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当派，藏传佛教中形成较早的宗派之一。其宗派名称中的“噶”字在藏语里意为佛语，而“当”字意为教授，合起为“噶当”一词是指“佛语教授”。对此，土观·却吉尼玛在《宗派源流》中作过具体解释：“此派乃是将如来的言教，即三藏教义，一切无遗地都摄入在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的教授之中，作为修习，所以名为噶当巴”。指出佛祖所讲的经律论三藏在内的一切教义，都包括在阿底峡建立的“三士道”的理论之中，而“三士道”是噶当派的教法仪轨的核心理论。正如仲敦巴曾对噶当派所作的一段颂词：“希有佛语即三藏，三士教授作庄严，佛语教诫宝金，众生谁持皆受益”。具体而言，噶当派是由阿底峡尊者首创、仲敦巴建立，其后继者弘扬光大而发展起来的一支藏传佛教宗派。15世纪，格鲁派将它并入其中，从此噶当派作为一支独立的宗派便在藏族地区消失。
创立和传承
阿底峡尊者（982—1054），原名叫“月藏”，法名为“吉祥燃灯智”。他是由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于1042年从印度超戒寺邀请到西藏西部地区，以便振兴藏传佛教。阿底峡尊者在阿里地区传法三年，赢得当地佛教徒的敬仰和拥戴。当时西藏中部的佛教信徒也纷纷赶来迎请阿底峡尊者到西藏中部去弘法。所以，阿底峡尊者在西藏西部邀来到西藏中部去弘法。所以，阿底峡尊者在阿里地区传法三年后没能如愿回印度超戒寺，而应仲敦巴之邀来到西藏中部传授佛法，先后到过桑耶寺、塘布伽寺、闻寺、伦巴吉布寺和聂塘寺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所到之处，他都以广泛而卓有成效地传授许多教法和解释疑难，还倾注极大的热情为众多的寺院、佛塔、佛像举行开光典礼，同时广收徒弟并耐心地为他们灌顶和传授各种法门。为此，阿底峡最后还是没能回到故乡，于1054年在距离拉萨西南方数里远的聂塘寺内圆寂，终年73岁。总之，阿底峡尊者在藏族地区巡锡传法约十三年，对西藏中、西部佛教的复兴，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期间翻译和著述了许多显密两宗的经书，比如他翻译的经书有解脱军的《三万光明论》、世亲的《摄大乘论释》、清辨的《中观心论的解释》、无著的《大乘宝性论释》等；亲自撰写的著作有《密咒幻镜解说》、《中观优波提舍》、《中观优波提舍宝箧》、《菩提道炬论》等等。春中《菩提道炬论》是阿底峡尊者的代表作，也是奠定噶当派教义的经典著作，是一部融汇贯通显密之大乘学说的不朽力作。，书内阐明了显密教义不相违背之理和修行应遵循次第的重要性，为宗喀巴大师造《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两部名著提供了理论基础。
阿底峡尊者的另一贡献是在藏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佛教弟子，其中仲敦巴继承阿底峡传授的全部显密教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藏传佛教噶当派的教法体系。
仲敦巴（1005—1064年）原是西藏堆垅地方一个富豪人家的子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长后拜师修习佛法。特别是他于1045年初赴阿里邀请阿底峡尊者，从此一直跟随阿底峡，直至阿底峡在聂塘去世。因此，仲敦巴成为阿底峡尊者的诸多弟子中最资深的门徒。1055年仲敦巴在聂塘为阿底峡举行圆寂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当地修建了一座寺院；1057年受当雄地方封建主的邀请和支持，仲敦巴在热振地方创建一座寺院，即著名的热振寺。噶当派就是以热振寺的根本道场而逐渐形成的。
在仲敦巴的弟子当中最著名的有三人：一个是博多哇（ 本名仁赛，1031～1105），一个是京俄哇（本名楚臣拔，1038～1103），一个是普穷哇（本名宣奴坚赞，1031～1106）。这三个人中，普穷哇不教学生， 博多哇和京俄哇两人分别收徒传教，从这两个人发展成为噶当派的两个支派，即教典派和教授派。
支派发展
噶当派在之后的发展中，形成三个支派。
