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卒病论集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賫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绪论 一、《伤寒论》的产生与演变 《伤寒论》原书名为《伤寒杂病论》（或《伤寒卒病论》），为后汉张机所著。张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邓县）人，生卒年代约为公元150-219年。他曾跟随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无论是医学理论水平，还是临床实践经验，都胜过了他的老师，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伤寒论》成书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条件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年，由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特别是战争连年不断，加之疾疫（传染病）广泛流行，以致民不聊生。据《伤寒杂病论》的序言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是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直接原因。就拿张仲景的家族来说，有两百余口人，但建安元年后不到十年，就死掉了一百二十多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的达一百余人。从这个死亡数字来看，当时疾疫的猖獗是相当惊人的。因此，张仲景作为一个很有抱负的医学家，立志和疾病作斗争，治病救人，才写出《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 原序“建安纪年以来”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从历史的情况考察，与张仲景所说的疾疫流行情况不大符合。“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是说还没到十年，张仲景的家族死了那么多的人，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从史书上来看，只在建安四年发生过瘟疫，但规模比较小，也不是很严重。因此，“建安”可能是“建宁”的误写。“建宁”是汉灵帝的年号，在建安之前。据《后汉书》记载，自汉灵帝建宁四年到光和二年，时间相去近九年，就有三次大疫流行，而且是很大的瘟疫，死的人很多。推测张仲景是在建安之时回忆建宁年间大疫流行的死亡情况，这就符合历史的事实了。建安年间发生的大疫在什么时候？不是在建安十年以内，是在建安二十二年。据《太平御览》记载，曹操之子曹植说过建安二十二年的疠气流行情况，达到了“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惨境。 除了当时疾疫流行的历史背景之外，促使张仲景写成《伤寒论杂病》还有一个原因。后汉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为张仲景著书提供了条件。在原序里面，张仲景列举了他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参考的丰富医书，包括“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仲景在这些参考书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成就了《伤寒杂病论》这一巨著。同时，后汉时期药物学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方剂学水平的提高，已经开始用复方治病并大量应用于临床。《伤寒杂病论》理法方药齐备，被称为“方书之祖”，关键是具备了这一先决条件。一些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反映了后汉时期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水平和成就。 张仲景不仅继承了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还有创造性的发展。扼要地说，他大大提高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水平。虽然辨证论治在张仲景之前就有，但水平还是有限的。《伤寒杂病论》针对临床各种疾病，建立了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伤寒病就是急性、传染性、发热性的疾病，发病急，发病快；杂病就是伤寒以外的许多慢性疾患。如果不提高辨证论治水平的话；既论伤寒，兼论杂病，将是不可想象的。譬如说，《伤寒论》的六经分证方法来源于《素问·热论》，但不限于热证和实证，而是兼及虚证和寒证，同时客观反映脏腑经络、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具体情况。把这些病变和证候都概括进去，六经分证就全面了，也更丰富多彩了，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张仲景所使用的药物和汤液也十分丰富，《伤寒论》有113方，包括91味药物，就使理法方药一环扣一环，切合于临床实用。 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确实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著作，发展了汉以前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直到现在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张仲景有创造性，不是故步自封的，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二）《伤寒论》的流传与版本 《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由于兵火战乱的洗劫，这部书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来的十六卷也散乱了。