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编辑|观星
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产生着很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关注青少年的教育发展，但是对于流动妇女，国家普遍没有关注到该群体的教育需求。
经调查，LY社区的流动妇女学历水平普遍偏低，这次访谈问卷过程中，关于是否会因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无助和自卑。 完全符合的有20人，占比44%。比较符合的有12人，占比22%。
不符合的有8人，占比17%。完全不符合的有6人，占比12%。取得初中文凭的人数最多，有20人，占比44%。取得本科及以上文凭的最少，仅有2人，占比4%。
此外，取得小学及以下文凭有15人，占比33%。取得高中或中专文凭的有6人，占比13%。取得大专文凭的有3人，占比6%。 这也就是说，LY社区流动妇女中能够取得高中以上文凭的仅占少数。
教育的落后影响到了流动妇女到城市的再就业，流动妇女初到城市，立志在城市谋一份工作，在城市安家落户，但在就业中屡屡碰壁，她们的生活更是难以为继，捉襟见肘。
“孩子你是大学生是吧，阿姨真的羡慕你啊，在我们那个年代家里都穷，根本供不起啊，别说大学生了，上到初中都很难呢。”
“家里根本不重视什么文凭不文凭的，他们觉得孩子长大了就应该早干活，所以阿姨从小也苦惯了。 来城市之后，我们这种人能干些什么啊，无非就是做一些体力活，打打零工。”
“每个月赚的钱勉强能够维持生活吧，现在最怕生病，咱也没有医保，真要是有个病啥的根本就负担不起。”——被访者金女士。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LY社区的流动妇女时常感到自卑，笔者在与她们交谈过程中发现，她们普遍主动谈及自己的文化水平低下，并且每当谈到相关内容，脸上都会带着愁容。
她们认为受教育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这方面的自卑感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 她们认为受教育程度导致了自己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且这种差距是难以改变的。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很不一样的，我天天除了干活就是看电视剧、刷会小视频什么的，不像咱小区的其他女性，他们空闲还要上什么插花课什么的，说是想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己。我觉得我永远都改不了农村人的身份，和城里人永远不会一样。”——被访者丁女士。
家庭支持网络匮乏
自古以来，家庭对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在出生在农村环境下的流动妇女更是如此。因此家庭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对流动妇女产生较大影响。
经笔者访谈发现，来自家庭的压力是流动妇女心理压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家人的不认同导致了流动妇女心理压力难以疏解。
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流动妇女被要求照顾着家里人的饮食起居、子女教育等，而且还要操持着家务。但是现实情况却是，流动妇女为了生计也有自己的工作。
而且工作内容多是一些“体力活”， 可以说是身心俱疲，回到家还要处理家庭的琐碎事务，难免力不从心。
她们渴望得到丈夫的理解与关怀，然而丈夫大多认为照顾家庭是妇女的责任和义务。长此以往，流动妇女会积攒许多负面情绪无法排解，会加深她们的心理融入问题。
社区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也是每一个来到城市的流动妇女所居住的场所。 流动妇女在社区参与过程中可以提高社交能力，认识社区居民、增进居民之间感情。
社区参与为流动妇女接触社会提供契机。而流动妇女群体的社区参与意愿较低，导致她们丧失了拓宽生活圈的机会，没有合适的方式与社会接触。
由此产生了流动妇女群体难以融入集体、产生身份排斥、加重其心理融入困境等问题。
她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流动妇女认为参与社区活动没有必要，这次访谈问卷过程中，关于是否会因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无助和自卑，完全符合的有20人，占比44%。
比较符合的有12人，占比22%。不符合的有8人，占比17%。完全不符合的有6人， 占比12%。关于认为在社区开展活动是否有必要，认为完全没必要的最多。
有14人，占比30%。认为十分有必要的最少，有6人，占比13%。此外，认为没必要的有10人，占比22%。认为比较有必要的有9人，占比20%。认为一般的有7人，占比15%。
社会排斥屡屡发生
虽然妇女的地位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妇女仍是社会上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也是社会工作实务中的服务对象群体。
流动妇女来到城市，带有对城市生活的憧憬与不安， 一方面，她们认为依靠自己双手就能创造美好明天，并且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向往。
另一方面，她们深知自己会遭到不平等的对待，因为女性的不平等不会因为换了一个环境就发生改变。在当代的职场中，对于女性的歧视一直存在。
女性在找工作时，无可避免的会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流动妇女在职场中会因性别原因处于劣势。面对同样岗位，流动妇女的竞争力普遍低于男性。
同时在升职空间与时间上女性与男性也无法相比。 我国一直在制定政策保障女性基本权益。保护女性在劳动中所拥有的怀孕、休产假等权益。
然而现实却是对于流动妇女的保障难以落实。同时流动妇女不懂得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了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加剧了流动妇女的心理融入困境。
