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中共昆明市委统战部、昆明市统战理论研究会主办的《昆明统战》杂志2010年第3期第13至16页，作者李开林）
唐继尧治滇无善政
民国时期，唐继尧创下的“第一”可谓多矣。唐继尧第一个开创了用武力侵占邻省的恶劣先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血洗贵阳。第一个制造了大规模屠杀革命人民的“万人坑”。调回云南当都督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镇压大理杨春魁响应“二次革命”的起义，并趁机株连杀害辛亥腾冲起义领导人张文光。在唐继尧统治下，云南成了鸦片烟毒害第一严重的省份。听说长江流域有日本人秘密贩卖烈性毒品海洛因，唐就投入资金，第一个试制海洛因，用于毒害人民。唐继尧死后人们送的挽联中有“治滇无善政”、“令人可惜盖棺迟”等名句，对唐继尧统治云南的政绩作了中肯评价。
一、 回滇执政的政治态度
袁世凯眼光很毒，发现参加过同盟会的唐继尧居然对同盟会分支机构贵州自治学社广大会员斩尽杀绝，认识到唐继尧是复辟封建专制制度的得力助手，于是支持唐继尧，任命唐为贵州都督，后又调任云南都督。唐感恩戴德，把自己绑在袁世凯战车上，共谋荣华富贵。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到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袁世凯特任唐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兼巡按使[注1]。1914年7月25日《云南政报》刊登唐的《将军府饬》第一号，就是紧跟袁世凯，诬蔑咒骂和通缉查拿孙中山先生及中华革命党：“乱党孙文自逋逃海外以来，专以诈骗金钱，扰乱秩序为目的，种种鬼蜮，久为中外所共知等因，奉此合行通饬，仰该师长即便遵照，转饬所属一体查拿究办可也”。在云南刮起查拿乱党的腥风。
1914年8月初7日《云南政报》刊登将军兼巡按使饬：“兹查由日本东京市芝区南佐久见町一丁目三番地发行之民国月报，通体文义鼓吹革命，煽惑人心，实属淆乱政体，妨碍治安。若不按例取缔，殊于国家前途大有妨碍，相应咨行查照，迅即转饬所属一体，一体遵照，倘有发卖此种月报，一经察觉，即应查照报律，切实办理，勿违此饬。兼巡按使唐继尧。”唐的政治态度明确表示坚决反对革命。
1914年8月20日《云南政报》刊登将军兼巡按使饬：“自乱党逋逃海外以来，布散流言屡谋内乱，久为国人所痛愤，乃近日查获该乱党印刷人权急进社社章，暨证券票件，逆谋妄说尤为狂悖，社章内自称设总部于法国，设支部于南洋群岛、日本、上海等处，发起人张继，社长李烈钧，副社长陈刚、居正，各部主任筹备部划定，汉文事务部汪德溥，经济部张人杰，军政部林虎，调查部潘鼎新，交际部刘子奇，理化部曾部奇，暗杀部黄树中，其设社宗旨，一曰主张联邦制体，一曰铲除一切强权，一曰主张男女平权，一曰实行民生政策。”饬文要求下属各官员，一经查获人权急进社社章证券票件立即从严惩治。
1914年9月17日《云南政报》刊登将军兼巡按使饬：“为饬知事，案查前准 将军行署咨请统计投入乱党之本省宋津军医学生搞全斌等议案到署当经抄单通饬各属一体严密协缉在案，兹查安宁县知事钱良驷详称奉饬通缉有入军乱党医学生单内所开喻集贵一名系该县署总务科长喻璋之子。”
1914年10月16日《云南政》报刊登将军兼巡按使饬：“查获日本人泽山工程局售卖和文，书题曰支那分割论。此书系由日本发行寄至中国各埠售卖，内容极为悖谬，将原书呈送核办等情前来。查原书内容所述，辛亥革命之役及现时列强对于中国状态，其词意无非拥戴孙黄破坏共和，实于国家安全大有妨碍，后附之十五章，均系毁谤总统之词语，极悖谬，显系乱党欲以此种悖逆文字为煽惑人心之举。”
唐继尧亲自布置，严厉捉拿孙中山先生派来云南发动讨袁的中华革命党人。1914年10月27日，唐继尧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并将头、身、手、足砍成六段，埋于昆明北郊，手段极为残忍：“天禄，字潮清，云南姚州人，寄籍腾冲，游击自达公季子。今陕西省长李印泉内弟，与余有姻谊也，肄业云南法政学校。袁世凯叛国谋帝制，滇督唐继尧承袁意旨捕君，君数世凯、继尧罪，骂不绝口，遂于甲寅（1914）重九夜被难。断身首手足为六，稿葬昆明北城外[注2]”。这是有姓名记载的例子，秘密杀害的不知有多少。
唐继尧杀害革命党负责人之后，志得意满地写诗《甲寅冬月南巡》：“一觉人寰梦未阑，只因谈笑挽狂澜”，甲寅即1914年，唐就是这样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为袁世凯“挽狂澜”的，唐又写《游华亭寺时甲寅十二月》：“艰难国步行犹易，溷浊人心洗要清”。谁想革命，谁想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谁的心就是“溷浊”，唐就要把这些“溷浊”之人通通清洗，为袁世凯的艰难国事跋涉前行。
1915年4月19日《云南政报》刊登巡按使署饬：“案据探报称，本月九号在蒙自茶园内闻有一普通人言称，是日由省来有密电至师部云，现有乱党四十余人，由北京出发到滇，运动各界意图煽惑，不日抵省，于是谣传颇重，刻宪兵队已派士兵便衣前往壁虱寨侦查，上下火车之人，俟有异状，自当即续报告。”