公元1256年到3116年（距离仲景所在的后汉时期大约100年），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很重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经过搜集整理和重新撰次，就成了《伤寒论》十卷。 这一历史知识要是搞不清楚，将来《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的关系问题就容易混乱。日本医家山田正珍说过：“殊不知古昔十六卷之本是王氏不传，虽叔和亦不得而见之矣。”也就是说，王叔和并没有完全见到十六卷本。因此，王叔和对于《伤寒杂病论》是有功劳的，否则的话这个书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了。在整理过程中遇到难以接续的时候，王叔和有可能把个人的意见参与进去。如果因此责备王叔和破坏了原文，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学者认为王叔和把《伤寒杂病论》分为二书，这种论断也值得商榷。《伤寒论》原来的面貌、情况在历史材料中很不好查，只在史书中有一些线索。《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书·艺文志》中记载有“《伤寒卒病论》十卷”。如果说王叔和把《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十卷和《杂病论》十卷，为什么《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没有记载？ 另外，在《宋史·艺文志》中记载了“《伤寒论》十卷，《金匮要略方》三卷”。之所以有此记载，是因为宋太祖时的一个节度使高继冲进献了《伤寒论》十卷共二十二篇，后来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发观了《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宋朝治平年间（公元1065年），宋政府指令医官高保衡、林亿、孙奇等人校正医书。其中就对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十卷进行了校正，然后刻版、印刷，沽之于市。同时，还校正了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以及《伤寒论》的别本《金匮玉函经》。 现在通行的《伤寒论》版本只有三个：一个是明万历年间赵开美复刻的治平本，简称赵本；一个是明嘉靖年间汪继川复刻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本，简称汪本；还有一个是《金匮玉函经》，据说经过王叔和撰次，共八卷二十九篇，与《伤寒论》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条文排列不尽相同，并且条文在前而药方在后。为什么会有《金匮玉函经》呢？据说《伤寒论》很受医家们的重视，为了避免战争破坏，就另订了一本。个人认为也不尽然，因为《金匮玉函经》的条文排列次序、个别条文以及体例，和赵本或汪本有很大出入，所以其方法、理解和学术方面与《伤寒论》并非完全一样。以上是《伤寒论》的历史沿革情况。 既然《伤寒杂病论》是张仲景命名的，那么又是如何变成现在的《伤寒论》的呢？这个历史由来已久。《隋书·经籍志》已经提到“《张仲景辨伤寒》十卷”，《辨伤寒》就是《伤寒论》。有的医家譬如柯韵伯据此埋怨王叔和把《伤寒杂病论》改作《伤寒论》，并不贴切。虽然《隋书·经籍志》说的是“《张仲景辨伤寒》十卷”，但是《唐书·艺文志》说的是“《伤寒卒病论》十卷”这个“卒”字是“杂”字的误写。因此，从王叔和撰次《伤寒论》开始，到底是《伤寒论》还是《伤寒杂病论》，还是个疑问。 我个人的见解，王叔和把《伤寒杂病论》改成《伤寒论》的可能性很小。公开称《伤寒论》是在宋朝。宋朝是以政府的名义来校正医书而流行于社会，此时不再称《伤寒杂病论》而称《伤寒论》，其影响力很大。为什么把《伤寒杂病论》改作《伤寒论》呢？这是有理由的。中国的传统很严格，书名岂容乱改？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金匮》的序言里提到“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近世但传《伤寒》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杂病》这本书之所以没有被看到，因为王叔和只撰次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中的十卷，另六卷他找不到了。 既然《伤寒杂病论》为十六卷，其中《伤寒论》十卷，就有学者认为那六卷是《杂病论》。“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被认为是两个书相合而成的十六卷。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古人作书都用“合”字，“合二十卷”、“合十五卷”、“合一百卷”，这个“合”字不等于两书相合之“合”。十卷就是《伤寒论》，六卷就是《杂病论》，不符合逻辑。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加以澄清，就造成了一个错觉，即《伤寒论》是专论外感热病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十卷里面一点杂病都不涉及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反对一刀切的观点。《金匮要略》有没有治伤寒的？有没有太阳病？有没有六经病？头一个方子叫栝楼桂枝汤，治疗太阳病项背强几几，也就不过是脉沉而已，所以加栝楼根；痉病“必齘齿”，又是阳明的问题。因此，《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虽然有所侧重，但不能一刀切，而是有机联系的。 二、《伤寒论》是一部什么书 为了学好《伤寒论》，必须解决“《伤寒论》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对于这个问题，历代医家有争论，也可以说是意见不统一。有些人受《伤寒论》这个书名影响，认为《伤寒论》只是治伤寒的。还有人认为即使是十卷，缺少了六卷，但从其精神来体会，其中既有伤寒，也有杂病，运用的是辨证论治方法。我个人持后一种观点。因此，不要把《伤寒论》这部书局限于治某一个病或用某一些方上。那是降格以求的，应当看出《伤寒论>是一部辨证论治的书。 （一）伤寒和杂病的本义 既然涉及到伤寒和杂病的问题，还有辨证论治的问题，就要具体地说一说其含义。《伤寒论》所讲的“伤寒”是指狭义的伤寒，不是广义的伤寒。