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特别强调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这个“和”，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美、和合、和祥之谓。
“上应天理”，是指符合宇宙法则。
“下合人伦”，是指符合伦理道德。
“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是指符合一切事物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遵循“和”，则茁壮繁茂；背离“和”，则枯萎凋敝。这种“和”的思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儒、道、佛、医、易的诸多典籍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正是所有这些典籍的灵魂所在。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无论哲学、医学、文学、武学、农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还是各种艺术，都以“和”为一贯的主流、最高的境界。所以李大钊先生有言，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
儒家对“和”的具体规范，主要体现于“利他自利，和衷共济”八个字。
《中庸》第一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句话，认定“和”是最为通达、共同认可的道理。
《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利他自利”的明白表述。
《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意思是：万物共同发育而并不相互侵害，天道同时运行而并不相互抵触。小德犹如水流浸润，大德能够教化苍生。这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道理。其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和衷共济”的意思。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的交往注重彼此间各放异彩、相互辉映，而不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小人的交往则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其实各自内心往往包藏私利，彼此之间常常充满矛盾，甚至连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也难以维持。可见，君子风度正是“和衷共济”的体现。
《孟子·梁惠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四海一家亲密无间的和睦和祥、和乐融融。
《孟子·公孙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强调善待他人，正是“利他自利，和衷共济”的明确表述。
对于“和谐”的主张，我们或许可以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利人皆得以自利，损人终不免损己；助人方能够自助，弃人无异于自弃。
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这个道理是万事万物都概莫能外的。哲和，则哲理圆融；医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俊雅；武和，则武德纯正；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隆盛；人和，则相濡以沫；事和，则相辅相成；声和，则悦耳动听；色和，则悦目赏心；身和，则血脉通畅；心和，则怡乐安祥……故人类与自然应当和，人类本身应当和，每个人的身心也应当和，惟此才是顺应自然法则之正道。
如果我们真诚希望生态平衡、世界和平、民族和睦、社会安定、家庭幸福以及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就应当将“和谐”思想宣扬开去，使其深入人心、成为广泛而自觉的共识。倘能如此化争斗为和解、转怒目为和颜、变相残为相携，则当今人类大幸！后代子孙大幸！
这种“和”的精魂，是东方文明（尤其是我们中华传统文明）固有的特质。它看似柔弱而实则强劲，它具有无所不至的渗透性与无所不包的融合性。正如《老子》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正所谓“不拒抔土，乃成高山；不捐细流，方为大海。”
《礼运》有云：“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
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无一不是相争相残所导致的恶果。不难看出，人类若想化解各种危机，就必须从相争相残的歧途转而回到和衷共济的正道上来。可以断言，和解、和平、和睦、和谐之路，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因此，“利他自利，和衷共济”，应当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
蕴涵“和”的特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因为，人类倘若甘愿毁灭，那办法多得是；如果希望消除深重危机、迈向美好未来，则只有通过和解实现和谐这样一条道路。而要想实现和谐，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探求深厚的哲学渊源、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
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其宝贵的价值和极其重大的意义——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引领人类走向光明与幸福；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个人类就必定毁灭！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炼、升华与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奉献于全人类，促成整个世界实现和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