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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职业经理人:轻则走人,重则“坐牢”

深燃(shenrancaijing)原创

作者 | 王敏

编辑 | 向小园

近两年,曾被视为“打工人天花板”的职业经理人正在成为一份“高危”工作。

仅在今年,全球范围内已有多家知名公司的CEO突然遭到罢免。十几天前,大众汽车CEO迪斯在出差途中接到了自己被监事会解雇的通知。而在4月,安谋科技(ARM中国)CEO吴雄昂也被罢免,成为“内斗夺权”的牺牲品。

去年5月,时任呷哺呷哺CEO的赵怡在出差回程火车上的电话会议中,得知自己的CEO职务被罢免。前年5月,平安好医生推出的产品陷入“抄袭风波”,CEO王涛也不得不“下课”。

不仅是集团CEO不好当,负责某一项目的明星职业经理人干得不好,也会面临调岗、出局的风险。

7月20日,腾讯数字藏品平台“幻核”被传出将要裁撤的消息,负责该业务的职业经理人王诗沐遭到网友调侃,称“幻核们”成就了王诗沐“被嫌弃的一生”。从2019年离开网易,到2021年空降腾讯,除了幻核,王诗沐还先后负责了腾讯新闻、小鹅拼拼等项目,这些项目要么转型失败,要么宣布关停。

职业经理人被罢免还是轻的,世纪佳缘的个别管理层因涉嫌职务侵占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更是给职业经理人们敲响了警钟。

职业经理人,怎么就“烫手”了呢?

这一职业最早源于西方,目前对它的统一定义是,将经营管理工作作为长期职业,具备一定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并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群体。通俗点说,就是公司老板或股东为公司聘请来的“管家”,负责公司整体或某一部门业务的运营。广泛来讲,其横向分类上有会计、生产管理、技术等层面;纵向看也是分层次的,从能工巧匠型到元帅领导型、再到有系统思考的教练导师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经理人早已成为人才大潮中不容忽视的一股洪流。尤其近几年,互联网大佬的隐退加速着职业经理人走到台前。曾经,成为职业经理人、做职场“金领”是很多人的梦想。现在,当市场大环境趋冷,大公司往往是老业务增长趋缓、新项目九死一生,金领的日子也没那么好过。越来越多职业经理人,陷入了发展困境。

有人担心作为空降高管,自己携资源而来,被榨干之后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有人还在业绩对赌中,担心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深渊,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个不错的结局。

当经济疲软,互联网行业红利期消失,企业纷纷降本增效,市场对职业经理人们也有着新的要求。这批职业经理人的处境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时代又需要着怎样的职业经理人?

祛魅职业经理人:看似一人之下,实则上下“受气”?

“互联网行业职业经理人的时代来了?”当多位互联网大佬隐居幕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互联网大厂中,走到台前的二号位里,腾讯总裁刘炽平、阿里巴巴CEO张勇、京东CEO徐雷,都非创始团队成员,均是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加入的职业经理人。

近几年,外界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关注度在上升,这个职业的收入之高也备受关注。去年,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了中国职业经理人榜单“2021胡润中国职业经理人榜”,以2020年胡润百富榜为基准,从中筛选出了前50名目前担任公司职位的非创始团队成员,其中海天味业副董事长程雪位列第一,财富达650亿元,腾讯总裁刘炽平位列第二,财富达290亿。

而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金领天花板”的收入也出现缩水。

互联网公司中,以上述榜单中排名第二的腾讯总裁刘炽平为例,从腾讯的财报来看,其2021年的总薪资为3.23亿元,相较2020年大幅缩水了1亿多,缩水幅度达24%。

房地产行业的职业经理人降薪更为普遍,甚至很多地产经理人已经因此离任。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便是降薪的代表,2021年,他领取的税前报酬为154.7万元,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不少,但对比他自己,却是同比缩水约九成。

在经济增长承压、各行各业都在降本增效、个别行业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职业经理人实际都是“高级打工人”,都要面临来自老板问责、团队管理、业绩增长的压力。

工作十多年里历任多家互联网公司业务线负责人的张衡,在去年经历裁员后,今年降薪空降到了一家互联网企业担任业务总监,可以说是空降高管类职业经理人的代表。

入职后,老板对张衡的期望是,要在2022年让公司的营收、利润都实现20%的同比增长。这在他看来,完全不可能实现。去年业务负增长,亏损3000万,今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在没有任何创新和利好的情况下,这个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空降高管做到天花板级别,就是创始人退居幕后负责战略方向,职业经理人在台前负责整个公司的运营把控。

