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344-386）字子敬
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
人称“王大令”，在东晋王氏家族中
精通书法者众多
可谓父子相传，兄弟切磋
众人勤学，互相传袭
这在中国书法史上不仅表征出书法自觉时代
而且也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文化时代
丁酉年
六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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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之英年早逝（43岁），但书名与父亲齐名而并称“二王”，又同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为书中“四贤”。王羲之对献之期望很大，要求很严，亲自写《乐毅论》作为献之练字的范本，并积一生之书法艺术创作经验亲授爱子，以开启悟性并弘扬家学。王献之不负父望，才气英发，在父亲的教诲下书艺大进。幼年时，献之学书就极为凝神专一，世有其父拔笔未脱的传说。其书法后期兼取张芝，自为一体，以行书和草书闻名，而楷、行、草各体皆精。在继承王羲之内擫笔法之外，另创新的外拓之法而自成一家，令后世在二王书法夺鼎摘冠之争中，莫衷一是。
王献之《地黄汤帖》
两汉至魏晋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无不崇尚书法，文人骚客皆以善书为荣。东汉赵壹《非草书》描述人们对书法的痴迷程度：“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划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表现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狂热追求的心态。汉代张芝因《冠军》、《终年》等帖传达出夺人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激情，被冠之以“草圣”。晋卫恒《四体书势》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大抵即来源于此。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汉代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可见当时社会对书法的狂热程度。
书法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探索并创新的历史，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书法由“古质”审美范式转向“今妍”的重要里程碑。王羲之对当时的楷书和草书下过很大的功夫，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在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等方面皆入神妙之境。“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晋书·王羲之传》）
在我看来，在书法发展史上，王献之不满意于魏晋书法用笔过于滞重，结体古拙厚朴的形态，独辟蹊径，精研书势，以坚实的传统技法和戛戛独造的守正创新姿态，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转型为自然洒脱、典雅流便的大草书风，推进了中国书法文化的自觉时代到来。
王献之《集会帖》
王献之颇有乃父之风，潇洒倜傥，不拘世俗之礼。率性秉真，飘飘若惊鸿。其事迹多有记载：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可谓文采焕然，情怀高古。
《晋书·王羲之传》“（徽之）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
《晋书·王羲之传》：“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毡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俄而卒于官”。对自己惭愧与郗家离婚一事。
——王献之的婚姻悲剧使其生命之痛历千年而令人揪心。他的元配为表姐郗道茂（舅父郗昙之女），夫妻感情极深，后因皇帝选他为驸马，于是逼献之与郗道茂离婚，献之通过烧自己的脚而致残来逃婚，但是未能成功，无奈之下只得任命运摆布娶新安公主司马道福为妻。这无爱之婚姻，殊为痛苦！《淳化阁帖》里《奉对帖》，是王献之离婚后写给郗道茂的信：“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妹耶？俯仰悲咽，实无已无已，惟当绝气耳！”痛贯心肝，身心交瘁，使得献之43岁而英年早逝，天才早凋，不能不令人扼腕！
王献之《奉对帖》
王献之在继承父辈书风之上又能创新。他在十四、五岁时，就曾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他已经感到时风尚务简求变求美，必须将民间书法的“伪略”与章草的纵放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姿媚婉转，畅达宏阔的新体。在父亲书法的巨大影子中，王献之勇敢地走出来，自创神骏妍美的“大令体”，即处于楷草之间的行草和大草。
王献之性情较其父更为疏旷不羁，书法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行笔更快捷，情感在线条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开启了把气势和节奏放在法度和韵味之上的浪漫主义风格。
献之的“一笔书”还在张芝“一笔书”之上更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转为行草气势不凡，一泻千里，毫无蕴藉中和之态，而是充满张力的痛快淋漓的运笔和刚健有力的情绪宣泄，具有与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献之《不谓帖》
王献之对自己独创的“大令体”、“一笔书”非常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却说：“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晋书·王羲之传》）当然，王献之的话不免年轻自负，对自己与父亲书法之不同，颇有己见，于自负中也可以看到他创新的自信心。王献之既深受其父影响，又不墨守成规，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晋代的另一座高峰，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并对后代书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书法，但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是王献之。
