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出版后，作家张怡微第一时间把小说简介 po 到了她的豆瓣和微博账号上。
很少看到一个作家如此拥抱社交媒体。张怡微坦白自己曾是一个重度直播用户，洗碗炒菜、核酸排队的碎片时间里，她会打开手机看李佳琦、薇娅、罗永浩的购物直播，平常家里囤的食物可以吃两个月。她还会在小红书上看学芭蕾的小女孩练舞，关注有着稀奇古怪生活方式的抖音博主。
直播、弹幕、短视频 APP，大量的网络语言，也出现在了她的新书中。熟悉张怡微的读者了解，“世情小说”是这位 80 后作家一以贯之的风格，“社交媒体一代”这个关键词却是第一次和她的作品绑定。
这和她作家之外的另一个身份有关。文学博士毕业后，她从台北回到母校复旦大学，今年是她执教创意写作课程的第 5 年，面对的学生即是在社交媒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她自称并不奢望和学生打成一片，但偶尔会好奇学生们的手机里装载着哪些 APP，也能从两周一次的写作练习中，窥见这一代人的内心生活。
这位曾横扫两岸三地重要文学奖项的青年小说家，以描写上海工人新村里的市井生活见长，她的前作“家族试验”计划，“写过继、无后、失独、老年人再婚等话题”“没有血缘关系却生活在一起的人”，一连出了 3 本。
而新作扑腾着一股新气息。小说里探讨的议题是新的，学者王侃瑜将《四合如意》的议题细化成“机器与世情”“女性处境”“移民与故乡”三个部分；人物是新的，有留英归国的女博士，在上海独立买房的青年女性，也有大离散环境中，和国内女友用手机维持着恋爱体征的男留学生；语言也是新的，轻盈、现代，少了文白夹杂、哀凄婉约的滞重感，不像写《民国素人志》的蒋晓云了，倒有点约翰·特雷弗的味道——这是张怡微钟爱的一位小说家，曾作过其短篇小说集《雨后》繁体字版的序。
年轻时的张怡微很拼，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后，她一直过着紧绷而拮据的生活，大学起就开始独自承担生活所需，用兼职写作的钱来养活学业。巅峰时，除了上课、写论文、投稿文学比赛，一个月还要写三四十篇专栏，“忙到恍惚不知时日”。
如今过了 35 岁，她变得松弛而舒展，时不时在谈话中抛出一些小幽默，自嘲是中年网瘾患者，过着上海宅女生活，每天上课备课，散步，大量地看书，戒掉直播之后，偶尔摆弄书架前的玩偶，让唐僧和孙悟空接吻。
这份内心的怡然自得也延续到了她的创作中。她曾说，二十几岁时，观看世界、观看生活的起点来自种种不满足，“每一篇文章都像是自传”，如今她的目光向外敞开，在文字的世界里游玩、嬉戏，社交媒体上追踪的博主，网民追逐的新闻、知网期刊上的边角料，都能激发她的创作灵感。
以下是我们与张怡微的对话：
《WSJ.》 ：这部小说是围绕机器与世情写作计划，听说构思起点是琼瑶跟丈夫平鑫涛的事情，可以详细说说吗？
张怡微 ：我一直觉得琼瑶是一个在感情方面不那么拖泥带水的人。比方说早期的《窗外》，讲一个爱上老师的女孩子，当她重新去找这个老师，发现老师的作业丢了一地，烟也找不到，非常狼狈，这个少女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冲向自己的爱人，她只说了一句，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转身就走了。
我几年前看到琼瑶的新闻，闹得很大，和她（后来作品）塑造的形象不太一样的是，她本人有非常理性的部分。当时她（对丈夫）的表述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说我爱你了，所以希望能（拔掉鼻胃管）减少他的痛苦，但是家属是不同意的，家属觉得我们有钱，我们愿意爸爸继续活着，你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家庭，你不能再替我们做决定了。
插拔鼻胃管的部分引起的我的兴趣。我当时比较关注当代小说里文学病的变化，以前我们的文学病是肺结核，是梅毒，是疯癫，可是到这个时代，阿尔兹海默症扮演了更重的角色，我们要怎么利用好这个病症。
我自己在复旦教创意写作，也做过工作坊，请华山医院的医师，医学伦理学的老师一起来讨论，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给《文艺争鸣》，叫《机器与世情》，把（整个写作计划的）来龙去脉讲了一下。
《WSJ.》 ：这部集子里《缕缕金》这一篇是写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题材稍显沉重，但在小说里，疾病的部分是在最后揭晓的，前面写父亲在母亲死后到处旅游、交女朋友，反倒带着点滑稽和欢乐的气息。
张怡微 ：阿尔兹海默症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实际上是很难在病人生前确诊的，需要等病人死后解剖大脑，通过一些指标才能完成。我们的表述又有点污名，会说失智或者老年痴呆，没有人希望自己痴呆。
我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患者，他们会有一些很花痴的行为，原来可能是一个特别拘谨的知识分子，患病之后会去摸护士的手，或者讲一些很下流的话。（小说里）很欢乐的场景，就是想写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