教典派
自博多哇传出。以较为重视学习佛教经典而得名。教典派传述阿底峡的佛学思想体系，认为一切经论都是为解脱设教，可分为三类：一为重在明见的，是《入二谛论》、《中观教授论》等；二为重在明行的，是《摄行炬论》、《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仪轨》等；三为见行并重的,是《菩提道灯论》。教典派重视学习的“噶当六论”中，《集菩萨学论》和《入菩提行论》见行兼说；《菩萨地》、《庄严经论》、《本生鬘论》和《集法句经》则偏重于说行。教典派的代表人物有博多哇的弟子朗日塘巴和夏尔哇巴。夏尔哇巴的弟子又分别建立怯喀寺、基布寺系统和纳塘寺系统。
教授派
自京俄哇传出。以较为重视师长的指教，注重实修而得名，也分为三类：一为重在明见的，有京俄哇所传的“四谛”、普穷哇所传的“十二缘起”和南交钦波所传的“二谛”，“四谛”和“十二缘起”重在明人无我义，“二谛”重在明微细法无我义；二为重在明行的，除通依一切大乘经典外，还以《华严经》和龙树的《宝鬘论》，“噶当六论”中的《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等经论为主，阿底峡之师法护的《修心剑轮论》、《孔雀化毒论》,绛贝南交的《咏修金刚歌》，赛林哇的《菩萨次第》、《除分别论》等，也是重明行者的依据；三为见行并重的,即“三士道”次第,所依教典即《菩提道灯论》。三士道中的下士道为人天乘，以修三皈依为主，中士道为小乘，以修戒、定、慧三学为主,上士道为大乘,以修菩萨行之六度为主。上士道由显入密，分密教经法为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所以三士道可以总摄全部佛法。针对当时西藏佛教重密轻显的倾向，提倡以显为主，显密兼修，大小并举，世出世并重，立论圆通，具有转移风气的作用。该派的代表人物以京俄哇弟子甲域哇比较著名，并由他的弟子分别建立甲域寺、岗岗寺。此外，尚有内邬素巴及其弟子分别建立的仁钦岗寺、达坚
教诫派
阿底峡在耶巴传给枯敦·尊追雍中、俄·雷必喜饶、仲敦巴三人的教法。根据阿底峡遗嘱，首由俄·雷必喜饶传阿里巴·喜饶坚赞,阿里巴传普穷哇,以下又单传数代，至仲·宣奴罗追，传承稍广，至根敦主时传布更广。教诫派倡恒住五念：念师长为皈依，念自身为本尊，念语言为诵咒，念众生为父母，念心性为本空。有“十六明点”修法，为显密双融之法门。
密法
噶当派所传的密法，是以《真实摄经》一系的密法为主。这部经是属于四部密咒（怛特罗）中的第三部（即瑜伽部），对这一部的解释仍然是以显宗的教义为基础的。在阿底峡的时，四部密咒中的第四部（即无上瑜伽部）的一些内容，如胜乐、大威德、密集等，已经在印度盛行，并且逐步传到了西藏。由于当时藏人修习无上密法之根器的人数少，因此，阿底峡在世时提倡遵循第三部密咒的《真实摄经》修密法。惟有少数上上根器的弟子才传给他无上密法。这样做既显示了萨迦、噶举等派专门崇尚无上瑜伽部有所不同，又与宁玛派的密法中大量吸收笨教的东西有着更大的差别。所以噶当派在西藏佛教中，享有显密教法“纯净”的声誉。、
寺庙
在噶当派的诸多寺院中，除了热振寺外，尚有两座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寺院，即桑浦寺和纳塘寺。桑浦寺位于拉萨以南、聂塘以东，它以提倡因明、辨论而著称，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纳塘寺是最早编纂、修订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寺院，所以这部大藏经叫纳塘版，纳塘寺也以此著称于世。而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噶当派的教法仪轨的基础上建立了格鲁派，并逐渐将噶当派的寺院及其僧侣归入格鲁派，故格鲁派又有“新噶当派”之称。从此，噶当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在藏族地区消失了。
影响
