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的2020，中国经济走出了Ⅴ型反转，从刚开始的深跌到最后的一枝独秀，世界永远有你想不到的惊奇。然而随着各项指标的转正，财政货币政策也随着疫情的退去而开始回归常态，从疫情摧残当中恢复过来的中国经济，又开始面临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考。2021年注定又是充满机会和挑战的一年。
在跌宕起伏的2020年，债务这辆装满硝化甘油的列车呼啸奔驰，社会融资总额创下13%的增幅，每元新增GDP背后是70元债务的推动。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采取了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最初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债务主要是为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时，GDP增长快于债务增长。到本世纪20年代，经济增长则更多的依赖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非生产性投资也越来越多，债务的增长开始快于GDP的增长。今年债券市场出现"双11打折"现象和货币乘数飙升至7.5，表明债务能力的极限已经到来，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债务率超过中国许多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可是别忘了日本是负利率，而且GDP长期低增长，而我们利率水平并不低，光利息负担就是GDP增长的3倍多，因此，央行必须在M2和融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之间找到平衡，既不能让市场缺钱，又不能大水漫灌。由此我们可以判断2021年货币政策趋于理性，GDP增速可能会放在5%~6%之间。
近年来有个奇怪的现像，那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对全球和美国的贫富差距及其影响的研究兴趣十分浓厚，有些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型甚至超过西方经济学家，可是对本国的贫富差距及其影响却集体沉默。在内循环的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中，大家都集中火力讨论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以及金融科技创新，而对消费和分配却沉默寡言。新冠疫情期间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且占GDP的比重为42%，比印度还要低。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口不过亿人，这样的收入结构是很难形成消费能力的。而占据社会财富80%的10%人群，他们并没有把增加的财富投入到实体经，而是投资到资本市场获取更大的资本增值。中国的制造业占比从36%已经降至27%左右，产业空心化趋势开始显现。从10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情况来看，经济似乎已经企稳，但应收帐款增速惊人，说明库存周期正处在加库存阶段，如果消费还起不来，2020年的通缩状况将更加严峻。
居民消费起不来政府消费的压力就显现出来，2020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发了许多债，但由于没有项目而滞留在帐上，明年政府投资肯定会发力，可以消化悼不少库存。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凸显出世界各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中国外贸出口形势转好。但明年形势是否依旧却很难说，有三大不确定因素影响明年的外需，一是汇率，明年拜登政府加大政府投资的基调已经确定，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加剧美元走弱趋势，泛滥的美元流动性和中美利差将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抑制外贸出口。二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更有利拜登政府团结盟友，重新定义全球贸易规则和秩序，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国家贸易摩擦的风险有上升的可能。三是有效疫苗的出现使得发达经济体国家可能在明年三月以前摆脱疫情困挠，如果中国在明年上半年拿不出有效疫苗，极有可能成为最早从疫情影响中走出而最后摆脱疫情影响的国家。2021年中国经济系于外需，而外需的不确定性又让整个经济处于不确定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