沈尹默在《二王书法管窥》中说：“大王内擫，小王外拓。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内擫是骨(气)胜之书；外拓为筋(力)之书。”“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研，不言而喻。”
仔细比较羲献用笔，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笔法，并加以旋锋使转，方圆兼济，骨法森严；王献之则多用外拓转笔，大开大合，苍劲矫健。羲之内擫笔法重骨力而收敛含蓄，其书法具有中庸蕴藉的优雅之美；而献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张不羁，书法重筋力善绞锋使转而下，具有明朗宽博的豪宕之美。明代丰坊《书诀》中说：“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
早年献之通过学习父亲《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小楷《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前人评论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
王献之《廿九日帖》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钩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侧、纵敛、高低、长短的体势、增加字的动感，楷草相杂，书写自由，显示出献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怀的风格。
王献之《鸭头丸帖》
行草代表作品为《鸭头丸帖》，寥寥两行，非行非草，个性鲜明，为传世真迹：“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此作品充分展示了王献之所创“稿行之草”的美学观，在两次蘸墨的自然书写中，墨色由浓润而枯淡，节奏起伏和气韵变化极为自然空灵。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大抵为米芾对王献之《十二月帖》节临的结果。米芾在宝晋斋中收藏了《十二月帖》，经常观瞻临写，删去了与“一笔书”书写不太谐调的十个字，饱蘸浓墨任性而下，笔势连绵不断，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而成刚健豪爽的一笔书。可惜，米芾临写用笔过于肥厚，减弱了魏晋清奇洞达之气韵。清张丑《清河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于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 可谓眼光独到。
王献之《吾当帖》
另几件“一笔书”的代表作为《淳化阁帖》第十中的《吾当帖》：“吾当托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当具东改（次）枋三四。吾小可者，当自力无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诸谢当有，有便是见。今当语之，大理尽此。信可一一（具）白。胛痛可堪。而比（以）作书纪（殆）若不可识。”变其王羲之上下不相连之小草为相连的大草，一笔连贯数字，气势宏伟，豪迈之气扑面而来。
王献之《消息帖》
同样，王献之《消息帖》“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经心。向秋冷疾下。亦应防也。献之下断来。恒患湿头痛。复小尔耳。”笔法精到，风格宏阔。王献之草书《庆等帖》《玄度帖》等，皆八面出锋，阴阳向背，天风海涛，不可端倪。
中国书法史上，曾经出现了“小王胜大王”的奇观——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超过了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将王献之推上了中国书法最高地位，声誉压倒其父羲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贬献，书法史才重新将王羲之推倒书圣的位置。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淳化阁帖》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大约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在历史的烟云中，王献之的墨迹本大多未能保存下来，如今能够见到大抵七件墨迹本，却都是摹本。
王献之《忽动帖》
平心而论，羲献父子，在中国书法史上皆达到极高的境界，在笔法和美学风格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最，献则以行草为能。而二王的真迹都已一字无存，传世书法全是复制品，王羲之流传较广大约有二百五十余件。由于对书法创新的巨大贡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的觉醒和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从而超越汉魏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并峙的双峰。
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和书法理论首先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长子玄之善草书，次子凝之工草隶，三子焕之善行草书，五子徽之善正草书，六子操之善正行书，七子献之善草书。黄伯思《东观徐论》说：“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
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生生不息，到王羲之七代孙（徽之的六代孙）隋代智永，仍然书法名播海内外。智永《真草千字文》影响颇大，其书法继承祖法，又勤奋习书，所以书名大振。相传，智永居永欣阁上临书30年，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别赠送给浙东各寺庙，写秃的毛笔装了好几瓮。《千字文》墨迹，深得二王精神，点画精到，笔势温润，结体谨严，表现出熟巧之趣。当时求书者及请题匾额者如市，所居的门槛被踏破，只好用铁皮裹上，被人们称之为“铁门限”。《书断》认为其“兼能诸体，于草最优”，列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宋代苏轼《东坡题跋》认为：“永禅师书，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其所书帖大多不传，现传世书迹有《仿钟繇宣示表》，另有日本藏《真草千字文》。
在当代书法创作中，我们应迷途知返，坚定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在二王书风的优美和壮美中，感悟经典永恒的魅力！
我们不妨听听张怀瓘对王献之所创立的逸气纵横新体行草的评价：“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诚哉斯言！
作者：王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