《WSJ.》 ：你也写了好多去英国打工的移民夫妻的故事，是过去作品里没有出现过的题材，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张怡微 ：王安忆老师 2019 年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有一次上班打开信箱，那个时候已经两个月没有打开过信箱了，看到王老师的信，我作为一个后辈，当时肯定是很紧张的，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难收到手写的信，真的不知道她会说啥。
王安忆老师其实是对语言学非常有想法的人，她说她看了《四合如意》这个集子里的两三篇，想给我提几个意见，比方说这里面的汉语表达，冠状词用的不对，要注意不要用从句，这封信其实大部分都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她提到了和书同名的这一篇，她觉得在英国留学男孩子的那条线，是应该要展开的，因为更广阔，内容也更结实。
其实我（写这篇）创作的本位是在（男孩子的异地恋人）国际学校的女老师那里的，因为我自己去过很多国际学校做讲座，我想写一个很压抑的女老师，在国际学校教书，能看到贫富差距，能看到阶层，有一个在外面读书不回来的男朋友，两个人用手机维持的恋爱体征。我索性去找了很多在英国务工和留学的故事，很多非虚构的写作者都写得很好，有大量的细节，我也就看得很熟，如果说当时王老师没有提到这个，我可能真的是不会拓展到那里去的。
张怡微在一场读书分享活动现场
《WSJ.》 ：这部短篇小说好多篇目都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好像在你的小说里，社交媒体对我们生活的强势入侵，不仅没有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反倒是推得更远了。
张怡微 ：对，里面其实有好多异地恋的故事。我的父亲是一个海员，小的时候他长期不在家，所以我对于类似的关系很熟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寄托对父亲的感情，就是会去知网上看他单位的杂志，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看到疫情之后。
我发现在 2020 年的 5 月份，我所看的杂志上说，集装箱生意好起来了，然后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你去买点中远海控的股票，我看了它 20 年的杂志从来没好过，现在突然好了。我妈将信将疑，后来这个股票真的从三块钱涨到了二十七八块，我妈第一次觉得我这个书呆子还有一点用，她原来是不大愿意睬我的，觉得我又枯燥又无聊又忙。
这对我的生活来讲，确实是一个挺欢乐，又黑色幽默，看到我爸就很尴尬的事情，主要是荒诞感，那种“虽然你很小气，可我还是有办法从你身上变出钱来”的荒诞感。因为生活太苦闷，找到一些小乐子就会变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把它放到了故事里。
《WSJ.》 ：你还写到了一个很少见的职业，人偶设计师，也蛮有荒诞感的，为什么会写这个？
张怡微 ：我有一些人偶，我觉得它们身上有一些戏剧感，很像小说，可以把不可能出现在一起的东西摆在一起，变化它打扮它，会有亦真亦幻的效果。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社会新闻，说一个男的偷了别人 400 多件衣服，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玩偶，是个 1:1 人型的，还有一个男生把自己收藏的玩偶带去看电影，别人就嘲讽地问他，这个是女朋友还是什么，他说不是，这是女儿。他们是会赋予人偶现实生活里的逻辑和意义的。
（人偶）它已经变成一个产业了，成为了我们出口产业当中的一环，就说明它确实承载了人的一部分非常幽微的，上不了台面的，甚至是很怪异的需求。像有人会花 20 万去为自己去世的猫克隆，他为什么不换一只新的猫吗？不就是一只猫吗，他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生个孩子呢？他就是愿意花 20 万去重新养一只一模一样的猫，为什么呢？
我们会觉得情感的流动好像只存在于可以想象的客体身上，父亲、母亲、爱人、小孩，其实不是这样，它也会去到命定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旁人不理解的，但是这个人那么坚定或者说就算付出代价，也一定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是和他的外部环境、心理环境、个人经历，和这个世界所能够提供给他的方案是有关的，娃娃也是一个方案。
《WSJ.》 ：你豆瓣上的读者，好多都提到了《锦缠道》这一篇。这篇你说在文学期刊上发布后是没有什么声响的，但在读者里却反响热烈，你怎么理解这个反差？
张怡微 ：写《锦缠道》，其实我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看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部集子里的小说，这篇用的真感情是多的。
小学的时候，我参加过贺绿汀电子琴交响乐团，20 几个人，用电子琴去模仿交响乐器的声音，还煞有其事地表演过《林海雪原》。我从 4 岁开始学电子琴到初中，但也没有学出来，考完最高级 8 级就拉倒了。