噶当派系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的宗派，由于自阿底峡入藏后，大力整顿原有的佛教，使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故此派对藏传佛教其他宗派都有重大影响。如噶举派初祖玛尔巴曾从阿底峡受教；塔布噶举创始人塔布拉杰，其弟子都松钦巴、帕木竹巴，其再传弟子止贡巴、达垅塘巴，以及萨迦派四祖萨班等人，都曾向噶当派学习。格鲁派是直接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的，并有“新噶当派”之称。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导源于噶当派，俄·雷必喜饶及其侄俄·罗丹喜饶为代表人物，被称为大、小俄译师。小俄译师在拉萨、桑耶讲经，从学弟子达23000余人。噶当派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从《青史》所记西藏诸大善知识及诸得大成就者的传记中得到证明。
公元13世纪晚期，一位名叫泅丹惹迟的噶当派教典派僧人，曾把噶当派的纳塘寺搜集保存的大量藏译佛经编订为《甘珠尔》、《丹珠尔》。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藏文《大藏经》最早的编纂本。
噶当派由于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因而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派都有重大影响。噶举派、萨迦派的一些重要僧人都向噶当派学习。格鲁派是直接在噶当派在基础上建立的，有新“噶当派”之称。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导源予噶当派。该派著名的大小俄师——俄·勒父喜饶和俄·罗丹喜饶所传的因，在藏传佛教史上被称为“新因明”。公元15世纪黄教(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原来属于噶当派的寺院，都逐渐成了格鲁派的寺院。从而噶当派也就不再单独地存在于藏区社会了。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节录
噶当派是以所传教法的特征命名的。“噶”意为佛语，即佛的言教，“当”为教诫、教授，两字合在一起指佛的一切言教，包括显密经典，都是佛徒全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教法渊源于阿底峡，但创始人则是阿底峡的著名弟子仲敦巴。
仲敦巴（1005—1064），出生在堆垅（拉萨以西）的富豪家庭，幼年在许（郎县）学藏文，后迁居康区，拜赛尊为师学佛。1045年初，至布让正遇拟邀请的阿底峡，后与来迎阿的卫藏僧侣代表一起，经后藏贝塘抵拉萨。自此一直追随阿底峡。1056年，阿底峡死后的第二年，仲敦巴接受藏北当雄一带地方头人的邀请，前往热振传教，并建立了热振寺，以此为中心，噶当派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仲敦巴一直是在家居士。随他学经的僧人有5、60人。他死后，热振寺的堪布由阿底峡的另一弟子南交钦波（1015—1078）继任，扩建了寺院。再传之后，才由仲敦巴的弟子博多哇（1031—1105）担任堪布。博多哇和仲敦巴的另一弟子京俄巴分别收徒传教，由此分成噶当派的两个支系，即教典派和教授派。
教典派强调佛教经典的地位，重视对佛籍的学习，由此而得名。博多哇在未担任热振寺堪布以前，门徒已有千余人。后来他离开热振寺，另建博多寺，使噶当派的声势在卫藏地区大加发扬。
博多哇门下以朗日塘巴（1054—1123）和夏尔哇巴（1070—1141）最有影响，都着重于讲经传教，前者有徒2 千多人，后者有弟子3600人。夏尔哇巴弟子中的甲·怯喀巴和董敦，又分建寺院，在教典派内形成两个系统。
甲·怯喀巴（1101—1175）在拉萨附近的墨竹建怯喀寺，并任堪布，死后，由赛·基布巴继任。赛·基布巴（1121—1189），于1164年左右又建基布寺（又称新怯喀寺），任两寺堪布。死后由拉·隆格旺秋继任。