广义的伤寒泛指一切外感热病而言，就如《素问·热论》所言的“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包括风、寒、湿、温、暑、热所致的发热性疾病，都属于广义伤寒这一类。狭义的伤寒则仅局限在风寒外感这一方面。 让我们看看《伤寒论》的内容，其中有中风，有伤寒，有温病，有风温，记载了多种热病，应该说是广义伤寒。不过，它叙述的重点在于狭义伤寒的理法方药规律，对于温病和风温等只能说是备而不详。因此，《伤寒论》这部书还是论狭义伤寒的。为什么后世就发展出温病学说呢？说明这部书在温病方面有不足之处。但是，有些医家如陈修园反对这个说法，认为《伤寒论》也能治温病，麻杏甘膏汤（即麻杏甘石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也都是治温病的方子，就是强词夺理了。 什么是杂病？就是指伤寒以外的许多疾病。古代的分科不像现在那么细致，把伤寒等急性外感热病以外的疾病都概括为杂病。我们也可以认为杂病相当于一些慢性疾患，但并不绝对，一些杂病里也有急性病，但和伤寒等急性热病相比，杂病是属于一般的慢性病范围的。也就是说，“杂”即“多也”，是指多种疾病，是伤寒病以外的多种疾患。 伤寒和杂病是两个病理范围。伤寒是外感的急性热病，杂病是脏腑阴阳不调、气血津液失常等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虽然伤寒和杂病是两个范围的病，但就人体而言又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因此，要是论伤寒而不论杂病，或者是论杂病而不论伤寒，则都不圆满。也就是说，“合而论之则双美，分之而论则两伤”。《伤寒杂病论》写作的科学特点就表现于此。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事实，下边就《伤寒论》的几个重大问题来说明伤寒与杂病的关系。 （二）《伤寒论》的六经辨证 六经辨证是《伤寒论》的首要问题，是《伤寒论》的辨证核心。究竟六经辨证是用于辨伤寒，还是辨杂病呢？“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是也”；“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这都是说伤寒的，还是也包括杂病呢？有人认为是说伤寒的。此说不全对，因为张仲景是一汉代人，写文章很严格，既然是说伤寒的，就不会说“太阳之为病”之类，应该说“太阳之伤寒”等等。既然没说“伤寒”，这个提法就是广义的。何况，在“太阳之为病”这个表证总纲下面有一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才名为伤寒。柯韵伯和方有执等医家看到了这些问题，提出“六经为诸病而设”，“非为伤寒一病而设”，强调六经是脏腑经络由表及里发病规律的总结。 如果我们有实践经验，就会发现临床上用《伤寒论》的理论也好，用六经辨证也好，并非仅治伤寒，也兼治杂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由于张仲景立论的时候是由表及里，由阳及阴，因此仅仅太阳病是以表证为纲，阳明病的“胃家实”则是由伤寒传经到胃，胃津损伤而成燥热，燥屎不下，就称为“阳明病”。同时，《伤寒论》中还有因宿食不化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大便燥结。因此，《伤寒论》中既有三个承气汤，还有脾约丸（即麻子仁丸）。大便燥结原因很多，也发生于杂病。现代临床的急腹症或肠梗阻，其病并非太阳病传至阳明而成，只要见到痞满燥实坚的证候，就可酌用大承气汤或大柴胡汤治疗。少阳病也是如此，表现为“口苦，咽干，目眩”，主方为小柴胡汤。现代临床的肝炎病，其病并非由太阳病传变而来，只要见到胸胁苦满、心烦喜呕的证候，常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能收到很好的疗效。 总之，应该广义地看待六经为病，它是张仲景对脏腑经络发病规律的总结，采用六经这六个类型来驾驭诸病，有阴，有阳，有表，有里，有寒，有热，有虚，有实，都是一分为二的。三阳病和伤寒的关系较易理解，三阴病则相对困难。例如，太阴病是脾胃虚寒性疾病，上吐下泻，不可能都由外感传来，饮食生冷、脾阳素虚都是其病因。从六经分证的方法来看，是伤寒和杂病共论的。在临床过程中用六经分证的方法来驾驭和概括诸病，才叫辨证论治，怎么能说单为伤寒的传变而设？因此，张仲景在原序上才有这么一句话：“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三）《伤寒论》的变证 变证是从伤寒发展而来的，是由于治疗不当，或误汗，或发汗过多，或用火疗，或误吐，或误下，或“以冷水潠之”等导致。由于治疗不当，造成疾病面目全非，原来的伤寒也好，中风也好，均不存在了，出觋了一种新的疾病。这种疾病有寒性的，有热性的，有虚性的，有实性的，情况非常复杂。《伤寒论》中占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论变证的。就变证的辨证论治来说，虽然是由伤寒开始的，但误治后发生了变化，其辨析和治疗都比误治前更为复杂，有拨乱反正之法，有救急之法，要分标本缓急等等。变证绝非单纯的伤寒，实际上涉及了很多杂病的知识。例如，“发汗后腹胀满者”，以前可能有太阳病，发汗后表已解，但肚子胀起来了。此时的腹胀满是由于脾失健运，痰气凝结所致；治疗就要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这是一个治疗杂病的方剂，系三补七消之法，在临床很常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伤寒论》的变证中有一定内容是论杂病意义的。 （四）《伤寒论》的夹杂证 夹杂证是指在伤寒中夹杂有其他疾病。客观事物都有其复杂性，人受病也不那么简单。在患了伤寒之后，只表现为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的情况确实存在，但也应看到伤寒往往有夹杂证。夹杂什么呢？例如，一般常说的伤寒夹食证就是内有停食而外感风寒，此时单用治伤寒的汗法之类就不行了。再如，“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喘家就是素有喘病之人，甚至是心脏虚衰之人，患了伤寒以后不仅可能并发喘症，还有可能进一步出现“脉结代，心动悸”，此时还能用麻黄汤治疗吗？必须昼快用炙甘草汤。再如，虚人外感以后，“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就是正虚邪实，有个标本缓急的问题。再如，伤寒后既有浑身疼痛，又有里虚寒的下利清谷，张仲景强调切勿发汗，因为体内已虚寒，没有火力腐熟水谷，怎么还能发汗呢？