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Lumens
或许连洋码头自己也没想到，它最近一次成为舆论中心的原因会是因为拖欠货款和办公场所人走楼空。
成立已有12个年头的跨境电商平台洋码头在近期突然被爆出大量拖欠商家和买手货款的丑闻，打算追回款项的商家在去公司维权时才发现办公场所已经人去楼空。洋码头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总部办公场所大门紧闭，只有门外张贴的两张告示交代着洋码头已经无力承担办公场所租金的事实。
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之后，洋码头创始人曾碧波被迫出面回应公司状况，外界也由此得知昔日风光过的洋码头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洋码头也曾起高楼
自2022年以来，洋码头的经营状况就在持续恶化，虽然有一些拖欠货款的传闻出现，但是外界并不具体知道这部分欠款的规模。然而就在8月31日， 洋码头创始人曾碧波在回应公司情况的线上会议表示，洋码头目前拖欠的货款为2亿元，此外还有3800万元的保证金，外界终于一窥洋码头如今的欠款情况。
在这次线上会议之前，创始人曾碧波还通过名为洋码头买手服务号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封名为“致洋码头平台全球买手”的公开信。在公开信中， 曾碧波坦诚洋码头目前遇到的困难，并解释了造成运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公开信中的“What Happen?”部分这么解释， 疫情防控对于整体进口电商冲击严重，各个国际进口快递的国际航班运能大幅减少，整体时效链路时效拉长后，用户等待时间和订单取消率都有所增加，而这造成了洋码头业务受到疫情冲击持续下滑的基本状况。 再加上洋码头平台在去年拆除红筹架构后，进行积极主动的自查自检来进行平台的合规改造，洋码头主动承担了平台运营方的责任。
压在洋码头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来源于上半年的上海市疫情隔离。信中写道， 作为上海多年沉淀的本土电商，洋码头主要的用户和高消费用户都来源上海，而上海隔离封锁导致大量订单取消，流量流失。 为稳住平台上的交易，洋码头将公司自身经营资金用以确保买手订单资金的结算和回款，但这恶化了公司现金流状况，从而引发了外部供应商债权诉讼和银行抽贷、冻结资金保全等连锁反应。
与其同时，在平台合规审查中被冻结的部分违规买手却意图通过制造负面舆论唱衰洋码头，向平台施压。 而这不仅影响了消费者对洋码头最重要的品牌信任，也是将洋码头的现状捅到公众眼前的最直接原因，经营遭遇困难的洋码头在舆论场中已然被挂上了黑心、跑路、人去楼空的标签。
对比洋码头现在的“落魄”和过去，则更是让人唏嘘。2010年上线的洋码头作为国内第一家买手商家制的电商平台，主打奢侈品包袋、化妆品、小众潮牌等品类。 适逢国内消费者对跨境购物的兴趣不断高涨加上对便捷性的追求，主打一站式海外购物的洋码头很快就啖得第一口红利。
来源：洋码头官网
快速实现盈利的洋码头更是引来诸多资本的关注，陆续拿到了包括赛富基金、AB Capital、招商资本等机构的共计10.8亿元的融资。洋码头平台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其巅峰时期拥有认证买手超8万名，覆盖全球六大洲83个国家，每日可供购买的商品数量超过80万件。
在官网上展示的信息可以看到，洋码头对自己平台优势的描述是买手商家模式、海外正品保障、包邮包税、官方直邮等方面。 但是纵观洋码头的发展轨迹，在前期为平台发展提供股肱之力的买手商家制度，成为了在后来让洋码头吃到苦头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洋码头之困：
长期内伤和急速失血
让洋码头一直津津乐道的 买手商家制度是其与其他电商平台的重要差异点之一 ，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其核心竞争力，帮助平台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和扩张，可以说没有买手商家制就不会有发展至今的洋码头平台。
作为第一家靠C2C买手制起家的跨境电商，洋码头对买手制度颇为自得，在官网的宣传上也将自己称为业内创新性的电商平台。 平台上的买手商家数量从一开始的寥寥无几猛增至2017年的6万余名，再到巅峰时期的8万多名，买手商家的数量甚至可以粗略反映出洋码头的发展状况。 如今洋码头的欠款危机也和买手商家脱不了干系，这从侧面证实了买手制度在平台内的核心地位。
用曾碧波的话来说，“已经看到了 进口商品的需求已经全面转为多样性个性化直播化的赛道”，洋码头的独有价值在于能够非常聚焦垂直海淘的高消费人群和特色直播业务。 “洋码头的海淘直播是真的给消费者带来世界的不同，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这些高度依赖我们的买手的选品和销售能力，这绝非所谓的达人或者网红就可以做得到的。”
诚然，数量庞大且多样性的买手商家为洋码头带来了独树一帜的选品和销售方式，也因此在海淘时代快速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和忠实用户，但是这套看上去十分宽松灵活的买手商家模式也为洋码头如今的暴雷埋下了伏笔。
相比于品牌商家，C2C的买手商家模式更难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真实性。 Morketing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中查询洋码头，共检索到3674条结果，而今年2月底仅为2600余条。也就是说洋码头在最近半年内便得到了将近一千条投诉，并且其投诉多与产品真伪、退款难相关。
