马俑三号坑。
袁仲一在三个兵马俑坑被发现后,依然进行着考古工作,1976年6月,他在二号坑西边发现了一处人为制造的坑边,经过钻探他发现了四号坑。
与前三个俑坑不同的是,四号坑内未见陶俑、陶马等俑坑代表文物,只是堆满了淤泥、砂石。
原本一周左右的考古计划,却从1974年7月进行到了1976年,一开始的四人小队也加入了更多的新成员,这些考古工作者们奋斗在考古现场,为兵马俑的出世做出突出贡献。
1978年5月,兵马俑一号坑的正式发掘开始,考古队员们开始揭取覆盖在俑坑上的土层,慢慢接近遗迹、遗物层,在文物暴露以后,队员们还对残缺的文物进行细致的修复。
发掘工作进行到1979年3月,多数探方上的覆盖土已经被清除,战车、陶马、陶俑、青铜兵器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
修复以后的陶俑、陶马按照原位摆放,与现实中人、马大小相似的陶俑、陶马陈列在俑坑内,气势恢宏,仿佛听命于君主,正严阵以待。
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
二号坑、三号坑也展开了试掘,在试掘以后考古队员们将其用土回填,为了更好地发掘文物,展现文物的更高价值,在遗址保护大厅建成以后,正式发掘工作才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三号坑兵马俑坑遗址保护大厅率先建成,1988年12月,三号坑先于二号坑进行发掘,发掘工作在次年9月结束。
二号坑遗址保护大厅在1993年底建成,次年3月份,二号坑的发掘工作展开。
与一号坑、三号坑相比,兵马俑二号坑的地下军团更加壮观,对考古队员而言,发掘二号坑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清理彩绘陶俑。
两千多年的岁月,留给彩绘陶俑多种自然侵害,彩绘陶俑的颜色层老化,容易脱落。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考古队员们商议许久,决定先喷水让覆盖土松散,再慢慢除去覆盖土,清理期间还使用加固剂注入颜色层,以避免颜色层脱落。
在考古人员的努力下,一些彩绘陶俑的颜色层得以保存,展现出秦人对色彩的迷恋与运用,诉说着绚烂的历史。
秦始皇陵博物院陈列的彩色陶俑
从1974年来到西杨村到后期的发掘、修复、资料整理、编写发掘报告,袁仲一等考古队员们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还原了兵马俑的非凡魅力。
对于这段漫长的考古经历,袁仲一曾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把最美好的时光用在铜车马的勘探、田野发掘和室内的清理工作上,是件有意义且令人怀念的事。
十余年光阴倏忽而逝,考古队员们用逝去的时光,揭开了兵马俑的绚烂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