1915年5月6日《云南政报》刊登将军行署巡按使署饬：“孙文在海外派定伪职，携款分赴沿江海各省，乘中日谈判时机图谋扰乱并借国民公愤名义，有与日人为难，冀釀重大交涉，以便两月内起事，各省伪旅长以上由孙文委任，伪团长以上由该伪总司令委任任，其伪旅长委任状上书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总务部长陈其美，军务部长许崇智，字样均系亲笔，钤有伪印及该逆等名章”。除登报外，并向各师长、道尹发出饬文，要求所属一体遵照勿违。在护国运动前夕，唐继尧为拥护袁世凯称帝，采取残酷的手段，严密防范反袁苗头。
二、封建卫道士封杀自由平等苗头
唐继尧实行封建卫道士的统治，对于夫妻要求离婚、文艺新节目、男女平等的呼声等等，一律加以封杀。1914年9月26日《云南政报》刊登将军兼巡按使饬：“为饬遵事，案据姚安县知事程焕文详报，县属女学校教员张孝元，女学生李存贞藉故离异，请禁止以维风化一案到署，查夫妇为人伦之始，既偕伉俪即应永订百年，岂可因贫富而突生异议，乃近来世风日下，道德堕落，一般青年少女误袭男女平权之谬说，辄为自由离婚之举动，以灭纪灭伦之行，反为得计，众怒众贱之事，恬不知羞，习俗日乖，正赖广兴女学，教以人伦道德，庶几挽回颓风，各循正轨。据详前情，不意该县地方此等事件不出之于无知识之普通人民，竟出之于女校学生，更出之于女校教员，殊堪诧异。查现行法律虽有离异之条，然必须具有正当理由，方能核准，该张孝元李存贞均以嫌弃夫家，惑于私媒，妄思离异，并无正当理由，自非法律所许，既经该知事查明断令不准离异，仍续旧好，所见甚是，应亟如判，执行以维风化，如或藉故轻生，则是死由自取，合当置之不论。至私媒蔡氏萧燮清暗中煽引尤为奸恶，业经管押，并应严予惩罚，用昭炯戒，仰腾越道尹迅即转饬遵照办理，再该县嗣后详请核示文件，仍须照前发程式，另备福详以便批示，并即转知，此饬。兼巡按使唐继尧，右饬护理腾越道道尹徐嘉钰准此。中华民国三年九月十五日”。为了维持封建礼教，扣上 “嫌弃夫家”的大帽子不准离婚，即使当事人轻生也“置之不论”，并向全省发出饬文，以此作为全省仿效的案例。
对文化艺术施加沉重的桎梏，不准男女同席共饮和男女观众同日观剧，不准男女演员同台演出，由警察随时防范。演员如果在演出中稍加风趣情节，就被扣上淫亵的帽子进行取缔。1914年9月28日《云南政报》刊登将军兼巡按使饬：“其茶肆中最足荡人心志，伤风败俗于社会教育，有妨害者厥有二端：礼经男女不同席，而新城铺珠市桥一带茶肆，多有男女混杂同席共饮调笑者。孟子云男女不相授受，而登华街之乱弹茶铺、新城铺之说书、清和园，致将妇女住于茶铺，买卖瓜子、纸烟等营生。观其在座诸人一面听演一面戏謔，实于社会风纪大受影响，应请饬警稍加限制，俾免借营业之名致伤风化之雅，又调查员每到各茶肆调查时，恒见二三瞽目，臂挟洋琴，手址（扯）胡琴，或昼在此街而夜在彼衢不等，询其所之，则云日讲香山夜唱歌曲，多在居民住户。调查员因此未便前往调查，然详加探访，则香山一书系属宗教，似可任人信仰自由，而邻居男妇之借听法音纷来沓去又不可不稍防范。………查登华街之乱弹茶铺，及新城铺说书之清和园，既据称有男女混淆同席共饮等情，实属大碍风化，应由该厅分别转饬各该区段巡警严加干涉，其市中唱演歌曲有涉于淫亵，足以败坏风俗者，应饬查照，从严取缔，勿稍疏玩，至茶肆或居民住户中遇讲演香山一书时，男女往来杂沓，亦于风化有碍，应饬警随时防范，以杜流弊。”
1915年6月19日《云南政报》刊登巡按使饬：“各剧园饬该组，后虽不复男女合演，而淫秽词曲几成变本加厉之势，就中要以坤伶组成之剧园为尤甚，如四季花、香罗帕、葡萄会、月明楼等，原剧本不甚淫，而该伶等竟敢节外生枝，演出种种不堪入目之丑态，似此劣风，胡容滋长，再查此次取缔伶业章程，文内已将一切弊害谆谆示及，并有去弊先其太甚之警语，盖剧园等何得误会，男女分班即可肆意妄为，转滋流弊，拟请饬由警察厅传集各剧园园主等明白开导，勿蹈前辙等情，据此应即由该厅转饬该剧园等，嗣后除例禁演唱各淫剧外，如有再将本属不甚淫秽之剧曲任意增加点窜以为诲淫之具，本公署为维持人心风俗计，断不能为该伶等数十人之生活计也”。 在舞台上的演出，能有多少“不堪入目之丑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了维持封建顽固意识，宁可毁掉演员的生计，这就是某些人所谓“唐继尧出于革命的本能”吗？
三、护国运动前夕的铁血手腕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唐继尧更加声色俱厉地命令警察宪兵紧张拿办“乱党”，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几处关押很多人。邹若衡揭露：“一夜唐在督署秘密亲审国民党一个司令，是贵州人”口供主要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力反抗”。“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注3]”。迫不及待地连夜杀害反袁人士，反革命意志何等坚决！
1915年8月14日北京组织筹安会，对于拥戴袁世凯当皇帝这一重大问题，当时北洋大将冯国璋的态度都不积极。而唐继尧就已急不可耐，8月29日即拍电报极端赞成。蔡愕8月30日致贵州刘护军使电：“闻冯主张从缓，唐、任昨已有电报极端赞成[注4]”。
唐的贴身警卫邹若衡记载：唐继尧召集省议员开会投票，以军警宪兵架起机关枪的威势，吓得议员写“赞成”两字[注5]。
从袁世凯申令也可反映出真相：“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注6]”。唐继尧与辽宁将军段芝贵等人拥戴袁世凯称帝，而唐的两次劝进比其他各省的一次劝进更突出更典型。