应当“急救其里，宜四逆汤”；“先救其里，宜四逆汤”。待下利清谷已愈，“后救其表，用桂枝汤”。因此，夹杂证很复杂，夹虚夹实，夹寒夹热，夹痰夹水，血瘀气滞，还有妇女的月经问题等等，没有杂病的知识显然是不行的，必须伤寒和杂病共问方可。 就拿妇女月经来说，有其生理和病理特点，会出现热瘀血实等妇科病，不懂妇科能行吗？单纯治伤寒，单凭麻黄汤、桂枝汤、大小青龙汤能行吗？肯定不行。再如，“老怕伤寒少怕痨”，老人阳气已虚，抗病能力低下，风寒邪气一伤，大多由太阳病迅速发展成少阴病，出现脉微细、但欲寐等证候。太阳和少阴相表里，少阴阳气先衰，自然容易入少阴。此时只强调伤寒病肯定不行，故《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说：“六经为病尽伤寒，气同病异岂期然，推其形藏原非一，因从类化故多端。”这段话很科学，强调了外因与内因的关系问题。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如果只看到了伤寒的外感机制，不考虑其内伤机制，诸如脏腑禀赋、男女性别、年老年幼、地区方域等，那怎么能叫做辨证论治呢？又怎么可能有“医门之圣书”、“医门之准绳”那样高的评价呢？ （五）《伤寒论》中的杂病 《伤寒论》里有很多条文既不提“太阳病”等六经病名，也不提“中风”或“伤寒”具体病名，只是冠以“病有”、“病有发热恶寒者”、“病常自汗出者”、“病胁下素有痞”等的提法，与伤寒根本无关，显然是论杂病的。“病胁下素有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肝脾肿大，跟伤寒有什么关系呢？因此，《伤寒论》是一部伤寒与杂病并治的书，也是一部辨证论治的书。这样学习的话，我们的眼光就看得远了，就提高到了辨证论治的高度。 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匮要略》，是在宋朝由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来的。蠹简就是已经被虫子蛀过的竹简，其年代淹久可知，残缺不全也在所难免。从内容上看，《金匮要略》是张仲景的著作，与《伤寒论》十卷中的方剂是互补的，有些条文还存在重复，如《伤寒论·厥阴病》和《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宋代以后，一些医家强调《伤寒论》十卷和《金匿要略》分别是治伤寒和杂病之书，就把《伤寒杂病论》彻底分开了，这种认识影响至今。事实上，两书虽各有侧重，但也有交叉，不可割裂。 三、什么是六经 《伤寒论》是以六经辨证为核心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六经呢？六经是名还是物呢？这在中医界里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宋代以后，随着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朱肱《南阳活人书》等注释《伤寒论》的书籍问世，对于六经的看法也多了起来。 （一）历代注家对六经的认识 自宋代至明代，大多注家都承认六经是物质性的，并非一个单纯的名称，因为六经的证候群均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反应，所以它叫六经。到了清代，有些医家开始否定六经和经络的关系。时值晚近，更多注家公开说六经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叫“太阳病”等可以，叫“ABD”也可以，只承认六经病的证候。日本也有注家持此观点，并理直气壮地责难一些还讲脏腑经络的人，否认《伤寒论》之“六经”继承《素问·热论》的一面。 （二）六经的实质 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个人认为六经是物质性的。中医连脏腑经络都抛弃的话，还讲传统干嘛？张仲景明明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怎能偏偏抛弃《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经脉呢？《伤寒论》头一条就是“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与《素问·热论》的“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相呼应，是同一病理反应。同时，《伤寒论》多处谈经络与传经。例如，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没有经脉就无法针刺阳明。再如，“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不讲经脉能行吗？ 中医学建立在补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上。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的生理学，如果被否定则无从论病。六经为病的证候发生于六经之外，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所谓辨证，就是正确认识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的生理病理变化反映了疾病的本质。如果没有物质的运动，怎么能够辨证？《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辨的就是脏腑经络的客观反映。如果离开这个前提谈六经分证，那是不可思议的。明朝医家张介宾（字景岳）说过：“经脉者，脏腑之枝叶”；“脏腑者，经络之根本”；“治十二经之道，在阴阳明，表里析，气血分，虚实见。凡人之生，病之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莫不由之”。这种将经络和脏腑视作一个整体的认识，对我们理解六经分证是有好处的。 脏腑和经络相连，经络通行内外，就如人体的枝叶；脏腑深藏体内，就如人体的根本，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因此，脏腑的一些生理病理通过经络可以反映于外，而经络的疾病也可以传之于脏腑，构成了阴阳表里出入的有机关系。我们在临床上能掌握十二经的生理病理，也就掌握了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才能在辨证的时候知阴阳、达表里、知寒热、分虚实，才会分析和治疗疾病。这就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六经反映了手足经脉与相应脏腑的病变，是脏腑经络的概括。