张羚目前在一家较传统的公司做数字化新业务的探索,其公司总经理就是在公司刚确定方向时加入的,伴随着公司慢慢做大,总经理也一步步成为为企业“开船”的人。现在,创始人已经退居幕后四五年,仅负责公司现阶段大的战略目标,也就是上市,而具体如何执行,担子就落在公司总经理身上。

为了能够实现公司的上市目标,总经理寄希望于张羚负责的数字化新业务上。在他的规划中,数字化业务的探索代表着公司科技属性的增强、对新的增长曲线的探索,也更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也因此,总经理对于这块业务颇为关注,无形中给张羚增加了不少压力。

和空降型职业经理人不同,宋秀彬是在公司被并购后,完成了从创始团队成员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转换。在她看来,某种意义上,自己比空降高管的处境还要难。

从2017年开始,宋秀彬就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与朋友在企业服务领域创业,到2020年公司被并购时,他们和收购方签了对赌协议:如果三年内完不成制定的目标,要面临期权不行权或者管理层回购股权、被收购团队被清场的风险。

身在职场,看似高大上的职业经理人,个中辛酸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危险的职业经理人:轻则降薪走人,重则身陷囹圄

背负着压力的同时,职业经理人也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无法达到老板、董事会的预期,职业经理人在高层内斗中被罢免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如果没有守住底线,职业经理人甚至可能身陷囹圄。

早在20年前,想要转型的网易就邀请了三位背景各异的职业经理人出任高管,分别是来自香港的CEO黎景辉、来自台湾的COO陈素贞、来自大陆的CFO何海文。但仅过了一年左右,黎景辉、陈素贞便与丁磊意见不合、矛盾激化,最后被“请”出了公司。

2020年5月,在产品陷入“抄袭风波”一周后,平安好医生CEO王涛因履行管理职责未达到董事会预期被罢免。去年,时任呷哺呷哺CEO赵怡被罢免,官方公告给出的原因,是其管理方式和理念和董事会其他成员存在冲突,经营管理不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为此,赵怡还提起了劳动仲裁。

近日大众汽车CEO迪斯“下课”的原因,据媒体报道,与其负责的软件部门进展不及预期及去年声称要裁员30000人引发工会不满有极大关系。而大众在其出差时突然召开监事会会议投票罢免迪斯,也与大众内斗密不可分。

被罢免并不是最坏的结果,职业经理人如果不能守住底线,还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CEO因为经济问题被调查乃至刑拘的情况也不少见,比如迅雷前任CEO陈磊涉嫌职务侵占被立案侦查,原优酷总裁、原阿里音乐CEO杨伟东因为受贿获刑7年。

再拿最近的例子来说,世纪佳缘传出“高管出事”的消息后,其大股东复星国际的回应将舆论推向另一个高潮。复星国际方面表示,这次案件,是复星廉政督察部门在日常的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相关线索,之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

市场有猜测认为,不否认个别高管触犯底线,但也不排除其中夹杂着股东机构夺回管理权的可能性。此前,复兴国际在成为宝宝树第一大股东之后,包括宝宝树创始人王怀南在内的原始高管团队陆续出局。2019年,复星国际同样以整肃内部贪腐的名义,将旗下企业海南亚特兰蒂斯副总裁及其两名下属移交相关部门。

“到了大股东报警,把职业经理人‘送进去’的地步,一定程度上说明双方的矛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互联网分析师葛甲提到。

在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公司或许会给职业经理人更多的耐心,但在行情转冷时,留给职业经理人的时间并不多,这也加重着职业经理人的焦虑。

近几年,字节跳动通过“买买买”的并购策略,吸纳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同样也对这些并购业务抱有极高期待和严格的考核。据晚点LatePost报道,2021年初字节核心游戏工作室“一零一”负责人杨东迈就因业绩不符合预期而离职,字节跳动前教育硬件负责人、张一鸣前助理阳陆育已于7月离职,2021年“双减”后他曾转岗至战略部门。

宋秀彬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董事长做事风格事无巨细,常过问公司具体业务,“压力自然不小”。另一方面,长期目标还压在身上。

