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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散发着浓浓中国风的“国风雅韵”交响音乐会，为国家大剧院首届“国乐之春”艺术节拉开序幕。这个春天，这样的交响乐演出真不少。郑州、拉萨、上海、成都、杭州等很多城市都举办了不同形式(线上或线下)的交响乐演出。
提起交响乐，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上”，认为自己很难走近它。交响乐的确是一门高雅艺术，但随着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和全民艺术普及的开展，这门高雅艺术也逐渐走出殿堂，来到寻常百姓身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有七八十支交响乐团。交响乐团不仅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标配，也开始出现在一些县城，甚至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北斗村这样的村子都组建了农民管乐队。
近些年，不少乐团已形成比较完备的音乐季制度，交响乐的观众群体在稳步扩大。同时，交响乐的观众也日趋年轻化。比如，在国家大剧院43万名会员中，交响乐爱好者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国家大剧院观赏交响乐的观众中，45岁以下的观众占比达69%，其中26至35岁这一年龄段观众购票最多。随着交响乐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交响乐民族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照搬外国交响乐技法行不通
人类的交响乐发展史至今将近300年，而交响乐进入中国才100年左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乐团偏少、欣赏难度高、作品多是外国题材等原因，交响乐在我国始终属于相对小众的音乐类别，无法获得广泛普及和突破性发展。
交响乐要在国内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在本土化、民族化上下功夫，正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所指出的，“照搬外国的交响乐技法是行不通的，我们的音乐语言应该民族化”。
其实，自从传入中国那天起，交响乐就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探索。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黄自的《怀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作曲家自主创作的交响乐作品，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不太成熟，整体带有鲜明的欧式色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民族交响乐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涌现出李焕之、王云阶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以及《梁祝》《春节组曲》等优秀作品。其中，《梁祝》可谓是民族交响乐的里程碑式作品，它将中国戏曲艺术完美和谐地融入西洋音乐形式，二者相辅相成，获得了惊艳的艺术效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我国交响乐大步踏上民族性与国际性相融合的新旅程。通过将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精神、音乐文化、审美风格相结合，民族音乐人创作出《纳西一奇》《太行山印象》等优秀作品，为交响乐民族化开拓出新的空间。
近年来，以中央民族乐团为代表的音乐团体，大胆创新，不断突破，不仅打破了民乐总以独奏这种单一形式点缀交响音乐会的传统，还持续为交响乐注入中国元素，创作出《印象国乐》《又见国乐》《红妆国乐》等经典作品，让民乐与交响共奏出和美之音。
结合今古融汇中西
坦率而言，过去百年，中国交响乐人虽然在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上一直在探索，但更多时候还是在做“描红”工作。学习借鉴外国的演奏技法、创作经验是必要的，问题是学完之后如何化为己用，如何实现本土化、民族化。
从交响乐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民族交响乐作品，大都勇敢吸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精华，能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机融入交响乐的演奏技法中。因此，推动交响乐的本土化、民族化，总的原则应该是，创作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善于借力民族音乐语言，同时还要观照中国观众的审美口味。在技术层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在选题上可以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取材。无论是《梁祝》，还是《新霓裳羽衣舞》，抑或是《霸王卸甲》，都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仅从名字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在文化和情感上能大大拉近交响乐与本土观众的距离。
第二，在结构上可以学习借鉴我国传统古谱。古谱的价值之于音乐，犹如古籍的价值之于历史。它把转瞬即逝的古调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刻写下来，使后人可以部分地恢复原曲。民族交响乐创作，有时候完全可以“旧调重弹”。不过，古谱上的音乐与现代交响乐毕竟不同，因此创作民族交响乐时，如果借鉴使用古谱，要取其精华，舍其不足。
第三，作曲时可以适当融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音调、音色、旋律。比如，朱践耳创作《第二交响曲》《第十交响曲》等作品时，在交响乐队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古筝、古琴、铜锣、唢呐等中国传统乐器，还巧妙使用了京剧、昆曲这些极富中国文化意蕴的音乐资源。朱践耳等人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深入吸收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的养料，才能实现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度融合。
上述这些虽然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但要做到绝非易事。作曲家只有熟练掌握西方交响乐的技法，又深刻领悟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内涵，才能真正做到结合今古、融汇中西，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除了好听还要提升文化内涵与精神气质
“天籁之音”不仅要好听，还要有文化内涵。推动交响乐的民族化，不仅要在作品的内容、形式、旋律上下功夫，还要努力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气质。
近年来，很多本土音乐人创作了不少讲述中国故事的交响乐作品，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完成了民族化、本土化。其实，这些人对交响乐民族化的认识并不全面。正如著名作曲家关峡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所言：“我们经常听到的有些作品只是采用了民间音乐主题，随意简单地加以重复或变奏。它们只是单纯地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用民族乐器演奏，与民族化相去甚远。”
交响乐民族化包含很多内容，除了曲子的旋律要有民族特色，更重要的是通过作曲家创作上的深化，让作品从内到外散发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为此，除了掌握先进的创作技法和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创作者还要在多彩而复杂的生活中磨炼一番，因为作品的精神气质如剑锷刀锋，不是简单增加一些材料就能获得，而须经过火与水的反复淬炼。
最近这些年，很多乐团加大了下生活的力度。比如，中国交响乐团在云南、福建、重庆、内蒙古等地建立了多个采风及创作实践基地，经常组织作曲家赴各地采风，创作了《哈尼印象》《彝乡情幻想曲》《哈尼纪念册》《哀牢山狂想》《“云之南”第二组曲》等一批颇有地方风情与民族特色的交响诗篇。浙江交响乐团扎根吴越大地，创作了大量以浙江当地风土人情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如《山海经》《唐诗之路》《社戏》等。这些创作实践，发出了中国声音，讲述了中国故事，是交响乐民族化、本土化的生动写照。不过，一些作曲家仍然有些浮躁，为了快速生产出民族交响乐作品，采风走马观花，创作流于形式，作品缺乏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切观照。所以，特别优秀的民族交响乐作品目前还是比较匮乏。
总之，广大艺术家要背靠中国文化与经验，大胆吸收外来观念与技法，摒弃无病呻吟和故弄玄虚，在作品中融入自己对时代、民族、命运和人性的思考，只有这样，交响乐才能走上“中国创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