拉·隆格旺秋（1158—1232）出身于吐蕃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族，自此开始，怯喀和基布两寺的堪布都由代表封建地方势力的这一家族成员担任。拉·隆格旺秋曾向1204年进藏的喀且班钦·释迦室科学习佛法。据说喀且班钦是印度那烂陀寺的最后一任寺主，他带来了“说一切有部”戒律，使四部戒律，（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犊子部、上座部）在西藏佛教中得以齐备，此后继任两寺堪布的是拉·卓微衮波（1186—1259），本名绛曲沃，在任两寺堪布期间，凭借自己的宗教影响和本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兼并了许多寺院及其属民，在13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雅隆觉卧地方势力关系密切的寺院集团。此后的四任堪布都属雅隆觉卧家族，直到1377年。这个家族同萨迦派的关系也很密切，在13世纪后半叶萨迦和止贡噶举的纷争中，怯喀寺、基布寺系统就是和萨迦派联合，一起反对止贡噶举的。
夏尔哇巴的另一弟子董敦（1106—1166），在纳塘讲经传教12年，1153年创建纳塘寺，以此为中心，发展成为纳塘寺系统。这一系统由传授喀且班钦所传律学而著名。13世纪晚期，纳塘寺僧迥丹惹迟，将该寺所藏藏译佛经编订为《甘珠尔》、《丹珠尔》，当是编纂藏文大藏经之始。
噶当派的教授派以注重师长指点教授下的实修而得名。也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京俄巴系统：一是内邬素巴系统。
京俄巴20岁时在热振寺从学于仲敦巴，得受某些秘密传授的佛法。他着重提倡念咒、供佛和静修，这也是教授派的显著特点。
京俄巴的弟子甲域哇钦波（1075—1138），是甲域寺（在隆子县境）的创建者。有徒2 千多，其中藏巴仁波且担任洛寺（京俄巴建）和甲域寺的堪布，冲协仁波且创建岗岗寺，2人均传承京俄巴的教法。
教授派的另一系大师内邬素巴（1042—1118）是热振寺第三任堪布衮巴哇的弟子。他在倡导修定的同时，也注重经典研习，且能替人看病。他有两个著名弟子，其中皆贡钦波创建仁钦岗寺，绛曲格哉常住达坚寺，他们都以传承内邬素巴教授的修持和密法为主。
以上就是教授派的两个系统（京俄巴、内邬素巴）和四个传承（甲域、岗岗、仁钦岗、达坚）。
噶当派的主要寺院是拉萨以南、聂当以东的桑浦寺，1073年由阿底峡的弟子俄·雷必喜饶创建，原名内邬托寺。以提倡因明和辩论而著名。俄·雷必喜饶被称为大俄译师，幼年出家，后到康区向赛尊学佛法。1045年，他同枯敦·尊追雍仲等回到前藏，在拉萨附近建立扎纳寺，讲经传教。当阿底峡来前藏时，他也追随学法。他对仲敦巴十分敬重，曾多次去热振寺求教。他翻译和修订过不少有关因明的著作。死后，其侄子俄·罗丹喜饶（1059—1109）继任桑浦寺堪布。
俄·罗丹喜饶曾与两译师到阿里参加“火龙年法会”，后去克什米尔留学17年，约在1093年返藏。又到尼泊尔学密教。他翻译了许多佛典和因明论著，西藏大藏经中有他译出的经论40余部，人称小俄译师。他常在拉萨、桑耶一带讲经，特别讲授他翻译的因明著作《量庄严论》、《量决定论》、《量决定论疏》和“慈氏五论”中的《现观庄严论》等。有弟子 2万8千多，涌现出大批在佛学方面很有成就的人才。此后还出现了小俄译师的活佛转世系统，转世寺院是昌都查雅的马贡寺，但不知发端于何时。
小俄译师的弟子中，以卓垅巴的成就最大。他为许多显密经论作注疏，其中根据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写成《教次第广论》和《道次第广论》，阐扬噶当派的教义，为后来宗喀巴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提供了蓝本。
恰巴却吉僧格（1109—1169）是桑浦寺第六任堪布，著有《量决定论广注》、《量论摄义颂》及其自释。他写的《量论释义》，被称为西藏因明入门书之祖，提供了学习因明的独特方法，促使因明学更加兴盛。据说西藏佛教各派学经，普遍采用辩论的方式，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桑浦寺极盛时期，西藏佛教各派僧人常来这里学习，成为讲授因明的重要据点。大小俄译师所传的因明被称作“新因明”。此外，以《现观庄严论》及其注疏为主的般若学、以《入中论》及其注疏为主的中观学，也多由桑浦寺传播发展开来。它在西藏佛教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桑浦寺在恰巴却吉僧格以后，分为上下两院。在萨迦派掌握地方政权时，有几个扎仓曾被萨迦派收管。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该寺与噶当派其它寺院一起并入格鲁派。
