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等共计1279人出席了会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被首次郑重地提出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首次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根据会议的建议，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编制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若干方面的具体计划。
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的逐步开展，时时处处都碰到需要知识分子这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进入关键性的第4年，各种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
正是这个时候，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经过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自身的业务实践等锻炼，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同时，建国后党和政府花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数量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以迎接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内却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当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六不”现象，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
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世界科学技术到50年代后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着，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发达国家各主要生产行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好同我国各主要生产行业的现状形成较大反差。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将于1956年1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以下简称中央10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中央10人小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向中央上报的调查研究材料，应包括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部门、中小学校6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3类典型，并且要有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变化做出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3项内容，努力从宏观与微观、正面与反面等各个不同角度去研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为了更好地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央10人小组还组织人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观点，把历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分类整理，编辑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知识分子问题(文献摘要)》。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花费很大精力对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对比研究，真切地了解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实际状况。这就为科学地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经过上述紧张而科学的调查研究，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10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同时，周恩来还主持起草了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1956年1月中旬，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会议概况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与会人员济济一堂。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共1279人。
大会由刘少奇担任执行主席。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开宗明义，把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一)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强调要坚决摒弃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强调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和建国后培养出来的“知识界的新生力量”，“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据此，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就科学地回答了在即将来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究竟依靠谁的问题。”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进一步指出：产生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重要根源，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的巨大进步，“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他要求全党坚决摒弃这种错误倾向，消除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为此，他提出了3项有力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二)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思想，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作了深透的分析。他指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对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周恩来发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紧急呼吁，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同时，还提出了既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坚持务实精神来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设想和方针、政策。
(三)提出了知识分子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要求，并且指出了改造的有效途径。
周恩来在报告中根据知识分子需要继续进步的实际状况，并且从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需要改造的一般原则出发，指出：我国“正处在过渡时期”，“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因此，知识分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必须“继续改造”，党和政府也“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
接着，周恩来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个方面都受了影响。”他强调说，“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上述情况表明，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以及知识分子需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思想主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化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16日至20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进入小组会讨论和大会发言阶段。在大会上发言的有61人，另有26人因时间关系未能在会上发言，会议印发了他们的发言稿。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11个专题报告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发言一致拥护周恩来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的基本精神，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共识。与会代表还对周恩来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提出了重要的补充修改意见。会议决定，上述文件经最后修改定稿后，将公开发表或以文件形式下达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肯定“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并且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接着，周恩来为这次会议作结论，着重解答了与会代表在大会和小组会上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并且介绍了国际形势。
影响和意义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展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工作。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下发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指示“要求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5月，成立了国务院专家局。根据知识分子会议的决定，专家局立即担负起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并据此制订了工作计划，以改善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为重点，指导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处理。
根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6年2月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和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的组织领导下，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于10月编制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及若干方面的具体计划。这个宏伟规划在1962年就基本上实现了，总共提前了5年时间。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再一次重申：“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