例如，太阳病实际上是手足太阳经和膀胱、小肠的病变。再如，“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胃家实就是胃腑的病变！ （三）六经辨证的实质 《伤寒论》以六经为核心。如果六经只是一个名称，不反映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辨证就有困难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以阴阳学说为指导，又可具体分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以阴阳为总纲。例如，太阳病是阳病，属于六腑，其经主管体表而统卫。没有太阳腑和太阳经，太阳表证和膀胱里证如何确立？同时，太阳与少阴相表里，膀胱与肾相表里。“实则太阳，虚则少阴”。如果具备了太阳之气虚寒的条件，唇亡齿寒，就可以由太阳入少阴。阳明与太阴、少阳与厥阴的关系无不如此。这就叫阴阳表里出入之机。六经是脏腑的反映，三阳经反映六腑，三阴经反映五脏。“阳道实而阴道虚”，故三阳经证候均反映实证、热证、表证，三阴经证候均反映虚证、寒证、里证，有其规律性。疾病发展到三阴经都是正气抗邪无力所致，所以多见一些虚衰的证候。 医生要掌握辨证论治，首先就要抓阴阳，将疾病分为阴证与阳证两类。就六经辨证而言，就是先分为三阳病与三阴病，然后再用阴阳两纲来统摄表里、寒热、虚实等具体情况。张仲景就是以三阴三阳为纲的，“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这样就对一切疾病有了指导作用。六经辨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经脉和脏腑的关系问题。二者的关系正如张景岳所说的本末一样，故六腑有其经，五脏也有其经，在临床辨证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邪气浅时病在经脉，邪气深时病及脏腑，均会出现相应的证候。例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太阳经证，如同枝叶为病；当出现烦渴、身热、小便不利的太阳蓄水证时，就是太阳腑证，如同根本为病。虽然同为太阳病，但有经腑之分。其他诸经也都是如此。例如，阳明病出现缘缘面赤、额头作痛、目痛鼻干、睡卧不宁，是阳明经证；出现腹满、便硬、拒按、疼痛、潮热，是阳明腑证。其二，脏与腑、经与经是有机联系的。脏腑相表里，阴阳的变化与病邪的出路以此为基础。例如，少阴病阳气恢复而能抗邪以后，有可能出现表病的证候，如一身尽热和尿血，就是少阴肾的邪气外出于膀胱。 六经所包括的脏腑经络有气化的特点。这是中医独特的理论。就如外界有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一样，人体六经也有风、寒、火、热、燥、湿六气，在发病的时候就会反映这一特点。例如，太阳为寒水之经，故太阳病里多水证和寒证，如五苓散证、苓桂术甘汤证、真武汤证均为水证。再如，阳明之气为燥，多见痞满燥坚实的燥病证候；太阴之气为湿；多见腹泻等湿病证候；少阳之为病会出现口苦，因为少阳之气为火，苦是火之味；厥阴之为病会出现气上撞心，因为“厥者尽也”，达到了极端，其气是风木之气，故上撞有力，甚而“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 古人把六经分证的方法概括为两句话。其一，“经者，径也”。六经就像道路一样，是邪气进退的出路，在辨证时必须据经来认识。中国民间还保留了这一历史痕迹，年长患者会询问医生：“我的病在哪一经？”由于经脉各有分布特点，才有太阳经为表、少阳经为半表半里、阳明经为里的认识。其二，“经者，界也”。六经病各有其界限和范围，包括发病脏腑、邪正关系、发病情况等等，所以在临床辨证的时候才能据经以认证。六经辨证的重大临床意义正在于此，反映了每一经病的客观规律和整个脏腑经络的病变。《伤寒论》据经而认证，据证而立法，据法而处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执简驭繁的方法。理法方药的“理”就是辨证之理，必须先认识“经”这一关键环节。 四、六经病的传变 人体六经受邪以后，必然形成正邪斗争的局面，就涉及到了传经的问题。例如，太阳病是表证，正邪斗争也在于表，如果几天后头痛、恶寒、发热的证候没有了，而是出现胸胁苦满、心烦喜呕、往来寒热的少阳证，或者大便燥结的阳明实证，就叫传变。 （一）六经病证传变的条件 邪气的传变要取决于一个条件，就是正邪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其中，关键又在于正气。如果正气抗邪有力，疾病就不传经。另一种情况，邪气已经传到里面去了，甚至传到阴经了，由于正气恢复和邪气衰退，邪气由阴经还可以退出来，临床上的战汗作解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见正气的重要性，陈修园把《伤寒论》的397法和113方总结为六个字“保胃气，存津液”。《伤寒论》说：“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强调保养正气。 虽然六经的病邪传变与邪气盛衰、治疗和护理是否得当有密切联系，但关键还在于正气。《伤寒论》的治法用药处方都是一分为二的，用麻黄汤发汗的同时就讲禁忌证，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发汗，在什么条件之下不可以发汗，为什么不可以发汗，应该发什么样的汗，汗出到什么程度。如果仔细体会，就是既要祛邪，也要存正。祛邪本身也是为了存正，但千万不要祛邪而伤正，那治疗就失败了。 如何在临床上辨析传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仲景告诉我们，传经与不传经关键要看脉和证的静与不静，也就是脉与证有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原文是这么说的：“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这是指太阳病说的，就是在太阳表证的阶段，如果脉还是浮脉，证也还是恶寒发热、头项强痛，就是不传，邪气仍在太阳的范围；如果脉见数急了，证也见到发烦、恶心，就是要传经了，邪气要从太阳经往阳明或少阳这两经传了。因此，传经要讲辨证，要从脉上来看，从证候来看。 （二）六经病证传变的类型 传经的形式有好几种。第一种是按六经顺序一经一经地传，这种传经形式叫循经传。例如，太阳之邪传经，就会传阳明或少阳。究竟是传阳明还是传少阳，还不能下结论。有人按照太阳、阳明、少阳的顺序，认为太阳传阳明，阳明传少阳。这不就把正邪的关系变成教条了吗？这就不叫辨证论治了。在太阳病篇，太阳病既有传阳明的，也有传少阳的，有多种可能。 