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求长寿是长久以来人们的美好追求。生日作为人生之始，人们常常通过各种活动去庆贺这样的一天，古人寄予祈寿的情怀也被现如今的Party所取代。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至尊，其祈寿祝福的活动也成为此类活动的至高形态。从唐玄宗始有皇帝将自己的生日设为节日，叫做千秋节，以后历代名称各异且逐步丰富创新，至明清两代基本固定，即称万寿圣节，简称万寿节。
皇帝生辰令节作为王朝的一项典礼，由开始的欢愉逐步走向庄严，至清代达到极致：从唐代的便殿行礼转为在正殿太和殿行礼；把万寿节与元旦、冬至并列为皇家三大节；大臣向皇帝行礼由再拜上升为三跪九叩，反映出皇权至尊的极端模式。从意在君臣宴乐转为意在强化在家为孝、在国为忠的统治意识，宣扬尊崇孝道敬老，维系社会统治的稳定。藉万寿圣节的机会，朝廷出台相应惠泽万民的政策，这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文化昌盛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万寿圣节的本质
自古以来，人们为延长生命进行过各种努力与尝试。秦始皇曾派徐福携童男童女海上求仙药，后代数多帝王炼丹服用祈寿。采取祝寿这种形式，则是自唐太宗始，把帝王生辰定为一项节日，藉万民欢庆以求得心灵的寄托。及至清代，各项制度集大成，庆寿活动更加丰富。帝王庆寿作为一项礼仪制度，更加完善，既有皇帝的万寿节，又有皇太后的圣寿节，还有皇后与太子的千秋节，亦有惠及耆老寿民的千叟宴。
中国古代，凡是节日，多与自然节气、习俗相联系，如因人设节者，皆后人为纪念辞世者的节操高尚，如端午节之纪念屈原、寒食节为纪念介子推。或者宗教节日佛诞节，亦是为纪念佛祖弥勒诞生。为生人设节，唯此万寿圣节，且帝位更替，节日易时多变。透过生辰设节以及所行各种仪式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唯我独尊、不断强化皇权的本质，而万圣寿节设立本身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随着时代的流转，万寿圣节主要的意义也从宴乐欢娱，转化为目的性更强的集权工具。以个人生日设节从唐代开始并被后世沿袭，当时突破了自古未有为生人设节的成规，突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而唐宋之时，每位帝王人各一节，互不沿用，而且只有皇帝本人接受行礼，并不为生母皇太后上寿，重在强调个色彩，唯我独尊。
帝后本属一体同尊，元代皇帝圣节时皇后尚可与皇帝一同御殿受贺，明代则为皇后御临坤宁宫接受朝贺。但到了清代，皇帝万寿节，不仅皇后不可与皇帝一同接受百官朝贺，而且，皇后还要在内廷率妃嫔向皇帝致贺，将皇后置于皇帝臣僚的位置，唯其性别不同而需在内廷行礼。明清以后，尽管亦为皇后生辰设节，但不能与皇帝同名，并且称为「千秋」—只能与皇太子的生辰同名，「千秋」与「万寿」相比自然等次悬殊。在封建社会后期，皇权愈发强化，级更加分明，不仅表现在君臣有别，而且亦表现在帝后有等。
万寿圣节的弊端
自皇帝生辰设立圣节，从唐宋时期的满朝同贺，到明清时期的普天同庆，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个别方面还延至后世。万寿圣节庆典，对当时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朝廷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了社会总资源，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乾隆帝为庆祝八旬万寿，提前两年于53年3月14日，即上谕内阁，特派大臣总理五十五年万寿庆典事宜，派阿桂、和珅、刘墉、福长安、胡季堂、金简、李绶、伊龄阿等总办。
有明确档案可查的是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寿辰，为此庆典，清廷至少耗费银两达一千多万，相当于当时岁收入的六分之一。封建社会后期，为达到皇帝专权，明代废除三省制设立内阁，到了清代内阁亦更形同虚设，皇帝朝纲独揽，彻底专权。确定的君王至高无上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设立万寿庆典等各种礼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而通过举行圣节各项礼仪，树立皇权的至高无上，亦为达到「惟以一人治天下」的封建时代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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