“创业才六年,疫情占一半。”宋秀彬称,业务开拓并不如预期中顺利,公司主营的B端业务,特性是重资源、重渠道、重销售,由于所处赛道垂直细分,其所依赖的专业销售人才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导致招人困难,要从头部大公司中挖人,但是受大环境影响,愿意跳槽到小公司的人少之又少。

更让她纠结的是,她发现大销售吃回扣严重,影响到公司的利润。如果想要迅速做大盘子、完成业绩对赌,她就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又让她良心不安。

张衡是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接受了降薪的现实,进入了当前这家公司。但他这几个月工作的感受是,“实在太耗神了”。以前年景好的时候,市场有红利,公司也会增加投入,提供资源的支持。他感叹,“今年公司给的投放预算,缩减了至少70%,业务增长持平都难,更别说大幅增长”。

“即便抛开外部环境,业绩要大幅增长,要么有产品更新、要么有人员增加、要么市场需求上升,但实际情况是,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能沾上边。”张衡感到无奈, 老板既要降本增效还要高增长,但员工没有激励也没有动力 。“一线员工的驱动,要么靠钱、要么靠情怀使命,但公司不仅缩减福利,还在裁员,是很难再驱动员工做出成绩的。”

在制定的增收增润目标中,张衡决定先保利润的增长。走马上任之后,他先裁员30%,然后节省各项开支。“以前靠真金白银的投放,现在则是能刷脸尽量刷脸。”

张羚则觉得,老板的上市梦最终能不能实现,还要画个问号。“说是数字化转型,但公司只是斥资做了几个系统,受疫情的影响,业务线下推广难度很大,至今带来的收入还是微乎其微,公司的营收模式也没有真正发生变化”,他表示,“为了增长,总经理的策略已经‘两年三变’,先是从区域负责人制变为业务负责人制,才大半年的功夫,又改为区域负责人制。”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

“在整体市场盘子没有变大的情况下,一批职业经理人要出局了。”多位业内人士都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人力资源专家朱聚鹏看来,职业经理人的晋升往往都是发生在跑马圈地抢占市场的时候,但现在, 绝大多数公司都在做精细化运营、流程优化、提升人效,职业经理人上升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葛甲认为,市场红利期,公司能够给到的试错机会还比较大,但现在企业都在喊要降本增效,一些业绩不太突出的职业经理人就会被淘汰。

奇哲咨询创始人郭朝刚也表示,在经济疲软、市场整体容量增长趋缓的情况下,一批企业正面临着“关停并转”,很多职业经理人的目标早已转变为求稳以及保住现有工作。在求稳的当下,职业经理人们也不似以往会相信老板画的饼、期权的未来价值,而是更看重能拿到手的现金。

职业经理人工作的开展和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息息相关。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中小公司老板往往自己先丢了节奏,在还没理清自己能够付出多少资源、释放多少权力时,就寄希望于找一位职业经理人来做增长。结果自然是双方较难磨合适配,职业经理人不得不落魄走人。

朱聚鹏还提到,人力资源领域有个原则叫232,即两周、三个月、两年,是三个职业经理人离职的高峰时间点,能不能快速摸清情况、能不能协调好资源、能不能做出增长,都是影响因素。“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创始人一着急变了节奏,职业经理人只会更着急,在节奏变化下做不出成绩”。

张衡就在担心,一两年之后,自己会在这家公司丢掉立足之地。他自称为干电池类型的职业经理人,一年后,自己积累的资源已经被榨得差不多,但已经有一批新人崛起,对于薪资待遇的期望更低,自己很容易就会被替代。“虽然我有十五六年的工作经历,但我深知,如果一个年轻人认认真真工作8年左右,也会拥有和我一样的工作能力”。

眼下,他能想到的出路是,要么把自己“卖”到另一家公司、要么合伙创业。 而走向创业,似乎也成为了职业经理人们的最终归途。

朱聚鹏认为,曾经一身虎胆、孤军奋战、到处跳槽的职业经理人,在十年前还是很吃香的,但现如今,公司可能更青睐能把公司挑战和个人挑战相结合且谦虚内敛的人才。

最容易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职业经理人面临的挑战,只增不减。

*题图及文中配图来源于pexels。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衡、宋秀彬、张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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