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红色的纸屑被刮得到处都是，刚刚燃过没多久的炮仗，如果仔细闻，还能闻到一股硝黄味。
用来招呼人摆酒席的黄红色大棚在服务队麻利的手脚下，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拆的一干二净。大卡车艰难的在巷道掉了头，随即，20余张桌子和几百个板凳被运送了上去，有晃晃悠悠看似没放稳的桌板，赵前进喊了一声“咿，么搁住，溜了着。”在车厢里正整理的司机大手一挥甩下了两根绳，“捆住就好，么麻达。”
这一天，赵前进的女儿赵晓终于嫁人了。赵前进有点恍惚，站在巷口的他吸了吸鼻子，为了送32岁的独生女儿出嫁，赵前进在县城的这场席面，摆了3天。
直到搀着父亲的手走上红毯，赵晓才有了一丝自己真的结婚了的“实在感”。
赵前进拿着女儿的结婚证反复摩擦，手指拂过金黄的烫金字体，微微颤抖又停住的犹豫，额头深似沟壑的皱纹在灯光下都仿佛抚平的欣慰。
29岁以前，赵晓从来没怀疑过自己“能否嫁人”以及“嫁个好人家”这种事情。在外人看来，赵晓是县城内“白富美”。将近170cm的个子，体重却不足100斤的身材以及赛过赵薇的大眼睛，“走在路上，是会引来侧目的那种存在。”
更重要的是，赵晓拥有铁饭碗——县城最好小学的语文老师。“带编制的那种。”
■《女教师》剧照
赵晓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上学那会儿，喜欢我的人还蛮多的，但那时候就想着得好好学习，等工作稳定了再说，结果没想到，早先是我挑别人，后来就成别人挑我了，30岁以后，每次回家都少不了一场恶战，爸妈就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结婚有孩子，我就不行，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解释。”
回忆起此前的相亲经历，赵晓有点“痛苦”：“怪不好意思的，县城就这么大，谁家有个事不出3天就全传完了，就我找对象这事，都成整个县城相亲圈一景了，他们都说我眼头高，其实真没有。”
长辈以及男性嘴中的“眼头高”，在如赵晓一样的“体制内”女性看来，“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
赵晓起先并不排斥找对象，只是自己的圈子实在过于“单薄”，同时期和她一起考编进入县城小学的12个老师里，“10个都是女的，1个男生，还有对象。”
指望从同事间找到合适伴侣的“梦想”，显然被过于残酷的现实给“击垮”了。“可能跟我从事的行业有关，想当年上师范，我们学校外语学院300个人里，也就6个男生。”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也不是没想过把目光转向其它“行业或职能部门”，不大的县城里，能和赵晓家以及赵晓自身条件仅在物质方面“门当户对”的，“几乎单身的全见完了，不是没感觉，就是对方嫌我年龄不占有优势，相亲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女生甭管看起来再年轻，只要身份证上的年龄过28，就会在第一轮被刷下来。”
另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县城，体制内的男性仅就婚恋和职场升职来说，“的确拥有更多优势。”
在县城林业局已工作5年的王龙对此深有体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周围亲戚立马开始张罗给介绍对象，要不是我在大学谈了女朋友，也承诺她，考上公职就结婚，就他们轮番上阵的架势，我看我可以把一个学校的单身女孩都见完，还是各个年龄段的。”
在大城市，刚毕业没有“积累”的男性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挤压到了“底层”：“感觉出趟门，人家都好优秀啊，随随便就是985、211，月收入几万几万的程序员，就相亲市场来说，就我这月薪6000的水平，根本提不上船，但回我们县就不一样了，一本大学，体制内，就这两个标签一打，说是"钻石王老五’都不夸张。”
“县城体制内的男娃娃，就是香饽饽，咱这小地方又不像大城市，产业多企业多，高精尖技术也木有，能挣下钱的除了做生意的就是当官的，做生意不确定性又大，谁知道今天挣了明天赔不赔，所以还是政府单位好，旱涝保收还有点权利，听着都好听。”赵前进一语道尽了为什么稍微看似有点“前途”的体制内“男孩”早早就被各路人家“盯”上的现实。
从追求情投意合，遇不到那个对的人就绝不妥协，到“算了，不矫情了，找个差不多的赶紧结婚，不想听爸妈再唠叨”，赵晓的心理转变也是在30岁以后。“虽然也觉得这样怪不负责任，但在家里住，天天都会被说，门一开就是怨气，尤其最怕逢年过节，亲戚们的"好意’，我连街都不敢逛，县城这么点地方，转个十字路口都能遇到熟人，打完招呼第一句话就是"啥时候吃你喜酒’”。
赵晓有时候会想，如果自己没有考回老家，如果自己那时候毕业就留在了西安，一切会不会好一点。但现实没有给她一个如果。
但李静并不认命，当年费尽多少心思考进县城税务局，离职的时候就有多决绝。
做出重新回到学校上研究生的决定并不容易，“辞职的时候没敢告诉我爸妈，偷偷办的，考上了才给他们说，我还是喜欢上学。”
26岁的李静从税务局大门走出去的那刻，“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但这个环境真的很压抑，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只是想想就觉得可怕，尤其看到之前的大学同学一个个去到大城市要么上班，要么上学的状态，就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老年人。”
当然，这些对外面“更大更好”世界的向往，只是促使李静觉得“必须逃离”的一个“借口”罢了。