10月12日唐继尧又致电统率办事处：“务乞转陈主座，俯顺舆情，乾纲立断，决定施行．以慰薄海军民之望。若再予迟疑，转恐别生枝节，有碍国家根本大计，更非元首维持大局之初衷矣[注7]”。唐继尧对袁世凯称帝是这样的赤胆忠心，这样争先恐后，是“对袁虚以委蛇”吗？
唐继尧和任可澄为了加速帝制的实现，于1915年11月10日和11日举行云南省的国民代表投票赞成帝制，[注8]
护国运动后，唐继尧及其御用宣传机构编造了所谓召开五次秘密反袁会议的谎言。11月10日和11日，应当是召开了所谓三次会议的时间吧。据邹若衡唐继尧召集投票赞成帝制时“唐派李厚安代作劝进表，上呈袁世凯，并派书法家贵州人王坚伯书写，又派马轸与李秉阳到北京呈递。在此情况下杨蓁更急如火，时时来见唐，一再催促唐迅速表示态度[注9]”可见反袁最积极的军官杨蓁直到此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反袁会议。
所谓三次秘密反袁会议的宗旨是什么呢？从会后军警对革命党疯狂捕杀的行动看，结论只有一个，即参加者是跟随唐继尧疯狂捕杀革命党人的心腹干将，会议内容是“加强武备，严防奸细煽惑军心”的捕杀革命党人动员会。
中华革命党为发动反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继尧致袁世凯密电可见一斑：“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计，常令其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财，投入者已有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有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武、董逮章、罗海峰、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注10]。”
还有资料记载：“蔡济武和滇军营长王荫南等先后殉难，杨华馨等经各界营救。至护国军兴才放出[注11]”。
蔡济武是与熊克武一起去云南的，这里需要注意蔡的牺牲时间。
但懋辛说：“11月初旬，熊克武得李烈钧电约经香港一同去昆明……12月初，我安排好了，正要动身去云南，刘国佐从河内转回上海来了，他说熊等均阻于河内，因唐继尧派人来说，不许他们到昆明[注12]”。
据《蔡济武传》记载：“辛亥反正，以功任贵西安抚使，唐刘盗黔，济武时奔丧家居，见惨杀株连，乃遁迹远游居津沪两载，复东渡日本。民纪四年（1915）秋，奉总理命，同熊克武入滇，计于滇黔界兴师，从人尚滞海防，济武独先赴昆明，以交通漫广，继尧忌之，或告使趣滇境，谓继尧恶其为‘冤愤团’首领故也，比济武在北京时，继尧曾请袁世凯解散者，济武亦触起旧恨，抚膺太息而言曰：‘凡人之难于成者，大抵畏首畏尾，吾诚知唐某非吾徒也，恶其辄假同盟会自冒耳。今吾奉命来，彼此何以处？万一不幸，吾愿掷此头颅，以破彼之奸侩！’济武竟不行，继尧亦竟杀济武且割其头，旋与克武等称护国起义焉。后总理行在北平，下手谕，许抚恤其遗族云[注13]”。
这些资料可反映出：12月初，熊克武等人因被唐继尧阻止而滞留境外时，蔡济武不畏艰险“独先赴昆明”，入滇路途需要时间，蔡在昆明的活动也花费了时间，被唐继尧察觉后，有人劝蔡离境而蔡不离，又耽误了时间，那么蔡济武被逮捕后杀害的时间就应当是12月中旬了。
李烈钧是1915年12月17日到昆明的，当时云南情况如何？就连都督署秘书何慧青在写文章大力吹捧唐继尧时，都不得不承认当时云南捕革命党正急。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记载：“李烈钧自海外归来至香港，见唐与袁之关系，亦不知底蕴，命其学生张维义，致函民党钜子叶荃、黄毓成、赵又新等，密探唐意旨，张至滇见云南捕革命党正急，蔡济武及李根源之内弟某俱被捕杀，不敢投递[注14]。”
唐继尧对孙中山极端仇视。政客李宗黄自诩护国起义信使，编造所谓唐继尧向孙中山写信表示反袁，纯属谎言。
四、公款私吞巨鳄胃口
很多人都说护国战争把云南罗掘俱穷，可是算算细账就知道，大量的血汗钱是被唐继尧侵吞了，并没有用于支援护国军。
唐继尧被袁世凯封为开武将军一等侯的时候，月俸三万元。护国第一军数千人慷慨悲歌上战场与强敌作战，唐继尧只肯拨给一万元[注15]，相当于他个人月俸的三分之一。幸亏罗佩金以家产作抵押借得十万元，护国第一军才得以开拔。
李丕章说：“终护国之役，前方军用只是这十万元和后来贵州刘显世协助了五万元。云南在这段时间内除了支付留饷留薪外，对出发作战的部队，没有饷糈上的接济[注16]。”
护国起义爆发时，唐继尧派人把中国银行用于筹办云南分行的兑换券200万元强行取出，中国银行立即宣布那些兑换券作废[注17]，根本无法流通。唐把作废的兑换券发给护国第一军100万元，第二军8万元，挺进军10万元。那些兑换券后来被云南都督署向社会宣传为纸币，再后来又被国民党高级干部李宗黄宣传为银元。
李烈钧入滇时带来很多华侨捐款，交给唐继尧20万元[注18]。唐委任李为筹饷总局总办，“在南洋筹饷一百五十万元之谱[注19]”，但李烈钧率领护国第二军出发时，唐继尧分文不给。“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注20]。”
海内外爱国人士大量捐款陆续解往云南，云南人民也在节衣缩食，筹集了大量资金。1917年庾恩旸在《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中统计云南都督府得到的饷糈数额，9项收入合计为907.84万元，这对于年收入仅五六百万的云南财政来说，的确是巨大的财富，可是用于军队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钱。
