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俞大猷与戚继光齐名，并誉 “俞龙戚虎”，“俞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按常理说，俞大猷的历史地位不应低于戚继光，二人至少应该得到相等的待遇。可是以后的历史确是戚继光名传千古，俞大猷很少有人提及了。
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人出身、经历、业绩、著述相似。二人都出身武职世荫家庭，俞世职百户，戚世职千户，戚起点稍高于俞;两人都是抗倭英雄，转战南北为国扫寇;俞家军、戚家军都是闻名天下的雄师;两个人不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还是兵器发明家。此外，二人都是武术家，同为南派武学一代宗师。
戚继光功成名就，他的背后是张居正。俞大猷却是官场的失败者，屡屡不得志。
俞大猷戎马一生，战功赫赫。故致仕时朝廷评价“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可是俞大猷性格耿直，不善交际，不懂人情事故不熟悉官场的规矩，更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后台，后果可想而知。“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屈辱，四次贬官，一次入狱”。俞大猷虽然战功累累，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领军功，俞大猷在官场碰的头破血流，你再大的本事也是无可奈何。
《明史》中说戚与俞 “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的“操行”一直被人诟病，就是他与张居正的关系。 戚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少有壮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不求安饱，笃志读书”，“日孜慕古，博极群书”。戚继光出身官宦世家，对官场的那套人情世故相当熟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戚继光一生受益于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受张居正举荐，担任登州一带军事总官，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两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平时进京必去拜会，尊敬有加，常拖人送礼。张居正坐此轿回乡，戚继光特地从辽东指派精兵十余人充当张居正亲兵，护卫其安全。
戚继光的朋友、文学家王世贞后来写了篇《张公居正传》，说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送给张居正，以至张首辅纵欲过度而得病。王世贞甚至说张居正“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有一点可以肯定，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寻常。没有张居正的鼎力支持，戚继光不可能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张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看重戚继光，并非是戚继光拍马屁拍来的，首先戚继光是为国戍边少有的将才。张居正是大政治家，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明末清初史家谈迁在《国榷》中曾说：“非戚将军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将军耳。”张居正在书信中也说：“戚帅才略，在今诸将中，诚为希有。”
戚继光虽然是个武官，但是为人为官的道道烂熟于心。处事圆滑，极得同僚称赞，对上级也是恭敬有加，在张居正之前的胡宗宪徐阶等人无不对戚继光称赞。《明史》指出：戚继光塞上功高“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俞大猷正好相反，官场是他死对头处处碰壁。一心热血报国的俞大猷曾经给自己的上司写了两封信。一封《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一封是《又呈画处官澳三策》。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上司的认同，反而觉得官威受损，因此俞大猷被杖责免职。更可气的是，俞大猷受到官场的排斥，有战功是人家的，有过错就往死里整。 一次3俞大猷同戚继光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幸亏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
俞大猷和戚继光相比，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机会和保护。俞大猷的背后如果是张居正这样的人物，俞大猷的人生肯定不同。 俞大猷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仕途坎坷，处处遭掣肘，经常有功无赏，屡遭打击陷害。史上记载他遭受“失事停俸”、“坐戴罪办贼”、“夺世荫”、“再夺世荫”、“逮系诏狱”等等处分。可贵的是，俞大猷忍辱负重，光明磊落，明史上说他是“忠诚许国，老而弥笃”。
俞大猷命不好，恰逢嘉靖朝时代，当时严嵩秉政嘉靖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官场风气糜烂。而戚继光在万历时代大展拳脚，因为当时朝中首辅张居正支持戚继光。
历史有时候就是不公正的，今天人们只知道戚家军，不知道俞家军，只知道戚继光，不知道俞大猷。我们必须把历史淹没的真相告诉世人，明朝抗倭英雄不仅有戚继光，还有俞大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