李静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对于“婚姻”压根没有想过。“我不喜欢男孩，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说了，对我爸妈会造成多大冲击，与其待在县城被迫进行各种相亲自己不愿意导致"名声’不好，带给我爸妈麻烦，不如我走远一些，省得最后更惹他们烦，毕竟纸包不住火，迟早有一天，再一个大城市包容性更广啊。”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论到最初为什么考公务，李静也说并不是自己的选择，“听话惯了的小孩没有办法拒绝父母的请求啊，明明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能达到他们的想象，那就靠这些来弥补，但真的很难受，所以想为自己再活一次了。”
在县城，一个不结婚的大龄女性没有不被接受大众审视和讨论的“豁免权”。
压力是无处不在的，那些来自父母的劝说和不理解，以及现实情况的复杂，都让这群女孩子变得开始“怀疑自己”起来。
“明明我接受的教育和人生观的塑造不是这样的啊，但在县城待久了，你就不免觉得自己的价值只剩下结婚找对象了。”
在“勿以类聚”一篇名为“体制内剩女：县城太缺好男人”的文章中提到，“体制内像一个有无限磁力的吸盘，每年试图通过国考、省考、教师编上岸的人数屡创新高。而体制的另一面——县域体制内的青年中，男性成为“香饽饽”，女性却面临“择偶难”的困境。”
在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欧阳静的研究中也能看到一个实际的数据：以调研的D县为例，该县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自2008年以来共新招2993人，其中女性1895人。而30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248人，占比超10%。
在高校接受了新教育和新思想的这群县城女孩，尽管并不觉得婚姻是未来生活的全部，但碍于这样一个“熟人”社会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要么妥协，要么离开。”
“但考进去的苦明明受了那么多，不管怎么选择都好不甘心。”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我记得前段时间一个很火的综艺，"再见爱人’里提到，永远不要高估你对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想象。我感觉说的太对了，但我周边，同龄人谈婚论嫁谁还谈爱情啊，就是比对比对双方条件，尽快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任务，堵住别人的嘴巴。我不要这样。”
29岁在县委工作的王乐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结婚时坦言说道；“物质方面我又不缺，铁饭碗也拿到了，我为什么不能期待爱情，真要拧巴的结婚那得多痛苦啊，如果不是锦上添花，还不如单着呢。”
王乐不是没有相亲过，在同事家人的介绍下，抹不开面子的她，也见了很多男孩，“介绍人一开始都说很好，或者他们自己也都觉得不合适时，还会加一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万一你喜欢呢’。”
就这样，出于“礼貌”的她最开始几乎“来者不拒”，“也想着多给自己几次机会，但真的很打脸，个没我高的，还没说什么就是我妈说的……，要么就是谈到一些金钱消费观不合适的。”
“我只是想找一个尊重女性，思想匹配，不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的啊。但讲真，进到县城体制内的男生，很少有。”
■《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剧照
直到后来，每每遇到一些说“婚姻不幸”或者女性“独立”的“新新”文章时，王乐便会把链接甩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自我放弃了，我也知道靠讲道理不行，一说话就会被骂，所以打算先潜移默化"文斗’一下。”
见识的相亲场面多了后，王乐渐渐看清“虽然大家都是85后90后，但体制内的人想在县城走入婚姻，90%还是靠的相亲。”
另一个“好玩的”现象是；“体制内和体制外感觉就是两个世界，基本不互通，不管是男孩女孩，一旦考上编制，家里人不管咋样都得让其找个"圈内’的，好像一旦"脱了圈’，就是"掉价’了。”
赵晓也知道父亲对于自己老公不满意的理由。“一个不是"体制内’，另一个在西安当程序员，钱虽然挣得不少，但他总觉得不稳定。”至于为什么又同意了两人结婚。“还用说，就是觉得我年龄大了，条件不用那么死，我还听见过他跟我妈聊，只要我能结婚，体制内离异的也可以考虑，对，着重强调了体制内。”
不过，虽然王乐嘴中说着，不找到真爱誓不结婚，但“我还挺喜欢小孩的，所以也会担心自己以后年龄大了，生育方面有困难。”
王乐时常会后悔自己考上了编，回到了县城，原本以为自己所在县城离西安市区并不远，人们思想也不至于太过保守，但单纯的她还是低估了这道壁垒有多么强大，“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单位人不多，但关系却很复杂，人情世故太难处了。在这里，能力大多时候没有人情重要。”
■《坡道上的家》剧照
李静虽然已经入学开始读了研究生，但学校选在西安的她仍旧做了妥协：“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还是得离家近一点方便照顾。”
问到研究生毕业后怎么办，总是要找工作的。“回县城是不可能回的，毕业后挣钱攒钱在城里买个小房子，到时候把我爸妈都接走。”
“房子”成为了越来越多县城女性安全感的来源。
工作多年，王乐也攒到了首付钱，她打算近期就去看房子，“遮风避雨的家，我自己也能给自己。”
赵前进再也不怕出门社交了，“娃结婚后，感觉腰板又硬了起来。”
■《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汤加 | 贞观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