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汉语拼音：Shijinɡ；英语：Book of Songs），十三经之一，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简称《诗》，或称“诗三百”。西汉时期将它正式奉为经典，才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国风》、《雅》、《颂》三大部分。其中的《国风》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另有6篇“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只存篇目。
概述
《诗经》的来源和编集 《诗经》作品的来源主要有：一是“采诗”，周朝有称为“行人”的采诗官，负责采集民间歌谣，由称为“太师”的乐官配好音律，给天子演唱，以供朝廷考察风俗民情和政治得失。由于采诗由官府主持，并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来。二是“献诗”，周朝公卿士大夫或出于讽谏，或出于歌颂，要向周天子献诗，并形成献诗制度。此外，还有些诗是下层贵族和小官吏的抒愤之作，被从民间搜集来集中到太师手里。至于那些敬神祭祖和反映宴饮内容的诗歌，当是巫史等职官和有关贵族的奉命之作。
《诗经》的编集成书，汉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是经孔子的删订。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但有资料证明，孔子时代已有《诗经》的集本。一些学者认为，说孔子对“诗”曾经作过“正乐”的工作，那主要是整理《诗经》的乐章，使《雅》、《颂》与所配音乐相一致。《诗经》的真正编订者是周王朝的乐官太师和一般乐工，可能最初搜集的古诗数量很多，整理编选其中一部分作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
本来，《诗经》与音乐、舞蹈密切结合，《墨子·公孟》有“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只是由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动乱，乐谱、舞姿难记而失传，而只剩下歌词，就成为现在所见到的《诗经》。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尤其是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经·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人民的不满、怨愤和反抗情绪。如《魏风》中的《伐檀》，写一群伐木者边劳动边歌唱，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领主们作了愤怒斥责:“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更痛斥那些剥削者为大老鼠。《国风》中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劳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如《唐风·鸨羽》写没完没了的“王事”迫使人民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赡养父母。《魏风·陟岵》写一行役者望乡思家，回忆起父母兄长的嘱咐，叫他自己当心，不要死在异乡。《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等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伴随着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现离人思妇之作，士兵们厌战思家，妻子们怀念征人。这一类作品有《召南·殷其雷》、《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豳风·东山》等。《东山》写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满还乡时心情。他想到家园可能已经荒废，心里感到悲哀，但是他仍执著地怀念家乡，深沉感人。 在《国风》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数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有的表现相思之苦，都显示了古代人民单纯开朗的性格和纯洁质朴的心灵。如《卫风·木瓜》、《郑风·萚兮》，表现了青年男女两无嫌猜、和谐欢乐的爱情；《郑风》中的《狡童》和《褰裳》写热恋中的女子对情人的戏谑，显得幽默而风趣。另外如《邶风·静女》、《郑风·溱洧》、《郑风·风雨》、《王风·采葛》等，写爱情中的各种表现和心理变化，都十分真挚动人。而象《邶风·谷风》、《鄘风·柏舟》、《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诸篇，或者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命运，或者描写了她们敢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其中的《氓》可称为代表作。诗中女主人公是一位弃妇，她诉说着自己当初如何钟情于一位男子“氓”，婚后又如何勤劳贤惠，而那个“氓”却不久就抛弃了她。诗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决绝。 劳动诗歌也是《国风》中重要的一类，象《周南·芣苢》，是妇女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歌，诗篇以简单的语言，简单的韵律，唱出了劳动的欢乐情绪和热烈气氛。又如《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者劳动将结束归家时的高兴心情。《豳风·七月》更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农事诗，诗中不仅叙述了农奴们全年的辛勤劳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忍受奴隶主经济上的掠夺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国风》中还有些揭露、讽刺诸侯荒淫无耻的作品，如《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等。这些诗针对奴隶主贵族的丑行，作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卫宣公把儿子的新娘占为己有，《新台》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癞蛤蟆。齐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雄狐狸。 在《雅》诗里，有一部分是贵族祭祀用的乐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丰年的乐章，中间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至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则颂扬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历史功绩，中间有一些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和《六月》写周宣王时对狁的一些军事活动。到了西周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虽为贵族统治集团中人物，却反映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代表作有《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蝇》，《大雅》中的《民劳》、《板》、《荡》等。 《小雅》里也有少数民间作品，如《苕之华》、《何草不黄》，或写饥寒之苦，或写征夫之劳，和《风》诗的风格完全一致。
《周颂》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其中有几首写到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可以从中了解西周初年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鲁颂》是鲁国贵族用于宗庙的乐章。其中《泮水》、《宫》二篇是臣子对国君的歌颂，有许多夸张的描写。它对汉大赋的形成，曾有影响。《商颂》是宋国贵族用于祭祀祖先商王的颂歌。如《玄鸟》、《长发》、《殷武》等篇，描叙商民族在开国时期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成就大业，虽属歌功颂德，却颇有宏伟气象。