中华新报出版的《护国军纪事》第二期《盐款之截留》中也记载道：“滇军政府与洋人商议，将盐款二百万截留云南不解中央，稽核所已允照。去年中央允准月拨十二万五千，现滇军政府已派员自赴产盐地另征。”。
封建帝王搞家天下，唐继尧在军政势力能够控制的地方也搞家天下，把公家的钱财当做自己的钱财，并且从各种收入渠道转进私人账下，他如果把装入腰包的钱拿出一小部分来充当军费或办私立东陆大学，就叫做私人捐款的高风亮节了。
《续云南通志长编•军务》记载，“民国五年陆军薪饷三百四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元”，这钱的使用就很有猫腻，因为蔡锷、李烈钧、黄毓成率领的护国军没有得到薪饷，袁世凯死后唐继尧把扩招的军队大量派遣进入四川抢占地盘，那些扩招部队离开云南也要“就地筹饷”，向驻地四川索取薪饷。大部分的军饷都不再由云南开支，这343万元薪饷是怎样花的呢？
“唐继尧通过亲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税收部门，随心收支，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其中大烟税和烟酒税二项，各有数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继尧的私库[注21]。”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把持云南收支，利用手中权力专制独断，化公为私，“港报载其家私，数达三千万以上[注22]”。成为富甲西南的大财主。
人们都说军阀是坏东西，但个人品质不一样。北洋系的吴佩孚虽为军阀，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却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别的军阀搞家天下，虽然把财政公款列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想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但失去职位势力后，财政公款也随之失去了。唐继尧异常狡猾，他不但把云南督署的公款看做自己私产，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且还把大量钱财另外装入私人腰包，当他在政治军事上垮台以后，虽然财政厅的钱归公了，但私人腰包还是富得流油，谁也比不上。
五、把人民推向连年军阀混战的血海
护国运动和此后的多年战争，唐继尧把扩编了的部队打发到省外的疆域去“就地筹款”，把四川这个富庶的“天府之国”看成可供宰食的唐僧肉，大量派兵入川去争夺地盘，造成多年的军阀混战。
护国战争结束后，唐继尧靠编造假材料欺世盗名，攫取了“再造共和”的桂冠，在这顶桂冠下唐变本加厉地走向了以人民为敌的军阀道路，把川滇人民推向连年军阀混战的血海。唐继尧为了抢占地盘，命令滇军对四川进行扩张，遭到四川军队的反抗。原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1917年4月终于发生了以成都为战场的战争，互相残杀。在刘罗之战中，百姓伤亡在3000人以上，财产损失达47万元，烧毁房屋780户，被抢劫的达1194户。在刘戴之战中，兵士战死者364人，伤者661人，市民死者110人，伤者310人。
滇军败退后，1917年7月唐继尧又命令滇军发动反击，在青神、眉山与川军展开“青眉攻防战”。唐又增派大批军队入川，7月16日唐继尧发出通电，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任命了六个军的军长，声讨刘存厚“犯上作乱”，并于20日通电称：“思维北征，宜先靖蜀”[注23]。这说明唐组织靖国军，是因为滇黔军被赶出成都，企图大举报复，挽救其战败之颓势，保持住原有的地盘。北征是假，靖蜀（侵蜀）是真。所谓靖国，即是靖蜀，所谓靖蜀，即是要把四川吞并，这“靖国”是在孙中山组织广州护法军政府之前，唐继尧就搞起了的。8月在资中、内江、隆昌一带发生“资内争夺战”，滇军又被刘存厚打败。
1917年川滇黔大混战的参与三方，唐继尧、刘显世、刘存厚，都是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战争的目的是争权夺利，扩张地盘。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择一切手段，烧杀抢劫，无所不为，触目惊心，三方争夺造成哀鸿遍野，村市丘墟。仅川、滇、黔边一个边远小县古宋，不属于争夺中心，居然出现“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伕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疠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注24]”的情况，若是战争的争夺中心,其状况更不堪设想。
1917年11月4日唐继尧在毕节行署指挥滇军大举向四川进发，12月滇黔军占领重庆，于是组成滇、川、黔三省靖国联军，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唐得到了蓄谋已久的这个职位，更明目张胆地以滇、川、黔的太上皇自居，并向广州军政府作种种要挟，发展他的个人野心。
