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是斯诺登的第一媒体联系人，首次将斯诺登、国安局和大规模监控的前前后后整理在书中，本文将向读者介绍作者在港10日高强度的工作，首次向外披露斯诺登在港令人窒息的时刻，包括如何与斯诺登见面，如何《卫报》发表文章的过程。
第一次见面
我们于6月2日周日晚抵达香港。当时计划的是入住酒店后立刻跟斯诺登碰面。我们住的酒店位于香港繁华的九龙区，一进房间，我就打开电脑上网通过加密聊天程序联系斯诺登。像往常一样，他已经在等着我了。
针对航班的情况寒暄了几句后，我们谈到了见面的详细安排。“你们可以来我住的酒店。”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吃惊，没想到他居然会选择住在酒店。我对他为什么会待在香港仍然毫不知情，但直到那时，我都认为他到香港是为避人耳目。在我想象中，如今没有了收入来源的他应该销声匿迹地躲在一间简陋廉价的小公寓里，而不是这样大大方方待在酒店里，每天花上一大笔钱。
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等到第二天上午再见面，于是调整了原来的计划。这实际上是斯诺登的主意，这样的做法也制造了随后几天里令人心惊胆战的谍战片氛围。
他的说法是：“如果你们晚上出来活动，很可能会引起注意。两个美国人大晚上入住酒店又立刻外出，这未免太过奇怪了。明天上午你们来我这里会更为自然。”
那时，斯诺登既担心受到当地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监视，也担心受到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害怕我们会受到当地情报人员的跟踪。考虑到他曾深度参与美国间谍机构的活动，这番话肯定是有根有据，我便听从了他的安排，但却对那天晚上未能见面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第二天早晨，我和劳拉在酒店大堂会合，乘出租车前往斯诺登所在的酒店。见面的所有细节都是劳拉跟斯诺登安排的。因为担心司机可能是便衣特工，她在出租车里不怎么愿意说话。我也没像以往那样认为这种想法是疑神疑鬼、庸人自扰。尽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还是从她那里打探出了见面的计划安排。
我们要去斯诺登所在酒店的三楼，也就是会议室所在的楼层。他选择了一个在他看来多种因素兼顾的会议室房间：既足够偏僻而没有太多他所谓的“人流量”，又不因为过于隐蔽而会让我们在那儿等他时引起他人的注意。
劳拉告诉我，我们一到三楼，就要问一下在指定房间附近遇到的第一个服务员是否有餐厅可以用餐。这对斯诺登来说是个信号，因为他会在附近监听，确保没人跟踪我们。进入指定的房间后，我们要在一只“巨型鳄鱼”旁的沙发上等候。我从劳拉口里得知，那只是件装饰品，并非活的鳄鱼。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见面时间：上午10点和10点20分。如果在第一个时间两分钟内斯诺登仍未出现，我们就离开那个房间去别的地方，然后在第二个时间再回来，到时他会来找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位？”我问劳拉，我俩仍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是年龄、种族、体貌特征，还是其他方面。
“他会手拿着魔方。”劳拉答道。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笑了出来：那种场面太怪异、太极端、太不可思议了。我心想，这就是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跨国电影，离奇而又刺激。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美丽华酒店的入口处。我发现这家酒店也位于摩天大楼和时尚商店鳞次栉比、高度商业化的九龙区。走进大厅，我再次感到震惊：斯诺登并不是住在普普通通的酒店，而是住在一家价格昂贵的豪华酒店，据我所知每天的房费要高达数百美元。我心想，此人准备爆国家安全局的料，行动需要高度保密，那为什么还要到香港来，并藏在这个引人注目地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呢？当时思考这个难解之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过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见到这位知情人，到时候估计所有答案都能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