《诗经》的来源与编集
关于《诗经》编纂成集的过程，有种种说法。据秦 汉时期一些典籍的记载，《诗经》作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周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出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来。二是周朝还有“献诗”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要给天子献诗。《诗经》中的不少“雅”诗，就是这样汇集到一起来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订。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之说基本上不可信。《诗经》经多人长时期的收集整理，大约在公元前 6世纪中叶最后编定成书，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所看到的《诗》和现存《诗经》的篇目大体相同，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也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那时孔子年仅 8岁。至于《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话，这只是说明孔子整理校订过舛误的《诗经》乐曲。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分别提到《诗》可以用籥、管、箫等乐器演奏;鲁国乐工也曾为季札演出过“风”、“雅”、“颂”各部分的诗。这些都说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舞蹈有密切关系。只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就成为现在所见到的一部诗集。
关于《诗经》的编排分类，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见《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 桧、 曹、豳等15《国风》，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 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 4篇，“商颂” 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诗经的开篇
诗经里开宗明义的第一首诗歌是《国风·周南》中的《关雎》。这首诗是一首爱情诗，描写了两个青年男女互相思念的美好爱情，近代学者有此一说，然诗中根本没有一句谈及女子对君子的思念；另有一说，单从诗文来看，不难发现，诗中着力描写君子对窈窕淑女的日夜思服之情，处处可见，好似诗中先以睢鸠这类长情鸟关关和鸣起兴，接着开门见山， 曰：“既有外在美，也有内在美的可人儿”一句点明题旨——情诗，敢问彬彬君子怎不望而悦之！ 从古如斯，前人之所以把这首情诗置于开篇，当然有其自身之理，大概是由于爱情本是万物繁衍的重要因素（根源），这么一说，多少年来众说纷纭，引起了学人许多大胆的假设和争论。下面是这首诗的原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的体例分类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雅、颂
《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风”本是乐曲的统称。15组国风并不是15个国家的乐曲，而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国风有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间诗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是也有个别贵族。“风”在此可以指民间诗歌。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间诗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雅”在此可以指贵族官吏诗歌。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一般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5篇，自古以来一直相传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不过，目前学界则倾向于认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诗歌。“颂”在此可以指宗庙祭祀诗歌。
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铺陈直叙，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直述法)。“比”托物拟况，是打个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兴”托物起兴，是从一件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说是：先言他物，再兴起联想(联想法)。
《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写于公元前11～前6世纪，但它反映的生活却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上至神话传说时代，下至春秋，这个时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周代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乃至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都作了全方位的形象的反映。它以其特有的丰富性和广泛性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
民族史诗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和《大明》等5篇诗歌，以简朴的笔触记录周民族发祥、创业直到灭商和建立周朝的历史。《生民》带有神话色彩，叙述周民族始祖后稷神奇的诞生和发明农业的历史传说。后稷发明农业，实际是周民族自己对农业伟大贡献的写照。把自己的发明归于神，表现出对这一伟大发明的自豪和赞美。《公刘》叙述周人在公刘率领下，由邰迁豳以及在豳地开垦荒地，营造居室，建设家园的历史。《緜》叙述古公亶父率领周人由豳迁岐，划定疆界建立城郭的历史。《皇矣》写文王伐密、伐崇，发展壮大周民族的伟大功绩。《大明》主要描写并赞颂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统治的辉煌胜利。这5篇诗歌，神话与历史、想象与真实相交融，以鲜明的形象和故事比较完整地再现了周民族历史上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进程，其时间跨度超越千年(公元前21～前11世纪)，并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生动地表现出民族史诗的特征。
农事诗 周人以农立国，重视农业，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农事诗较发达。按内容，农事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描绘农奴生活为主，如《豳风·七月》叙述农奴一年到头无休止的繁重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另一类以叙述农事过程以及有关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为主，如《小雅》中的《楚茨》、《甫田》、《大田》，《周颂》中的《臣工》、《丰年》、《载芟》等。这些诗歌具体叙述了从春种到秋收的农事过程和丰收的景象。周人对于自己在农业上取得的成绩充满了自豪，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在对与农事有关的日常生活叙写中，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如宾主之间、长幼之间的和谐和美满。这两类农事诗合在一起，也许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周代社会的真实面貌。