艺术学习是充满了废墟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极少数才会成功，九死一生。我有一个小红书的账号，当时关注了好多跳舞的小姑娘，家里会有那种练功的杆子，有的就在厨房，后面是爸爸妈妈在炒菜，前面是小女孩在很认真地拉筋、跳芭蕾舞。
那么多考上了北舞，曾经进入过舞团，也拿过一些舞蹈奖项的姑娘，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嫁人的嫁人，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教舞蹈的教舞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舞蹈家的。
我其实是挺难过的，我相信她们以前是有梦的，很艺术的那种梦，只是说它比我们文学好像更残酷一点，门槛要高很多，所以一方面它是一个友情故事，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孤独的艺术学习（的故事）。
《WSJ.》 ：女性读者会喜欢，可能是因为这书写的是一个女性情谊的故事，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都有着音乐梦的女孩，纵使之后的人生轨迹是如此不一样，明知已经不是一路人，仍然免不了在冷嘲热讽中惦记彼此。
张怡微 ：别人都说上海女孩子地位很高，我从来没有这样感觉，我觉得还是很容易走错的，而且试错成本极高，一旦错了，家里又兜不住的话就很容易一落千丈。
而且我也不太想（在小说里）同情这些没有走好的女孩子。很多事情都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我是很有可能成为她们的，出身平民，爱好艺术，然后又忠于自己，学的专业也是不挣钱的专业，基本上这个路径就是凶多吉少的，这种危机感是一直伴随着我的。
《WSJ.》：这种危机感是从哪里来的？
张怡微 ：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一方面它海纳百川，是个移民城市，不断有新的生气来淘洗城市的秩序。
（同时）它也有非常市民性的那一面，这种小市民的东西是很难让人升华的，它不鼓励你脱离（这个环境），如果你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是会有非常多的嘲讽的，主要是因为商业城市的评价体系比较单一，感兴趣的都是钱、移民、股票、拆迁这些事情，如果你一意孤行，那就要有很强的抗干扰跟抗压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很多（已经结婚了的）同辈女性，经常会流露出她们家庭的意志和看法，尤其是在之前经济状况很好的时候，她们都不想去上班了，因为觉得这个年纪继续上班，结婚了还上班是件很丢人的事情。
《WSJ.》 ：“娜拉出走”似乎是经久不衰的一个文学命题，《寄生草》这一篇，也是这么一个故事。
张怡微 ：当然我写的是一个比较俗的事情，就是年轻女孩和一个老头子的故事，她被命运慢慢带到了另外一个路径当中，但她走出来了，简而言之，她爱上了一个记者，两个人很暧昧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这个人，她突然想走了，走出来之后去找这个男的，发现他有家庭，等于是被丢包在那里了，就这样一个很恍然的状态。
我在读博的那几年，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遗落在那个地方的女孩子，有的是大陆配偶，有的是通过商务签证过去，一直不断签不断签，有的是妈妈第二次婚姻带过来的孩子，父亲是大陆人。
总之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从我的内心来讲，（她们的）那种生活还是比较无聊的，比方说有一个社群，茶会、雅集，学学这个，学学那个，（我会想）那么年轻就做这些到底有什么意思？但好像衣食又是无忧的，不为柴米发愁，台北是一个很好活的地方。当时我也很年轻，只有二十几岁，我总是觉得她们这样不长久，内心很不安的（一种感受），感觉台风要来不来，总之还是会来的就是了，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WSJ.》 ：另外一则短篇《端正好》里面好像处理的也是这个问题，表面上讲的是单身女性买房的种种等待和辛酸，你觉得经济独立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怡微 ：经济独立很爽，我想不出有什么坏处，最多男的不会请你喝咖啡，不喝就不喝，我自己可以买一杯，是不是很爽？请你喝，你还要听他讲话。
当然也有人讽刺我说，如果你是一只猫，大概也是会自己上街给自己买猫粮的猫。也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还背着 10 年前的包？后来我就索性拿个帆布袋了，我包都不背了。这些讽刺你的话，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看不惯你）爽。
我就不会看到有人对男的说，你怎么还戴着 10 年前的眼镜，穿着 10 年前的鞋，你为什么会自己买饭给自己吃，你为什么会自己买房子给自己住？我现在35了，就解脱了，没有人再有兴趣来评价你。一旦当你连滚带爬，爬出了别人费劲去评价你的时间段就畅快了。以前我很焦虑自己不会打扮，看到会打扮的人就很紧张，试过好几次化妆都失败了，觉得好烦，现在没有人对我有这种要求了，只要头发还在，就已经赢了很多人了（笑）。
