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29篇文章。
提起宋朝，还有几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党争、王安石变法，以及理学的崛起。今天，我们就说说这几件事。
一、王安石变法
宋帝国能通过执政瓶颈，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第二任皇帝是长君，赵光义即位时已38岁，足可应付复杂的政治形势。如果由赵匡胤年幼的儿子继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也早被颠覆了。
不过，赵姓皇帝虽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断做着随时被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对辽和对西夏的屈辱战争，证明他们只会剥削人民财产奉献外国，而无力保卫人民。广大农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产生大批农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员数目，每年都在膨胀。士大夫越多，脱离生产的人也就越多。他们以全民3%或4%的人数，占有全民90%以上的土地财富，而仍掠夺不止。
因此，大宋这个士大夫所高兴的乐园，实质上是一个热度日高的大火药库。
于是产生变法运动。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纪元前四世纪另一伟大的政治家商鞅，用革命性的全盘改革，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自身的恶运，同时也解救倒悬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见解被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所采纳。
宋神宗赵顼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之中的皇帝，属于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1069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立即开始。
变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我们把他最重要的措施，归纳十项，作一简单叙述。
1、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度支司、户部司、盐铁司），自兼首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没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40%。
2、建立政府储蓄食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路、州）向中央政府每年缴纳以食粮为主的赋税，都有一定数额：丰收之年，不能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强迫搜刮。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巨大。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刮农民。
3、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没有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4、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士大夫地主兼并贫农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360万亩之多。又颁布方田均税法，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
5、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市易务”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作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6、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布“免役法”，规定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称“免役钱”，由政府代为雇人充当。
7、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边疆，轮流更调，目的在使兵将不相熟习，以免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80万人，仅军饷开支，即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镇将），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大将王韶所以能收复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就是因为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变法后的部队。跟变法前的部队比较，好像是来自两个星球。
8、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更为严重。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一万张断了弦的弓，跟没有一张弓一样。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军器监），征求新式武器图样及设计，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9、建立并加强人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布“保甲法”，规定10个家庭组织一个“保”，50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500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集中军事训练。
10、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从唐王朝之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种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约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们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新议》（三经：《诗经》、《书经》、《周礼》），还教授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
这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变法终于失败。
二、新旧两党的斗争
宋帝国的内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伤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远在王安石变法26年之前，即1043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实行过改革。他先从小地方着手，只轻微地淘汰了少数官员，限制未来的“荫子”数目。
荫子，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过学校和考试即行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还没有结婚，而儿子已经被政府委派官职，甚至怀抱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县长。范仲淹仅把这种荒唐的流弊，稍为缩小，要求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年满15岁。但这已立刻就引起高级官员的公愤，把他纳入小人系统。
范仲淹是一个伶俐的人，在还没有招来更严重的打击之前，立即辞职，一切复旧。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地猛扑，他们被称为“旧党”，那位在“濮议”中坚持称老爹为伯父的司马光，则被奉为领袖。
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改革集团，被称为“新党”，王安石自然是新党领袖。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
司马光则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司马光跟宋神宗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
宋神宗赵顼曾问司马光：“如果当年的西汉王朝，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
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任何一个王朝，包括夏、商、周王朝，如果后代不更改其开国祖宗制定的法律规章，都不会最终落得灭亡的下场。正是西汉王朝得汉武帝刘彻改变了祖宗的法，才使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刘奭改变了父亲汉宣帝刘询的法，西汉王朝才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世事弄人，小时候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成人后却成为顽固的保守派。
还有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
1、宋帝国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1068），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邠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50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2、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宋神宗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1）、高丽王国，早已脱离大宋，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2）、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汉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3）、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4）、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5）、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6）、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7）、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37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
韩琦说，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汉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上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郭，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37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任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说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1074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旧党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40%，则这40%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
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民众都欢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
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一些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新法实施不久就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监安上门）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商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1076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宋神宗赵顼一人坚持下去。1085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
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高太皇太后画像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战国初年）到纪元后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今天，这部大约600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
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
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
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王安石的所有变法都被终止。
三、旧党的分裂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第二年（1086）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1089年，已被贬为邓州（河南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湖北安陆）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头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
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流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被贬到距首都1500公里外的新州（广东新兴），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高峰。
然而旧党内部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崇政殿说书）程颐反对，他说：“孔子说，哭的那一天不欢乐。”
有人驳斥他：“孔子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
苏轼则在旁幽了程颐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儒叔孙通发明的怪礼。”
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轼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馆职）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阴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
党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洛阳（河南洛阳）人。苏轼，眉山（四川眉山）人，属于古蜀地。刘挚，东光（河北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他们之间的斗争全是意气斗争，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而把对方驱入小人系统，互相恨入骨髓。
宋政府在对新党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内斗中失败了的旧党。
1093年，旧党护法神高太皇太后逝世，已经18岁的宋哲宗赵煦对这位干涉国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够了。他跟老祖母当年迫不及待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一样，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党领袖章惇，恢复新法，贬窜旧党——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党羽之一蔡京——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销“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原属新党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市长（知府），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现在他看见旧党失势，叛离旧党，再投入新党。
我们可把两党交互当权情形，作一排列：
旧党彻底溃败，然而，新党却也已从内部变质——善变的蔡京之流摘取了权力的果实。
四、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诞生
本文最后，我们要叙述洛党领袖程颐，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十一世纪末期，儒家学派中兴起一个新的支派，这支派后来发展成为主流——理学，即由程颐开创。他的哥哥程颢则是他的同志，当时人称之为“二程”。
程颐的老师周敦颐，就是写《爱莲说》的那位，是一位唯心论的哲学家，对“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以及它们的交互影响，有特殊的研究和见解。程颐从他老师那里得到唯心哲学，再吸收佛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学。
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
这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第七任皇帝宋哲宗赵煦登基那年（1085），只有十岁，正是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课时，偶尔折了一枝柳条来玩，程颐立刻正色阻止说：“春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赵煦把那枝柳条悻悻扔掉，气得发抖。
对一个十岁顽童，就作如此压制，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丧灭人性。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我们再叙述三件事，以增强对理学的认识：
第一，前面曾提及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根据是《五经》。但到了十二世纪时，理学的另一位大宗朱熹把孔子言论集《论语》跟孟子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四书》《五经》，后来渐渐代替《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经典。
第二，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曾有人对他吟诗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变色说：“鬼语，鬼语。”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凡不能帮助这项目的的行为，都是邪恶。
第三，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所幸的是，理学在北宋时期没有发生大的作用，反而一开始即行碰壁，甚至程颐都被逐出政府。但到了南宋时期，因程颐门徒的门徒朱熹，在政府取得权力后，即大力推广理学，使之成为儒家学派的主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谈到南宋时，再来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