噶当派以修习显宗为主，所习经典为《大乘经庄严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和《集法句论》，称为“噶当六论”；加上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又称“噶当七论”。此后还增加了“慈氏五论”和龙树的“六如理聚”。它特别强调佛徒的修习次第，认为应该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并且只有对少数有“根器”的人授以密宗。主张显密二宗不应当相互攻讦，而应相互补充。
噶当派的密宗修习以《真实摄经》为指导，此经属于密宗四部中仍以显宗教义为基础的瑜伽部，和萨迦、噶举等派推崇无上瑜伽密有所不同，又与宁玛派大量吸收苯教成分有很大差别。一般认为，噶当派的显密教法被认为是比较“纯净”的。
噶当派比较正统，与汉地佛教一样，既重“观”，也重“行”。所谓“观”，相当于哲学世界观，“行”指修持实践。阿底峡讲“观”的书有《入二谛论》和《中观教授论》，讲“行”的书有《摄行炬论》和《发菩提心论》，《菩提道灯论》则为噶当派全部教法提供了概括性的依据。
《菩提道灯论》把众生分成三类：一类曰“下士”，他们不求解脱，只求今生“利乐”，属“人天乘”；第二类为“中士”，这类人只求个人解脱，不想普度众生，属于“小乘”；第三类是“上士”，他们自求解脱，也救度众生，属于“大乘”。与此相应的修行次第也分下中上，合称“三士道”。学者从学“三士道”，必须先求名师，依照师长指导，再去身体力行，否则难免误入歧途。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就可以从“下士道”依次修起。
“下士道”要求学者认识有生即有死，按业报法则，轮回无已。为了避免死后堕入“三恶趣”，求得“人”、“天”福报，就要皈依“三宝”，努力做止恶行善的事。即所谓“下士勤方便，恒求自身乐”。
“中士道”要学者认识修待“下士道”，虽然能求得世间乐，但不能超脱流转苦，为了从世间诸苦中彻底解脱出来，就要遵循师长指导，进一步修持佛教规定的戒、定、慧“三学”，达到涅槃境界。是谓“中士求灭苦，非乐苦依故”。
“上士道”要求学者发“大慈悲心”，决心自利利他，修“菩提行”，实践布施等“六度”。这样，既可度己成佛，又可度人永离诸苦，这才是大乐。故曰“上士恒勤求，自苦他安乐，及他苦永灭，以他为己故”。
“三士道”把“人天乘”列进佛教教法，意味着沸教已自觉地将社会的道德教化列为自己的职责范围，这一思想不是始于阿底峡，而是8至9世纪间的唐宗密。但整个说来，“三士道”均属显宗的教法，地位远不如密教为高。因此，《灯论》的最后部分就是论述密宗的修习，它划密宗经典为作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四部，强调了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灯论》为噶当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确定了西藏佛教以实修为主的精神。
噶当派在11至12世纪的200年中得到很大发展，尤以僧徒众多，寺院广布而著称。13世纪中叶，领兵进藏的蒙古将军多达那布在给阔端汗的信中谈到：“在边地西藏，僧伽组织以噶当派最大”。他们与地方割据势力结合在一起，曾形成相当规模的寺院集团，尽管并没有实际掌握过世俗政权。
西藏佛教请教派普遍受到噶当教法的影响。噶举派的初祖玛尔巴曾从阿底峡听闻教授。达波噶举的达波拉杰先从贾云答学习噶当教法，后来又从米拉日巴学习大手印，他所传的教法，是噶当教法与大手印合修的教授。此外，噶举派的帕木竹巴、枳贡世间估、达城塘巴钦波、噶玛知三世等，都学过噶当教法。萨迦派的四祖庆喜幢曾从内邬素巴的弟子吉沃雷巴学习噶当教授，他的著作中所说的大乘共道的修法，即渊源于噶当派。
15世纪格鲁派按噶当派的教义发展起来，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变成了黄教寺院，噶当派不复存在，而黄教则被称为新噶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