《WSJ.》 ：今年是你在复旦大学执教创意写作课程的第 5 年，学生是广义上的在社交媒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你对他们这一代有什么样的观察？
张怡微 ：我们每两周有一次作业，有些是写作训练的作业，有些是我布置给她们的阅读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她们，有的学生名字记不住，但是作业会记住。
其实我也可以捣浆糊，但我坚持在看的原因是，我相信任何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它总是会有一些价值的，和她们这一代的连接，我觉得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锦缠道》其实就是我跟她们一起写的友谊主题的小说作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出的题目，我一般也会写一篇，第一个互相发现困难，第二个发现她们理解感情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会看到一些（这一代人）的内心生活。你不要看她们是新新人类，想法也都是很传统的。有的女孩子写，我要怎么问男朋友要一个手机，我告诉她，小说里你是可以要更多的东西的，要一个梦或者要一个理想，要一个像史铁生写命若琴弦一样，弹断 1000 根琴弦才可以去做的事情，她说我就是想要一个手机，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危险。
我说你这个当小说写是可以的，好多人都这么写，但如果是在现实的情况下，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
我发现二十几岁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坑的，你很容易被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吸引，她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坑吗？也知道的，那为什么会掉进去呢？可能和内心的投射，内心的一些需求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她们是我的妹妹，我就会把她们骂死，但她们是我的学生，我就只能说到这里。（作为老师），我当然希望她们都能做生活的强者，就是说不管怎么折腾，都是赢的那个人，哪怕她们不喜欢我，觉得我是个古板又爱出风头的人，随便她们怎么说我。
张怡微与学生们的合影
《WSJ.》 ：你看来这一代年轻人的创作母题都有哪些？
张怡微 ：一个是架空（玄幻、游戏），一个是科幻，然后有一些故事是女性色彩比较浓，女性身体成长的经验，暗恋的经验，对异性的接受的经验。
基本上是保守的，很少看到特别惊艳的东西。惊艳就是说超出常规的，先锋的，甚至有预言性质的，我们现在理解不了，觉得这太离谱了，可是又很迷人的那种，和我们的社会形态一样。这样的很少。
《WSJ.》 ：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都流向哪去了？
张怡微 ：我们学生的出路比想象中要好，像游戏公司、互联网公司，占三分之一，出国深造、继续读博的量也越来越大了，还有去一些广义上的文化行业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要回去继承家业（笑）。
因为我们学费高，学费和统考就决定了我们会收哪些人，既出得起学费和房租，又能过国家线、会考试的人，我们每次面试的时候都会问他们，学费有没有困难，有一届每个学生都说没有困难，爸妈会帮我付的，只有一个学生说有困难，但是他会自己想办法，最后他也来了。
《WSJ.》 ：你在一个采访里说，自己对都市生活并不认同，很少泡咖啡馆，也不去酒吧，不赞同这种价值，也不去写它，这种生活态度在上海这个地方好像还蛮独特的。
张怡微 ：不独特，其实就是因为没钱。
经常会有记者问说你会不会在咖啡馆写作？我说我不去咖啡馆，我不住在市中心，我现在搬到了杨浦，酒吧离我更远了。尤其是疫情（这期间），完全把这些我不会的东西都解脱了，没有机会了。
《WSJ.》 ：那段话里还说，你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迷惘的人，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很拼。这和这一代年轻人好不一样，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好迷惘。
张怡微 ：总是会有这个阶段的，不会一直迷惘，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记得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做记者的上海女孩组织了一个（文艺圈的）聚会，在安福路上一家咖啡馆。我们一圈都是二十来岁，就在抱怨说啊呀，以后要怎么办，30 岁了好像就完蛋了。
当时一个深圳的作家叫薛忆沩，他可能也是被朋友拉来的，听了大概 40 分钟，就起身说我要走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简直不能想象你们这些人在为 30 岁忧愁。
最近我总是想起那个场景，我先走了，你们去忧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