1918年9月唐在重庆召集五省联军会议，正式提出要掌握四川的军政实权，把四川兵工厂及“盐余”、厘税，统归联军总司令部，被熊克武拒绝，唐与熊从此交恶。唐拉拢各支力量进行倒熊。后来四川形成拥熊和倒熊两大阵营，酿成1920年川、滇、黔军阀大混战。那场大混战，不仅使四川人民惨遭战祸，而且把四川从同盟会革命以来出生入死的患难兄弟打得东逃西跑，打出了更多的大小军阀。从此四川政局更加糜烂，军阀混战连年不休，长达十余年之久。争城略地，杀人如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关卡林立，盗匪横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唐继尧穷兵黩武，又向广西进攻。你争我夺没完没了，“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滇川黔桂等省人民遭受连年军阀混战，而现在却有人歌颂唐继尧，说这是“开辟革命根据地”！
六、强迫农民种罂粟，靠贩毒发财
唐继尧统治云南十多年里，靠鸦片烟毒的贩运发财，云南的财政和军费也是靠鸦片贸易支撑的，唐继尧可称得上首屈一指的大毒枭。护国运动爆发时，唐继尧不肯向护国军拨给军费，而是把收集到的鸦片烟交给蔡锷八万两，充作军费[注25]。
不卖掉鸦片烟就没有有吃饭的钱，明摆着唐是想把护国军变为武装贩毒集团，这对讨袁护国的正义性将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蔡锷没有在四川卖，是安排陈天贵把鸦片烟运到上海才卖成钱。
贩运和种植鸦片烟，成了唐继尧统治时期越来越重要的财政支柱：“1921年，运种两项罚金总收入152万元滇币，占地方财政其他各项赋税收的28.9%；
1922年220万元，占55.3%；
1923年441万元，占79.2%；
1924年600万元，占104.7%；
1925年720万元，占74.9%；
1926年720万元，占69.8%；
1927年770万元，占91%”[注26]。
唐继尧靠鸦片维持其军阀统治，靠鸦片中饱私囊发大财，靠鸦片将其势力和影响扩张到省外海外。这就是“治滇有善政”吗？云南是全中国鸦片为害最严重的省份，不但云南本省烟毒盛行，而且成为了流毒全国的鸦片生产源头。1920年唐继尧开放煙禁，云南烟毒祸害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据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记载唐继尧强迫农民多种鸦片的情况：“强迫农民多种鸦片。唐继尧二次督滇之初，正当烟亩罚金办至第三届期间，而第二届的亩数已增加几万亩。三届查有五十万亩左右，唐氏犹以为不足，乃派其亲信军需李鸿纶为禁烟机关的总办，责令增加。遂由第四届起，将原定初查复查制改为标准结认制。这就是先由禁烟机关就前三届查定最多的亩数，每县增加二、三、四成不等，作为标准亩数，责令地方官照这数字具结承认收解罚金，就是要叫农民多种烟苗[注27]。”
宋光焘《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记载：“云南有多少吸烟的人，没有切实地调查统计过，由表面现象约略估计，大约每十人就有一人是吸烟的，云南一千七百万人，吸烟的当在一百万人以上，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字[注28]”。唐继尧在云南广大土地上施展行政手段，促使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染上毒瘾。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没有办到的事，终于在唐继尧手上完成。林则徐说：“鸦片为害，足以亡国灭种”，靠烟毒赚钱的人，罪孽深重啊！
七、试制烈性毒品海洛因
民国初年，云南大地已经普及了鸦片烟，但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尚无人见过。唐继尧听说这些东西能卖好价钱，于是就“敢为天下先”，派人秘密制造烈性毒品。宋光焘《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记载：“唐继尧第一次失败避居香港，图谋回滇复辟时，有些日本浪人替他设计，俟复辟以后，可用‘云土’制造吗啡、高根、海洛英等烈性毒品，运到长江一带售卖，可获厚利，因为那时日本浪人已在汉口秘密制造这些毒品，毒害中国人民。唐继尧回滇取得政权后，贪利忘害，果于一九二三年春，派‘禁烟公所’总办李鸿纶乘去北京当代表之便，前往汉口和日本人接洽，订定几项密约。”他们造了三年多，制成精吗啡、粗吗啡三千多两，海洛因千多两。
只要能赚钱，唐继尧什么都敢干。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尊严，统统抛在脑后。护国运动刚结束，唐又派员贩运鸦片烟，在上海还闹出了丑闻。马伯周《叶荃生平述闻》记载：“袁世凯死后，唐继尧垂涎副总统地位，就中央召开会议的机会，派出多数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唐继虞为乃兄筹措庞大费用，暗将云南鸦片烟土，伪装为土产礼物，作为代表团行李运京，高价出售，作贿选资本。抵上海时，为英租界巡捕发觉，新闻界揭露内幕，………于是叶荃、陈钧、王九龄三人被拘押月余，才得释放。叶赴京逗留数月，然后返滇，对唐氏此种卑鄙行为，极为不满[注29]。”
