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作者 | 张冬方
长期失业及其带来的贫困到底是谁的错？是个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是命运捉弄人？还是社会政策的失败？抑或，整个社会也有责任？
前几日，在德国政府公布的第三部减重计划清单上，有关于“公民金”改革的内容，即改革保障贫困人群基本生活的哈茨四救济金制度，将“哈茨四”改名为“公民金”。 哈茨四起源于2005年的哈茨改革，是当时社民党施罗德政府推出的提升就业和削减社会福利改革。一直以来，哈茨改革似乎已不受控地沦为了社民党的“黑历史”。批评者认为，名字中明明含有“社会”二字、实际却冷血的社会民主党在偏离“社会国家”之路上越来越远。另一方面，领取哈茨四也似乎意味着被钉在了“懒惰的饭桶”的耻辱柱上。很久以来，社民党想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进行翻篇儿。 哈茨四又名失业金二，区别于失业金一，前者是适用于有劳动能力，但陷入生活生存困境的人的基本生活救济，后者则是面向缴纳过一定时间失业金的失业保险。另外，哈茨四领取者不全是是被官方登记的失业者，其中有可能是在照顾小孩或家人，或由于疾病，或有工作收入但仍然不能承担基本生活等。 据联邦就业局2022年8月数据，哈茨四定期领取者及其家人总共约534万，同比增长2.7%。哈茨四每月常规金额以德国家庭收入最底端的20%为参考，分不同的级别，以单身人士为例，其领取的救济金额为每月449欧元，常规金额涵盖的基本生活开支包括衣食住行，以及文娱、通信、教育、保健等。除了每月基本开支，哈茨四还会承担领取者的房租、取暖费、医疗和护理保险、小孩教育开支等。而这次公民金改革中包括提高救济金额的内容，比如单身人士的救济金额将增至每月500欧元。 公民金改革的另一个背景则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于2019年做出判决，对哈茨四领取者的部分处罚违宪。处罚措施一直以来是哈茨四最有争议的部分。领取者在享受救济的同时，还需承担义务，以获得经济上的自立。对于没有履行义务的不同行为，会有不同程度的处罚措施。以25岁以上人群为例，没有履行就业中心的赴约，救济金降低10%，拒绝一份合理的工作或者中断职业培训，降低30%，为期三个月，而第二次违反规定，则一年之内降低60%，第三次则100%，且断供住宿、暖气和医疗保险。不过，如果救济金降低幅度超过30%，领取者可以向政府申请食品券。 据联邦就业局年度统计数据，2021年，工作中心对有劳动能力的哈茨四领取者做出了约19.4万起处罚决定，同比增加约2.3万，但远远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约80.7万。2021年，只有3.1%的领取者受到了处罚。 联邦宪法法院给出了做出降低救济金30%的处罚决策的限制条件：其一，如果受处罚者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等困境时，必须放弃处罚。其二，处罚并不一定非得要持续三个月，如果受处罚者事后改正，立马停止处罚。另外，法院直接否定和排除了60%或100%的处罚等级。在法院看来，该处罚措施的正面效果是无法证实的，它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关涉到受基本法保护的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换句话来说，已经触及到了人的尊严。 面对法院判决，法律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作为过渡措施，德国联邦议院今年5月通过了一项暂停哈茨四处罚措施的法律草案，即暂时取消针对没有履行包括拒绝职业培训或合理的工作机会，拒绝或中断进修等义务的处罚，不过，对第二次没有履行就业中心赴约的处罚保留了下来，但更加宽松，且不得不超过额度的10%。该暂停措施从2022年6月1日开始，将持续一年时间。 今年7月，德国劳工与社会事务部公布了公民金法律草案。在处罚措施上，劳动部长海耳（Hubertus Heil）强调改革侧重点之一在于建立信任，领取公民金的第一个六个月之内为建立信任时间，在此期间不考虑培训和就业方面的进展，也就是说对公民金领取者无任何要求和处罚措施，除非他完全不合作。法律草案还包括放松对居住条件的审查和放宽个人财产上限等内容。 公民金法律草案批评者认为，公民金改革是在无条件资助长期失业者，这意味着政府正在放弃这批人，而且，它消除了一些救济金领取家庭和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别，让人失去工作动力。 那么，在解决贫困和长期失业问题上，处罚到底有用吗？职业心理研究学者威兰德（Rainer Wieland）一直跟进哈茨四处罚措施对救济金领取者带来的影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处罚措施的弊大于利，处罚措施的存在，会让受处者产生人生失控感，给可能受到处罚的人则带来不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缺失，而在一般情况下，激励比处罚更有效。更何况，懒惰的人不局限在失业者当中，也存在在就业人群里。 德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2016年的一份研究也曾表明，受哈茨四处罚的往往是最弱势的那批人，他们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最低，不知道表达和坚持自己的工作意愿，也不知道如何避免遭受处罚。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 而从数据来看，尽管德国这些年来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但在长期失业人群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哈茨四领取者很大一部分是长期失业者。据联邦就业局，德国2021年平均有约102.7万长期失业者，与2012年相当，也就是说，过去近十年几乎没有改观。2022年5月，德国全国长期失业者占失业者比例约为40%。 那么，长期失业和长期失业带来的贫困到底是谁的错？是个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是命运捉弄人？还是社会政策的失败？抑或，整个社会也有责任？ 专栏作家Samira El Ouassil就穷人之所以穷，是否真的是自作自受的问题表达过观点。她写道，贫困不是懒惰和愚笨的必然结果，其实，它可能会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她提到了那个可以被利用的羞耻感，正是羞耻感让贫困者卷入一场“贫困-羞耻”螺旋当中，处于收入安全地带的人很不解：你为什么不去挣大钱呢？贫困怎么可能出现在富裕如德国的国家中呢？由此产生了一种对贫困的认知漏洞。因为偏见和羞耻感，陷入贫困者只能保持沉默，形成了沉默的螺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贫困的否认和无知。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一部分人的贫困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群体的失败。 沉默的少数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年3月至5月期间，德国经济研究所DIW对在北威州8个工作中心领取哈茨四的长期失业者进行了访问，42%的受访者表示对领取救济金有羞耻感，52%感觉自己因此没有社会归属感。另外，在某些暗示无条件的公民金改革项目中，受访者表达出模糊的态度或反对意见，比如在长期取消处罚措施，或取消对收入和财产的审查方面，支持率最低，这意味着，长期失业者们在价值取向和公平观上并非一边倒，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尤其重视公平和团结，而不是一味地索取。 宪法法院判决中所涉及到的穷人的“尊严”和公民金法律草案中所强调的“尊重”，是穷人达到基本生活最低标准和有机会参与社会方面的尊严，而在社会层面打破偏见，消除贫困有罪论，让穷人也有社会归属感，这个任务也许和消除贫困本身一样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