传经的形式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之上的。太阳传阳明往往是由于足阳明胃经的津液不足，如“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太阳传少阳往往是由于气血亏虚，如“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因此，传经的形式首先取决于正气抗邪的力量，哪一经抗邪的力量弱，就容易受到邪气侵袭。正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第二种是阳经直接传到阴经，这种传经形式叫表里传。例如，太阳和少阴是表里关系，如果少阴的阳气不足，就会出现太阳之邪传到少阴。 第三种是不经三阳的次第，一得病就出现三阴经的证候，这种传经形式叫直中。直就是直接，中就是伤中。直中的成因大多是邪气较重而气血虚衰，多见于老年人。在临床上经常可以见到老年人刚一感冒就出现脉沉、昏沉欲睡、手指尖发冷等少阴寒证，需要尽快用附子剂，而不能发汗，否则就会把肾气给拔了。 如果在三阳经发病的时候，不是一经一经的传经形式，而是同时出现两经或三经的证候，没有先后次第之分，称为合病。例如，既有太阳病的头项强痛，也可能有少阳病的胸胁苦满，还可能有阳明病的口渴喜饮。合病既有二阳合病，如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也有三阳合病。合病是原发的，其成因往往是邪气较盛而正气不衰。如果正气已衰，可能就出现阴证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经之病未愈，另一经之病又起，在发病上有先后次第之分，就好像是传经之邪传而不尽的样子，称为并病。例如，太阳表证没完全解除，又出现胸胁苦满、心烦喜呕等少阳证，太阳病在前，少阳病在后，是太阳少阳并病，就是太阳之邪要往少阳经归并了，就其形式来说也有传经的意思。因此，并病都是继发的。 合病和并病都不是一经的病，而是两经或两经以上的病。相比而言，合病是原发的，并病是继发的；合病的病情较急，并病的病情较缓。将来讲各论的时候，对于合病怎么治，并病怎么治，是有分解的。另外，合病和并病只限于三阳经的范围，故以实热证居多。 五、六经病的主证、兼证、变证和兼夹证 概括地讲，《伤寒论》中的六经证候种类不外乎以下几种：主证、兼证、变证、夹杂证。对于这四种证候，一定要搞清楚，在临床辨证的时候不可忽视。 （一）什么是主证 临床辨证的时候，应该先分清了什么是主证，什么是兼证，什么是变证，什么是夹杂证，一定要分析出层次。主证，顾名思义，就是占主导地位的证候，是第一位的。主证之后才是兼证，以及变证、夹杂证。主证是辨证的主要依据，所以要抓住主证。 个人认为，辨证先要有继承性，因为医学是历史过程当中经验积累而成。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学1700年前的《伤寒论》？因为你要继承，要吸取它的经验和科学方法。六经辨证是汉以前人类和疾病作斗争的总结。因此，《伤寒论》中重要的主证、主方都要会背，要打好基本功。在大量继承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的体会，上升到理论和思维方法，形成对六经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脏腑经络的真知灼见，才能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推而广之，大而用之。后汉以后的历代大家，诸如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都深受《内经》和《饬寒论》的影响，而各自有发挥。 （二）什么是兼证 兼证就是在主证的基础之上兼见的证候。例如，在太阳中风的前提之下，有“微喘者”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项背强几几”者用桂枝加葛根汤。前者是影响肺气不利了，后者是影响太阳经输之气不利了，均非太阳中风主证里的证候，故称为兼证。这是张仲景举的例子，我们要以此类推。 清代有一位伤寒名家叫徐灵胎，他认为在应用桂枝汤治疗荣卫不和的基础上，荣气虚者加当归，卫气虚者加黄芪。这些内容并不是《伤寒论》固有的，而是徐灵胎的活学活用。桂枝汤可不可以加黄芩？可不可以加石膏？这都是可以的，要根据临床具体情况加以化裁。 （三）什么是变证 变证在《伤寒论》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是病情变化后形成的另一种病。变证的形成不通过传经的形式，而是由于误治。《伤寒论》中的误治涉及以下几种治法：汗、吐、下、火疗、水疗。这五种治法用的不得法，使病情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的问题反而不存在了，就叫变证。 在一部医学著作当中，理应有正反两个方面，要有拨乱反正的内容。《伤寒论》在这一方面说的非常多，说明汉代医生的水平还很低。个人认为，变证既是张仲景对于一些误治的总结，又是为了写杂病，为了加强辨证论治的水平，为了辅助六经辨证的不足，而采用的一种写作方法。看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临床的指导意义就更大了。因此，不能把《伤寒论》学死了，否则就会犯守株待兔的错误。对于变证的认识，重点要放在它的病机变化和证候实质上。 例如，发汗后既可以出现亡阳，也可以出现化热，各种各样的都有。“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对于变证要详审细辨，遵循《伤寒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原则。“观”不光是看的意思，按字意来说还有深入观察的意思。“观其脉证”，深入地观察脉和证，“知犯何逆”，才能知道误汗、误吐、误下这些症结所在，然后“随证治之”。因此，如果说六经辨证是规律性的，变证的出现就是灵活性、复杂性、多变性的，这样才能反映出一个疾病在人体多方面的各种复杂变化。 六经的主证言病之常，也就是六经病发病的客观规律，具有代表性。在主证的前提之下发现的兼证、夹杂证、变证言病之变。知常方能达变，两个方面都应该掌握住，才能达到辨证论治的目的。 （四）什么是夹杂证 在新感的同时往往夹杂一些内在的旧疾，这就意味着是两个病的问题了。旧疾有寒有热，有虚有实，就是夹杂证。我们临床辨证的时候，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抓正邪的关系问题，八纲辨证中的辨虚实就是要看正邪进退。例如，“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个病虽是从伤寒来的，但还夹杂有心脏虚衰所致的脉结代、心动悸。