八、两次督滇都把云南财政蛀空
开放烟禁，得利的是唐继尧，对云南经济并没有帮助。现在有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在毫无资料根据的情况下吹捧唐继尧：“通过援黔、护国、靖国战争使控制的地盘扩大，市场也就扩大，云南的商品生产和对外贸易发展”，以为地盘大了经济就必然会发展，而实际上云南的经济正在逐年衰退。
云南过去向省外卖出物资的量，大于买入的量，后来云南生产的物资越来越匮乏，从1919年开始变为买入量大于卖出量，需要用大量钱财向省外购买物资。“我们知道鸦片开禁大概是民国八年（1919），而民国八年就是云南对省外贸易由636830两出超，降至821329两入超之年，如以平均数表示，则民国元年至七年，平均每年出超约二百万两，民八以后，每年平均五百五十五两之入超，出入超两差至七百五十万两之巨[注30]”。
云南财政入不敷出，大量亏空，没钱买物资，就向银行贷款，有借无还。“以1917年为例，地方军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五百四十多万元，而向富滇银行借欠达一百多万元。到了1926年财政总支出仍为五百多万元，而向富滇银行借欠竟达二千九百四十多万元，十年的时间里，军费支出的耗费是如此惊人的庞大，而借欠的数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注31]”。
唐继尧为了对外扩张，连年战争，不惜开放烟禁，滥发纸币，苛捐杂税犹嫌不足，又继之以田赋公债、锡税公债，以致农村破产，工商凋敝，危机四伏，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唐的独断专横，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带来的是众叛亲离。
1921年，长期在四川进行护国护法运动的滇军官兵，不堪忍受唐继尧的倒行逆施，在护国名将顾品珍率领下回师倒唐，驻省城的叶荃第八军倒戈反唐。唐急忙召集军事会议，紧急布置镇压，命令杨蓁、邓泰中等率兵抵抗。而次日杨蓁、邓泰中等与顾部旅团长联衔通电请唐下野，不愿意再保护唐继尧这个独夫。唐没有了可依靠的力量，吓得于2月8日卷巨款三四百万，率亲信卫队百余人仓皇逃离昆明。后来唐居然冠冕堂皇地说自己毅然离滇，“一不忍使地方糜烂，二不屑为权利争夺，三地方政治使地方人共为之”。
1921年7月4日，云南全体公民通电全国，请孙大总统将唐继尧拘留，追究其侵吞滇中巨款，并按律治罪：“在未举义护国以前，唐氏以曲媚袁氏，屠戮将士，几不可以数计。举义护国以后，热心志士来滇，赞襄义举，有所作为。唐氏恐谋不利于己，严令不许组织任何机关，并将其人押解回籍。此吾滇人人能知之而能言之者”。“军兴以后，虽增编军队，实则军费反较前为减，以开赴外省军队概系就地筹饷，不复取给”。“此次出走，又向各机关提取存款，为数亦在三四百万，其平日之卖官鬻爵所入，尚难计其确数，港报载其家资，数达三千万元以上，其实唐氏所获孽钱尚不止此”[注32]。
把公款转移到外地存入银行，是许多贪污犯惯用的伎俩。云南省的一笔公款百余万元被唐继尧转移到上海存入银行，唐倒台后，各方闻知，争向银行提钱。顾品珍派人请律师打官司，请报社造舆论，缪云台奔走交涉，总算把唐继尧巧妙侵占转移出去的这笔钱追回了云南[注33]。
1922年，唐继尧回滇复辟是以巨款为后盾的，他窜到广西煽动北伐滇军4000官兵脱离孙中山先生打回云南老家去。唐使用封官许愿和金钱收买的手段，一次出手就给朱培德20余万元巨款[注34]。
唐二次督滇期间，云南财政厅拨出的军费一年比一年多，结果是唐的私蓄越来越多，而军队的伙食费和兵饷却越来越发不出，导致了1927年的“二六”政变。
唐在四面楚歌之中，一面集中翊卫军自卫，一面派周钟岳向龙云等将领表示所提各条件大体上可以接受，“并提出私蓄三十万元发放军饷[注35]”。 30万元只占唐贪污总额的一小部分。
“唐继尧被推为有名无实的总裁,云南各报即经常揭露唐以前作威作福侵吞军饷的内幕，使唐深受刺激。随后省议会向省务委员会提出咨文。自唐驱逐顾品珍回滇主政至本年二月六日政变之日止，云南财政预决算无账可查者达九千余万元。唐用个人名义存款于外国银行，应请予以清查。省务委员会照转原文请唐核示，唐正在进食，即哇然呕吐不止。唐部近卫军第一团团长蔡祖德酒后泄露了‘联帅准备屠龙’的密谋，四月二十日龙云将该部包围缴械遣散。台湾银行停业时，唐所存一千七百五十万日元化为乌有。以上事件，使唐又气又怕，因此病上加病，于五日二十三日不治身死[注36]。”
回滇复辟短短5年，贪得无厌，云南财政竟然又被唐继尧蛀空9000余万元无账可查！这个大财主竟然道貌岸然地吟诗自夸：“艰难国步行犹易，溷浊人心洗要清”，“弥天荆棘刊删易，满地疮痍补救难”，“举世由来平等看，誓凭肝胆照苍生”，“肝胆交人誓此生，世人偏浊我偏清”，他的是非标准与社会公众是互相背离的。
九、共产党云南特支成立后的重要任务就是倒唐
唐继尧统治下的云南，土匪多如牛毛，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连昆明近郊都匪警频繁。唐继尧与土匪关系密切，1922年干脆指令滇南大土匪吴学显的武装力量作为靖国联军的第一支队，担任唐二次回滇的急先锋。唐复辟后这些骄兵悍将匪性不改，祸害百姓，唐氏政权兵匪一家。