战争诗 战争诗是指以战争为题材，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按内容，战争诗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诗歌，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和《六月》等。宣王时代，四夷入侵，周朝兴正义之师，进行了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作品表现出征将士英勇抗击侵略的爱国精神。虽然是直接反映战争，却从不描写厮杀和格斗，而更多的是渲染车马旗服之威、军行纪律之严以及凯旋的盛况，体现了崇德义，重教化，不战而胜的军事思想。《采薇》表现士兵勇赴国难，驰骋疆场，又顾念家室，幽怨萦怀的复杂心情。另一类是反映诸侯对外战争的诗歌，如《秦风》中的《无衣》，表现慷慨激昂、团结互助、英勇抗敌的爱国精神。可以看出，战争诗不但写了战争，更写了人们的思想、精神、感情和心理。
怨刺诗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出现了大量的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怨刺诗数量较多，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鄘风》中的《墙有茨》、《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大雅”中的《民劳》、《板》、《荡》，“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这些诗歌，或揭露嘲讽剥削者的不劳而获、无功受禄，或抨击统治者的腐朽黑暗、无耻丑行，无不寓寄着强烈的怨愤。“大雅”中怨刺诗的作者社会地位较高，有的本身就是公卿贵族，其诗愤激中多有忧虑和劝谏。“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在统治阶级中地位较低，其诗愤激中多有不平和哀怨。《国风》中怨刺诗的作者多为劳动人民，其诗愤激中多有愤怒和指斥。
婚恋诗 婚恋诗是指以恋爱、婚姻和家庭为主题的诗歌。这部分诗歌也较多，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除少数几篇在“小雅”中外，绝大部分都在《国风》中。这些诗歌内容丰富多彩，多层面、多角度地反映了爱情、婚姻生活，诸如对爱情的追求、相思的痛苦、幽会的期待，以及新婚的欢乐和幸福。尤其突出的是，还写了爱情、婚姻遭受的挫折和压力，如《郑风·将仲子》中父母、诸兄和旁人之言的“可畏”，使青年男女内心充满矛盾和不安。面对挫折和压力，《鄘风·柏舟》中的主人公呼天抢地，誓死不屈。这样把爱情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作品的意义更丰富，人物性格更突出。《邶风·谷风》和《卫风·氓》写了男女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和给妇女造成的不幸，触及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说明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此外，《诗经》还有很多诗歌，如祭祀诗、宴饮诗、田猎诗、赞颂诗等，也都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不仅思想、内容丰富，而且艺术成就极高。这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诗经》的艺术风格决定于它的创作个性。《诗经》的作者十分广泛，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所咏所唱，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切身感受。所以，所咏对象无论是劳动、爱情还是时事、家事，所抒之情无论是喜是悲、是爱是恨，都言之有物，切中要害，并且不假雕饰，直抒胸臆，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态。这一点在《国风》的情歌中表现尤其突出。即使是那些直斥权贵和“君子”的诗歌，也不为尊者讳，而敢于吐露心声，直言相告，表现出一片纯真和直质。《雅》诗和《国风》中那些揭露弊政和不平现象的诗歌，如“小雅”中的《北山》、《大东》，《魏风·伐檀》、《鄘风·相鼠》都是如此。《诗经》正是从真实生活和切身感受出发，在真实的基础上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形成了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塑造诗歌艺术形象是《诗经》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方法之一。赋就是直接铺陈叙述，既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抒情议论，是一种最基本的表现方法。《豳风·七月》铺写农夫一年12个月的劳动和生活，写得十分清楚明确，充分显示了赋法的特点和优长。比就是比喻。通过形象的比喻，突出事物特征，表达强烈的感情和倾向。例如《魏风·硕鼠》把剥削者喻为大老鼠，有力揭露了剥削者的本质，同时表达了对剥削者的憎恨。有的诗歌通篇用比，如《豳风·鸱枭》就是一首比体诗，其意义通过比附象征表现出来。兴就是触物起兴，也就是客观事物触发主观感情和想象。兴句与下文之间具有内在联系，除开头称韵之外，还可以比附象征、烘托气氛、启发联想。如《周南·桃夭》、《郑风·野有蔓草》等诗运用兴的方法，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些诗歌常常是赋比兴3种方法综合运用，发挥各自的优长，共同塑造诗歌艺术形象，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结构艺术和句式 《诗经》最具代表性的结构就是复沓。复沓就是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形式，也就是在同一首诗中，在字句基本相同的若干章之间，只是对应地变换个别字词。这样，各章之间重复中有变化，并在重复和变化中使内容不断加深，感情不断加强。而就整体看来，又显得摇曳多姿，错落有致。《诗经》创造并成熟运用了四言句式，这种句式与表达上古时代质朴自然的感情是完全适应的。除四言句式之外，根据需要，还运用了从两字句到八字句的各种句式，显得灵活多样，富于变化。
优美丰富的语言 《诗经》的语言优美生动，丰富多彩，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国风》，它的语言是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精细的锤炼加工，所以，既有民间语言的朴素、明快，又有文人语言的典丽、严整，形成了一种准确、鲜明、优美、生动，具有很强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比如，仅是表现手的动作的词就有数十个，《周南·芣苢》表现采芣苢一事，就用了6个表示不同动作的动词。至于各类名词、形容词更是不可胜数。形象描绘和传神写照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也能形象地加以表述。而重言叠字（如“关关”、“灼灼”、“丁丁”、“嘤嘤”）和双声叠韵词的运用，更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
此外，在修辞手段和用韵方面也很有特色。
影响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也是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在于：从现实出发，积极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昭示着历代文人、作家不断向民间文学学习。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成为不朽的典范。
《诗经》为中国第一部纯文学的专著，它开启了中国诗叙事、抒情的内涵，称“纯文学之祖”。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确定了中国诗的修辞原则及押韵原则，称“总集之祖”、“诗歌(韵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学的代表，他所代表的区域是黄河流域，称“北方文学之代表”。
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即《论语》中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古代，《诗经》还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类似于现在的外交辞令。
诗经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的先河，亦开创了中国多年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