医生在辨证时就要权衡正邪两个方面的情况，到底伤寒是第一位的问题？还是心动悸、脉结代是第一位的问题？先解决哪个问题合适呢？用炙甘草汤就是以扶正为主，因为“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不积极扶正就不行了。再如，外有风寒犯表的浑身疼痛，内有阳气亏虚的下利清谷，既有表，复有里。医生在辨证的时候也要权衡是先发汗治浑身疼痛？还是先温补治下利清谷？正为本，邪为标，标本不得，邪气就不服。下利清谷反映肾阳、脾阳已经虚衰，如果还要发汗，邪不但祛不掉，还会很快出现手足厥逆等一系列阳虚寒盛证候。伤寒夹实的例子也很多，如“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伤寒的夹杂证还有夹寒、夹热、夹气、夹血等类型。 六、《伤寒论》的治法和方药 《伤寒论》以前的医学书籍所记载的方子很少，如《内经》主要还是用针刺治疗，药方只有13个，对于临床应用是远远不够的。《伤寒论》宝贵之处就在于记载了113方，这些方子用了91味药物，比《内经》大大地发展了。 这113个方子包括哪些治疗内容呢？我们概括为八个方面。其一是汗法，“病在表者，汗而发之”，用麻黄汤、桂枝汤等方子解决太阳表证。其二是吐法，“病在上者，因而越之”，用瓜蒂散解决胸膈实证。其三是下法，用大、小承气汤等方子解决胃肠实证。其四是和解法，用柴胡剂治疗少阳半表半里证。其五是温法，用四逆辈治疗三阴虚寒证。其六是清法，用黄芩、黄连等治疗内里有热。其七是补法，用人参、甘草等治疗正气亏虚。其八是消法，用虻虫、水蛭等消磨瘀血。以上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八法，是从《伤寒论》有了113方以后才开始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称作八法呢？八法不仅仅是八种治疗。法是有理论的，有要求的，这才称得上是法则，是不可逾越的。例如，汗法有汗法的法则，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虽然都是发汗的方子，却并不一样。服桂枝汤发汗一定要“啜热稀粥一升余，温覆”，得盖上被子，然后大口地喝一碗热稀粥，不然汗出不来。为什么？桂枝汤里有芍药，不能像麻黄汤似的发汗，得给它一定的发汗条件。这时候出汗了，什么汗？“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其中“遍身”就是周身，“漐漐”就是微微汗出，“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不能发汗发得像水淌似的，否则病必然除不掉，这就是法。服麻黄汤后不喝稀粥，但也要盖上被子，出一点微汗而解。服大青龙汤则不然，其麻黄用量比麻黄汤多一倍，发汗以后“汗出多者，以温粉粉之”，就是汗出多得控制不住了，赶快用米粉往身上糊，以堵住毛窍。 药为标，人体正气为本。药必须作用于人体，两者相合才能起到祛邪作用。我们不能说桂枝汤就祛了风了，麻黄汤就祛了寒了，那是见药而不见人。既然是这个道理，那么发汗发的太多了，就伤了机体的抗邪能力，不能完全把邪气祛掉，疾病就不解。下法也是这样。张仲景对于下法的应用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疾病十分复杂，有时既像是大承气汤证，又像是小承气汤证，疑似难辨。这个时候怎么办？张仲景先给予小承气汤，如果“汤人腹中，转矢气者”，就是有燥屎，才可以用大承气汤攻之；“若不转矢气者”，就是没有燥屎，赶快用别的方法治疗。开始不用大承气汤，是因为它是峻下之法，易损人正气。 凡是用一个法，尤其是汗法、吐法、下法，都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麻黄汤是个发汗之法，接着就说“咽淋疮衄血汗寒”这些禁用麻黄汤的情况。桂枝汤滋阴和阳，调和荣卫，调和气血，调和脾胃，是《伤寒论》的第一张方子，为群方之冠，也有禁忌证，“酒客病，不可服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并且“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既说出有利的一面，又强调有弊的一面。八法的理论来源于辨证。因为首先有证，如太阳证、中风证，必须要有相应的法，才能指导方药的应用。《伤寒论》的理法方药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些思想和方法对于临床是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它是辩证法的应用，都是一分为二。 我们学《伤寒论》不仅是学桂枝汤、麻黄汤这些方子，更重要的是学它认识事物的方法，这样才能够提高水平。法以方传，方以法立，这也是个辩证的关系。《伤寒论》的方药被称为“经方”，其效果很好地体现了理法，确实来之不易，这110多个方子、90几味药物是通过大量实践、筛选、推敲，经过亿万人的临床试验而肯定下来的东西。因此，这些方子并不都是张仲景一个人编写出来的，而是继承自前人，如《伤寒论》中的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可能就是张仲景在前人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味而成，其奥妙就在“新加”两个字上。“汗后身疼脉反沉；新加方法轶医林，方中姜芍还增一，三两人参意蕴深。” 从张仲景时代到现在有1700多年了，众多经方如桂枝汤、麻黄汤、小建中汤、四逆汤、大小柴胡汤被历代医家反复地应用。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发现这些方子是有效的，甚至出人意料。《伤寒论》方是少而精，以3—5味药者居多，少则只有一味药如甘草汤，多则也就是七味药如小柴胡汤。这就和现代临床用药的多多益善不一样。 我以前学《伤寒论》的时候对经方的疗效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在临床实践长了也就心服口服了。我在昌黎县人民医院看过一个患者，他在大腿根的鼠鼷这个部位鼓了个包，像鸡蛋那么大，包一起来以后脚就伸不开了。医生给他做过穿刺，也抽不出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在那里办西学中班，班上的刘宝和大夫就找我去看。我一看，他脉弦，脚伸不开，“芍甘四两各相均，两脚拘挛病在筋”，是芍药甘草汤证，就开了这个方子，很快就好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伤寒论》中的芍药甘草汤证是由于筋拘挛成疝，形成筋疝，用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能缓解痉挛，通畅血脉，自然就能治好了。 