唐继尧朝着祸国殃民的军阀道路越走越远，在《民治日报》上高唱“讨赤”，妄图扑灭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的星星之火。密令逮捕共产党员李国柱、卓立，所幸两人转移得快，没有落入唐的“善政”之手。
唐对云南人民加紧掠夺和剥削，民不聊生，“城内有不能举火者达万余家，饥民遍处皆是[注37]”。而且昆明断炊户数历年有所增长[注38]。唐继尧却过着土皇帝式的挥霍无度的糜烂生活。
云南有人写文章吹捧唐继尧：“在他的后期，云南出现了社会动乱，农村破产，经济濒于崩溃等是事实，但这主要是由于频繁革命战争所带来的结果。是革命耗尽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奶和血，叫做罗掘俱穷。” 把唐继尧巧取豪夺的恶果，嫁祸于革命。
行政机构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昆明建市也属于正常的应运而生，有人借此大力渲染唐有多大的功劳。当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暇顾及东方，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休养生息。现在有的人把民族资本家发展企业的情况通通归结为唐继尧的功劳。而唐下令干的许多坏事，有的人却为唐开脱，而归罪于具体执行者。
中共华南局明确指出：“军阀唐继尧的封建政权是革命工作的最大障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推翻，以便进行往后的工作[注39]”。1926年11月，继中共云南省特别支部建立之后，又成立了以倒唐为中心的政治斗争委员会，1927年1月为了发动群众，专门印发了唐继尧祸滇十大罪状。
中国共产党的刊物《铁花》1926年第六期发表《告云南青年朋友》：“朋友！‘民贼唐尧’——这样的称呼，你们听着一定不惯，因为你们常常听得的只是我联帅、唐公、唐省长、唐会泽，创办人……等奴才的歌功颂德声。但是单叫他民贼唐继尧，我还觉得太便宜他了。军阀的横征暴敛与黑暗专制直接的压迫着我们；英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包围着西南与东南边境，更以铁道深深的侵入腹地。两条铁链加在我们每个人民的颈上……日本暗地里接济唐继尧军械，助长唐贼穷兵黩武的野心，引起本省及国内的祸乱，增加人民的负担，破坏人民的生产……这是很少人知道的，——帝国主义及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唐继尧和其聚敛之臣——如徐之琛，董泽……等，我们应当领导着民众，向他们进攻[注40]”。
《铁花》周刊发表《唐继尧还想挣扎吗？》文章：“那能再忍为祸国殃民的唐继尧的刀下的鱼肉呀”，“这个横蛮无二的唐继尧野心终还没死”，“民众从速团结起来打倒唐继尧”，“唐继尧及其奴才的奴才搜刮民脂民膏，供他们任性挥霍，甚至于存在帝国主义的银行，为子孙万世之基。他们的孽钱有几千万？恶鬼才知道！”“英、法、日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唐继尧的末日快要到来，我们已经不是做恭顺奴隶的时候了。起来！云南革命成功，即是国民革命一部分成功！”
共产党先烈们为打倒军阀唐继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昆明党史大事记》评论道：“唐继尧的垮台，为昆明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扫除了障碍，同时也消除了北伐军后方的最大隐患[注41]”。历史真相原来如此！
注释：
[注1]：1914年7月20日《云南政报》，存云南省图书馆。
[注2]：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9-10页，1914年10月，并引寸晓亭《悼徐天禄》三律并叙。
[注3]：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页。
[注4]：《致云南唐将军、任巡按使电》、《致贵阳刘护军使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页。
[注5]：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二三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9页。
[注6]：《袁世凯关于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均著褫职查办申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5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注7]：《政事堂对唐继尧等漾电故示怀疑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494页。
[注8]：《顾鳌关于办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经过情形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105页。
