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拾趣】
1950年10月20日晚，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新组成的杂技团作汇报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与部分演员座谈，问大家：这些节目的剧种叫什么？有人说叫魔术，有人说叫马戏，还有人说叫杂耍。周总理想了一下说，就叫杂技吧，并且将这台演出定名为“杂技晚会”。大家一听这名字，觉得起得响亮而有意味，热情地鼓起掌来。周总理还将这个演出团命名为中华杂技团。从此，中国民间的杂耍、马戏、魔术等，都统一叫杂技了，这在杂技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
原来，两个多月前，苏联部长会议邀请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建文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纪念活动。根据文化部安排，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沈阳以及河北省的吴桥县等杂技基础较深厚的地方，推荐了一批知名艺人来北京会试。
那次会试规模宏大，二十多岁的金业勤当时在天津曲艺剧场卖艺，他回忆：“当时曲艺界都轰动了，大家都为我们高兴，真有送亲人进京赶考的味道。马三立先生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咱们千万别忘了共产党给了咱们政治上的解放啊！拿咱们当文艺工作者啦。到北京之后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工作，任劳任怨，报答共产党。’”
经过三天考试，选出了46名艺人和15个节目。在李伯钊、洪深、周巍峙等人指导下，大家对节目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编排。经过一个月集训，推出了新中国第一台杂技晚会。这台节目包括关玉和等的《地圈》、佫树旺的《耍花坛》、金业勤兄妹的《车技》、杨小亭的《古彩戏法》、陈腊本兄弟的《手技》、王葵英姐妹的《抖空竹》、程少林兄弟的《顶碗》、尹钰宏等的《花盘》、谭俊川的《飞叉》、潘玉珍的《百丈旗》、张国深兄弟的《晃板》、曹鹏飞兄弟的《单杠》和集训中各地演员联合表演的《大武术》。
这台节目不仅保留了原有的精彩技艺，还在表演上进行了加工和提高。服装、道具请专家重新设计。这些艺人过去卖艺是不可能有正规乐队配乐的，为了提高杂技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文化部门专门调来卢肃、黎国权等著名音乐家，为每个节目选曲和演奏。给金业勤兄妹的《车技》选的曲子是贺绿汀的《晚会》，金业勤学会了将杂技动作技巧与乐曲情绪节奏结合起来的表演方式，这对于传统艺人来说是一次艺术的升华。传统杂技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
经过精心排练，新组建的杂技团一亮相就获得满堂彩，汇报演出大获成功。1950年10月27日，中华杂技团由丁里任团长，王地子、张梦庚任副团长，一行72人启程赴苏联、波兰进行友好演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派往国外的大型艺术团。这个团体在苏联六大城市演出106场，观众达276800人次，受到苏联观众热情欢迎和称赞，也受到苏联政府很高礼遇。苏联莫斯科文献电影制片厂将中华杂技团的演出活动拍摄成纪录片，在苏联、东欧和中国放映。
天津著名艺人、练出“双人对顶花坛”技巧的佫树旺感到无比光荣。他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瑞士、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十几个国家，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一些外国报刊称赞他演出的《花坛》是“无可比拟的技巧表演”，是“真正的芭蕾”。1959年，他加入共产党。在回忆往事时他说：“我这个旧社会‘耍胳膊’的，竟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了，老觉着在做梦。1950年国庆前夕通知我来北京，临行前我带着全家穿着新衣裳到天津劝业场热闹地儿遛弯。从我卖艺以来，第一次不为糊口奔命了。没想到出国，居然站到了莫斯科红场的观礼台上，我佫树旺也居然站在上边了，这不都因为有了伟大的新中国嘛。”
作家草明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记载了演出的盛况以及苏联舆论的反响：“我们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和对中华文化艺术交流的渴望。”据多次带领中华杂技团出访的周巍峙回忆：1954年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出国访问演出中度过的。在访问苏联、波兰以后，1952年、1953年出访欧洲14国，在国外巡回演出了一年零两个月。中华杂技团在国外的每场演出都受到观众热情欢迎和媒体高度评价。一些国家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杂技不是杂耍，是真正的艺术，是芭蕾。
在出国演出的团队里，青年团员发挥了重要的堡垒作用，他们坚持主动团结、关心老艺人。在每个团里，都有一些业务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出国演出的过程中递交了入党、入团申请书。金业勤讲过一件事，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演出时，开了一个隆重特殊的全团大会。300多人严肃地坐在大厅里，既不是工作总结，也不是布置任务，而是发展杂技团的尹钰宏加入共青团，金淑勤、王淑英、陈白玉三个小同志加入少先队。他们在团旗、队旗下庄严宣誓。金业勤说：“这是我活了20多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庄重的政治活动，真是大开眼界。我为我们杂技团从此有了团员、队员而高兴。我自己也下决心，要更好地工作，要求进步，用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长年的出国演出中，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夏菊花提升了技巧动作，磨炼了顽强意志，坚定了理想信念，她在英国演出时向党组织正式提出入党申请，党组织也是在欧洲演出时决定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国际大赛是除了普通出访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艺术交流和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1951年、1952年、1955年，中国杂技团都准备了一定数量的节目，通过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文艺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1957年6月，在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中国杂技团金业勤、金淑琴兄妹表演的《车技》获得金奖；王桂英、王淑英表演的《空竹》，王清源表演的《飞叉》，张华表演的《晃板》获得银奖；程小林表演的《戏法》，夏英武、夏英侠表演的《晃板》，刘宝成以及张捷明表演的《爬杆》获得铜奖。在这次比赛中，由夏菊花主演、陈焕本助演的《顶碗》也获得了金奖。这是夏菊花成为中共党员之后的第一次国外演出。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夏菊花从容不迫，与助演陈焕本配合默契，将12只大瓷碗一个一个放在头上，圆场、搬腿、探海、晃托、起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优美的技巧动作，赢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当时，杂技演员所访问的国家大多和我国尚未建交。杂技演员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杂技为双方人民搭建起了友谊的桥梁。金业勤说：“1962年，一位法国画家来到中国，特地找到我们团。在练功厅见到我，说他看过我们在法国的演出，很喜欢中国和中国艺术，而且马上拿起笔，画了一幅画像送给我。”这些国家的报纸刊物也比较友好地报道了新中国杂技演员的精彩演出和新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形象。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称杂技团是“开展人民外交的‘先行官’”。
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杂技演出的消息，以及中华杂技团的诞生和成功出访，在杂技界引起巨大反响。散处在国内各地的杂技艺人奔走相告，高兴万分。流落在海外的杂技艺人也纷纷回国。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各省市国营杂技团体相继成立起来，几年间达到了近二百个。
著名扯铃表演艺术家田双亮在悉尼看到中华杂技团在苏联演出的纪录片，发现昔日的同行朋友们翻身当家作主了，了解到新中国政府对杂技事业的支持，于1952年毅然回国，加入了刚组建的上海市人民杂技团。这个在异国他乡漂泊了二十多年的卖艺人，再度随团出国，出访东欧和非洲时，穿上周恩来总理托人送给他的彩衣，精神倍增，到处受到友好接待，与旧时代自己被作为商品卖给外国马戏团卖艺的境遇大不相同。新中国艺术家的荣誉感化作田双亮提高技艺的巨大动力，他孜孜不倦地把技艺传给每个愿意学扯铃的青年。国内许多著名的空竹演员，都曾得到过他的指教。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杂技成功迈出了由家族、师承为基础的杂技班组向新型的由国家经营的杂技团过渡的第一步。杂技以其独特的跨越语言障碍的魅力，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书写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