早在几年前就有网络舆论曝光过洋码头对买手商家审核和商品品控上存在严重漏洞，只要提供身份证、银行流水、居住证明就能在平台开店，而一旦成功入驻，洋码头对商品的发货和流通更是疏忽。
2017年，有媒体记者将高仿包寄给海外开店的朋友之后，再从洋码头平台上按真品价格购买商品，洋码头平台在假货流通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动作。 这次丑闻发生之后，几乎可以认为洋码头并没有能力完全监督买手商家售假与否，消费者在平台上的海淘变成了凭借运气和商家良心的“拆盲盒”。
而且买手商家制度的种种弊端被海淘平台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所掩盖，需要依靠买手的洋码头并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只是试图通过一次一次的买手资质审核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过其自查自纠的效果到底如何，我们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如果说缺乏监管的买手商家制度给洋码头平台造成的是长期的损耗内伤，那么创始人曾碧波在资金上的把控失误无疑是扎到了洋码头的大动脉。
从公开信内容可以看到，为了维持买手业务，洋码头将公司经营资金挪用到了结算和回款上，使得公司现金流进一步恶化并引发了后续更恶劣的连锁反应。而把目光放到两年前，彼时的洋码头却是一点都没有缺钱的样子。
2020年的疫情初期，由于消费者出不了国，只能从平台上消费。疫情不仅没有打击到洋码头，甚至还让部分品类的销售出现了增长趋势，如轻奢类箱包、家居用品、美妆、配饰等。 在那两年，洋码头的交易额接近70亿，盈利近5000万，洋码头成了整个跨境进口行业唯一赚钱的电商企业。
在曾碧波高调宣布洋码头实现全年盈利的同时，洋码头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投入。到了2020年末，微博的一个亿、重庆市政府的三四千万、银行贷款的八千多万，手里握有三四个亿并且没有任何亏空的洋码头甚至有了谢绝其他投资者的底气。
然而， 随着疫情防控的升级以及国际贸易局势的变化，国际进口和清关效率降低以及用户等待时间和取消率的双双增长，洋码头由春天直接进入了疫情的冬天。
在洋码头试图收缩度过冬天的时候，曾碧波却暴露出了对公司资金管理的轻视。 先不谈洋码头长期以来将商家货款和资深资金混在一起的平台挪用行为， 就在资金最为紧张的这几年里，本身账面资金不甚宽裕的洋码头在没有新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居然允许先前投资方退股，这在其他企业身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或许是曾碧波认为随着疫情平稳，重新通畅的国内外运输渠道能够让洋码头快速恢复，又或者是他认为独具特色的洋码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可以减少对公司账面资金的依赖。 不过商业世界容不下误判和天真，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之前未能重视的资金如今成为了洋码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曾碧波过去在资金把控上的失误成为了现在扎在洋码头大动脉上最锋利的刀子。
洋码头在等“白衣骑士”的出现
在这次洋码头拖欠货款的事件被公众热议之后，被讨债的曾碧波并没有一走了之。反而不断在公开渠道发声，试图通过说明平台的真实运营情况来平息涉事商家的情绪。
从曾碧波最近的种种举动中能看出他对洋码头平台依然抱有希望，不仅呼吁商家和客户继续相信洋码头现存的业务，还不断接受媒体采访说明这次危机的前因后果，希望能通过并购得到救命的资金用于纾困。
据他向媒体透露， 目前已经有四、五家机构正在对接洋码头，包括互联网电商巨头、国企以及传统国际贸易公司，其中两家比较后期，已经在谈价格了。
不过Morketing认为，在阿里收购网易考拉、京东升级全球购业务、拼多多上线全球购海外站这些巨头的动作之后，洋码头这类过去火起来的C2C模式平台生存空间已经受到了严重挤压。
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洋码头2019年的市场份额仅为1.5%，并且随着各地保税仓的出现，能够保证正品和物流速度的保税仓发货模式正在成为跨境电商的主要形式，消费者正在从过去的盲盒式的海淘模式中被解放出来。
在电商巨头们纷纷涉足跨境电商的大趋势下，过去经营正常的洋码头尚且可以发挥买手商家的特色勉强抵御巨头的竞争，但如今出现资金困难的洋码头已经无力阻止被电商巨头收购甚至收购后雪藏的命运。
从野蛮生长的海淘时代掘得第一桶金的洋码头多年来一直坚守着买手商家模式，但是在电商模式日新月异的现在，依赖买手商家个体的平台模式似乎古朴的像是上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很难讲洋码头能不能找到属于它的“白衣骑士”，但是如果指望一笔融资或并购就能让C2C模式的洋码头起死回生找回往日的优势，那多少是有些不切实际了。毕竟借用一位入驻洋码头四年的商家的话来说，“未来可能也不会考虑再跟洋码头合作，这已经不是平台的问题了，是对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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