[注9]：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二三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39页、第39页。
[注10]：林翠《与台大李守孔教授论云南起义》，台湾《云南文献》第五期第20页。
[注11]：王丹《倒袁旗手孙中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6年第2集。
[注12]：但懋辛《护国军入川及四川招讨军司令部的成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256页。
[注13]：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蔡济武传》，《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280页。
[注14]：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58页。
[注15]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51、第373页。
[注16]：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54页。
[注17]：《中国银行复财政部密函》，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国运动》第263页---268页。
[注18]：龙云《云南护国起义简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12页。
[注19]：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册第480201页，载《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第84页。
[注20]：中华新报《护国军纪事》，第二期《军实》。
[注21]：刘幼堂《一九二七年富滇银行纸币三抵一、五抵一的前因后果》，荆德新《论二六政变》，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76页。
[注22]：《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云南省档案馆编印，第35页。
[注23]：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
[注24]：四川《古宋县志》卷九第22页。
[注25]：陈天贵《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02页。
[注26]：王丹《论民国时期云南的鸦片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研究集刊》。李培林《云南近代农业概述》，《云南近代经济史文集》第139-159页。
[注27]：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80页。
[注28]：宋光焘《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02页。
[注29]：马伯周《叶荃生平述闻》，《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94页。
[注30]：《云南旅平学会会刊》第七期“鸦片与鸦片问题之研究”。
[注31]：《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与民族资本的发展概况》，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历史资料》第十二辑第1页。
[注32]：《云南全体公民请孙文将唐继尧拘留追究其侵吞滇中巨款按律治罪的通电》，载《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35页。
[注33]：张一麟《云南财政厅长昆明缪君行状》，载《续滇南碑传集校补》，第65页。
[注34]：詹秉忠《唐继尧回滇复辟活动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注35]：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第51页。
[注3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12月出版，第199页。
[注37]：1920年8月1日《民国日报》。
[注38]：1925年5月25日《民国日报》。
[注39 ]：黄丽生《云南地下党初期活动片段回忆》，《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4辑第3页。
[注40]：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历史资料》第十三辑第37页。
[注41]：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事编《中共昆明党史大事记》第2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