现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膜症所用的一些方子，实际上都是大柴胡汤、桃核承气汤、大承气汤等稍加改造而成，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来需要动手术的患者服了这个药就好了。 《伤寒论》中所包括的不仅是八法，还有镇逆之法、收涩之法等等，这就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以及后世医家在某一方面的突破提供了条件。例如，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论述补中益气汤的理论时，就从小建中汤开始，说明他有所借鉴。为什么张仲景用甜药？把糖都用上了，正印证了《内经》的“劳者温之”。李东垣据此创甘温除热法，应用于脾胃虚衰。 七、《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精神 关于辨证论治的问题，我在前面的讲授中已经介绍过了，为什么最后还要再讲呢?一则是进行总结，二则是引起大家的重视。辨证论治虽然并不是始自《伤寒论》，张仲景在原序中提到的参考书《平脉辨证》可能就是辨证专书，但《伤寒论》实现了辨证论治的全面化和精细化。 《内经》中有大量的材料是讲辩证法思想的。要认识疾病，必须树立辩证法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运动的、全面的、变化的，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内经》的“治病求本，本于阴阳”就是一种辩证法的思想。《素问·方盛衰论》提倡医生诊病的时候要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左知右，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的辩证法思想，以阴阳为纲来论述生理病理变化，对于正邪关系、表里关系、寒热关系都是二分法的，并非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不仅如此，荣病要知道卫病，卫病要知道荣病，气病要知道血病，血病要知道气病，脏病要知道腑病，腑病要知道脏病，寒病要知道热病，热病要知道寒病，都是变化的、运动的、一分为二的。事物本来的面目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用这种思想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话，医生的诊断之道、治疗之道就没有规律可循。我们现在强调中医的辨证，不是说要掌握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收集客观的一些材料加以分析就叫辨证，还得有个阴阳观念的思想，有个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所以《素问·方盛衰论》说：“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现代医学非常发达，通过X光就能看出肺里有阴影，在耳朵取一点儿血能化验很多种病。中医既没有X光，也不会化验血，凭什么来认识疾病？就是辩证法的思想。它能通过疾病的客观反映，观其外而知其内，观其上而知其下，观其气而知其血，有一套思维逻辑，就能解决问题。 我在昌黎县的时候，一个工厂失火了，有一种化学物质硝酸盐被点着了，着了就有烟，救火的很多人们闻了这个烟都中毒了，当地的领导赶快组织医务人员抢救。我当时正在那儿开班讲课，就参加了抢救。一位严重中毒的患者胸憋得厉害，疼痛，还有痰，舌苔黄腻，脉是弦脉。我就用了小柴胡加小陷胸汤，柴陷合方，服了以后非常地见效。在我推广经验的时候，就向一些西医专家介绍了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法。当然，辨证论治也有不足之处，说理的时候粗线条的东西多一些，和现在一些科学成就结合得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努力把它提高。 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是建立在物质之上的。对于人体来说，就是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反映，所以辨证论治离不开脏腑经络的物质变化。我不同意撇开脏腑经络单纯的讲所谓的六个证候群，那样就没有物质基础了，辨证就没有生命力了，也可以说它不可能反映客观了。例如，拿经脉来说，头项强痛就是太阳经受邪；缘缘面赤、额痛鼻干就是阳明经受邪；胸胁苦满就是少阳经受邪；腹满就是太阴经受邪；咽痛就是少阴经受邪；巅顶痛、呕吐涎沫就是厥阴经受邪。这就是经证的客观规律。我们在应用六经辨证时应当据经以认证，才能做到据证以论治。 凡是发病，不外乎阴阳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据经以认证，据证以论治。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阴阳转化的问题。当然，这个变化是有条件的。古人总结为：“实则太阳，虚则少阴”，“实则阳明，虚则太阴”，就看正气抗邪能力的盛衰。如果正气虚衰了，往往由阳转阴；如果正气恢复了，就会由阴出阳。张仲景在《伤寒论》原序里说：“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就是说阴阳是变化的、运动的，有转化之机，这些问题和物质的运动是分不开的，和脏腑经络的运动、盛衰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同时，《伤寒论》的文章结构也借助了辩证法的思想。例如，上一条说热证、实证，下一条就说寒证、虚证，让读者自己对比来看。再如，小柴胡汤证的发病上边连于胸，下边连于少腹，和桃核承气汤证的少腹急结连在一起，在辨证的时候就不至于混淆。诸如此类的条文还是很多的，是有意识地这样安排。因此，我个人不同意打乱《伤寒论》的条文顺序，虽然学起来较容易，但丢了辩证法的思想。另外，《伤寒论》用一两个证的不同性来鉴别这个病的治疗，也很能启发人的辩证法思想。例如，“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也”，都是自利，渴的就属于少阴，不渴就属于太阴，这就区别了下焦的肾阳虚腹泻和中焦的脾阳虚腹泻。再如，膀胱腑证有蓄血和蓄水之分，小便利者就是蓄血，小便不利者就是蓄水。这样的鉴别诊断大有一锤定音之势，加强了我们辨证论治的决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