“我现在已经33岁了，在老家这个年纪孩子都应该上学了，但是我不敢计划要孩子。我从小县城来到沈阳读书，毕业后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机会。但是现在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公司不得已进行了裁员，我能够被留住已经算是万幸。”
“如果我要是要了孩子，我的职位肯定是保不住了， 但是这个要孩子的计划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家里长辈也希望我能尽快要孩子。”
“其实我也想要孩子，可是我的工作又该何去何从。职场真的是对我们这些流动妇女不太友好，我可能注定要被职场淘汰。”
介入方案设计
在小组正式开展之前，应该有一个前期准备阶段，笔者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第一，根据问卷及访谈的结果，明确LY社区流动妇女的需要，并计划开展小组活动。
第二，在小组准备阶段到小组正式实施之间，要保证电话畅通， 因为LY社区的8名小组组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小组活动，所以她们难免对整个活动充满了疑惑。
笔者作为社工以及小组活动的领导者，有义务为她们答疑解惑。第三，对每一个成员进行单独访谈，为她们简要介绍小组社会工作的含义与原则。
主要目的是让小组成员明白笔者开展小组工作的专业性， 并且在与社工的接触中放下芥蒂，让成员与社工之间建立良好的服务关系。
耐心询问每一位组员在小组活动的时间、地点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与困难。第四，在设计方案时要将可能发生的意外因素考虑在内。
如组员在小组活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 某一环节难以顺利推进、户外活动的潜在风险等等，以确保小组活动顺利开展。
小组成员的基本信息，成员1：荣女士，年龄：42岁，受教育程度：初中，职业：保洁员，籍贯：贵州，来沈居住时间：5年。
荣女士自述来沈多年却从未感受到城市对她的认可， 有与本地人交往的意愿，但是认为自己和对方有差距，导致了社交的失败，伴有孤独心理。
荣女士希望通过小组活动提升社交能力，并期待着小组活动的正式开展。
成员2：魏女士，年龄：36岁，受教育程度：高中，职业：文员，籍贯：四川，来沈居住时间：两年半。儿子8岁，处于小学阶段，亲子关系较差。
魏女士在公司工作两年，一直没有机会提高职务，认为自己因流动妇女身份受到了歧视，产生自卑心理。
魏女士周末休息时间长，认为小组活动丰富了她的周末生活，愿意参加小组活动。
成员3：施女士，年龄：51岁，受教育程度：高中，职业：收纳师，籍贯：法库县，来沈居住时间：6年。
施女士性格较内向，自述在沈阳没有朋友， 遇到问题只能和家里人商量，但是家庭关系较差，与丈夫经常发生口角，且丈夫有家暴倾向。
女儿15岁，由于父母长期发生口角，导致性格孤僻，较少与施女士沟通。自述在沈阳始终没有“家”的感觉，归属感较低。
在笔者与施女士沟通后，她希望能够改变当前状况，有参与小组活动的意愿。
成员4：陈女士，年龄：30岁，受教育程度：大专，职业：会计，籍贯：辽宁省营口市，来沈居住时间：2年。
陈女士专科毕业后希望得到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然而找工作屡屡碰壁，导致缺乏自信，身份认同感较低。陈女士有参与小组活动的意愿，经陈女士同意，正式确立她为小组组员。
成员5：罗女士，年龄：34岁，受教育程度：初中，职业：无，籍贯：康平县，来沈居住时间：3年。
罗女士无工作，全职在家照看6岁的儿子，然而亲子关系较差，生活圈子狭窄，社会交往意愿低。
罗女士起初对小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经过笔者的进一步沟通与交流，她表示意愿参加小组活动。
成员6：李女士，年龄：29岁，受教育程度：大专，职业：个体户，籍贯：河南省兰考县，来沈居住时间：1年零5个月。
李女士性格较开朗，比较健谈，但是自述没有勇气与当地居民交朋友， 但与老家的朋友交往密切。她来到沈阳是想为5岁的女儿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然而由于户籍的原因。
女儿不能去理想的学校，她常常为在沈阳的生活感到焦虑，认为自己被社会“边缘化”，心理压力大。李女士愿意参加小组活动，并且对小组活动的成效充满期待。
成员7：王女士，年龄：38岁，受教育程度：初中，职业：水电维修，籍贯：山东省惠民县，来沈居住时间：6年。
王女士来沈6年，却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只能依靠体力维持生计， 尝试改变现状却无果，对未来充满迷茫，对沈阳没有归属感。与丈夫关系较差，心情郁郁寡欢。
王女士希望通过专业的小组社会工作方法，改变目前心理融入困境，有参加小组活动的意愿。
成员8：白女士，年龄：32岁，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职业：律师助理，籍贯：辽宁省盖州市暖泉镇，来沈居住时间：4年。
白女士参加了成人自考并获得本科学位，后经过自身努力担任律师助理。 她希望通过努力能够留在沈阳，但是时常感到城市居民对外地流动妇女的接纳程度较低。
由此产生自卑、孤独等消极情绪。白女士的丈夫已失业3个月，在此期间夫妻关系恶化，吵架升级，心理压力与日俱增。白女士渴望疏解内心压力，有意愿参加小组活动。
第一次小组活动进行的比笔者预料到的要顺利的多，笔者在小组实施之前和所有流动妇女接触过， 发现她们有一部分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很担心第一次活动的状况。
第一次活动结束后，笔者发现那些内向的人可以被小组氛围所带动着发言，但是声音偏小，她们对于这种形式的活动还是不太适应。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拘谨，但是在“滚雪球”环节之后， 因为流动妇女记忆偏差，导致闹了不少笑话，也将小组活动的气氛提升了上去。
之后的主题游戏中，小组成员更是加强了肢体上的沟通，这种游戏对于小组活动初期形成小组凝聚力十分有必要。
在社工邀请组员分享心得的时候， 往往有意愿发言的人是固定的，那些偏内向的人除非是要求都要发言，否则她们不会主动发言。
小组成员在社工的介绍下对小组有着深深的期待，也期待小组结束的时候她们的改变效果。她们懂得如何制定适合小组的规定，并且表示都能认真遵守。
总的来说，第一次开展小组活动，笔者在过程中显露出来了经验不足等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对于小组内那些性格内向的流动妇女，笔者作为专业社工也没有尽力去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