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生产模式可以分为三大类：以大规模集约化农场为主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绿色主义中小农场为主的莱茵模式、以原住民小农村社为主的东亚模式。 在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我自然地对世界上大农场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分布区域产生了疑惑，将其与资本主义殖民历史进行穿透后发现，农业生产模式的演变与西方的殖民历史高度相关：大规模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分布于被西方殖民的地区，如南美、北美、澳大利亚等；西欧的宗主国大规模向外转移人口后，国内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变得相对宽松，形成了与市民结合的中小农场；高度组织化的小农村社制广泛存在于单一民族的原住民地区。
我们属于什么类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属于东亚小农村社制的模式。 这是认识我们自身的一个重要视角， 我们是未被完成殖民化的、拥有最大原住民人口规模的国家。私以为“进步”学者们要把美国的大农场模式照搬到中国来，缺乏一个前提条件——对中国完成殖民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进行过十几次调查研究，在印度也有十几次，去巴西三次，到墨西哥四次……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就会发现，我们学不了它们。美国的原住民如今在亚利桑那的保留地里，而南美洲众多灿烂的原住民文明“不知何去”。当我们向往美国大农场模式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否有条件把我们自己变成“少数人”放到某个保留地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面对着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约束该如何进行选择？因此，我们团队通过一系列的资料考察和国际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如何看待中国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原住民群体的存在？这个思考就与当下中央提出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相联系了。
既然我们不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强行推进与殖民化相联系的大农场模式，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使中国真正成为农业强国，带动农民共同富裕呢？面对着为国家政策服务、为国家发展服务的要求，我们如何把理论研究的结果转化为政策建议？做理论研究的关键是如何形成问题或者叫做如何构建清晰的问题意识。 那么当我们今天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三农”问题时，怎么能够明晰我们的问题意识，形成研究的切入点位？对此，“农业4.0”概念正是集成创新的体现。
西方早期殖民历史中，宗主国从殖民地的农业规模化生产中提取剩余支撑宗工业化进程，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对新中国而言，一个原住民国家在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要进行资本积累，就必须从农业生产中提取剩余，因此农业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础。假如把农业1.0定义为为工业原始积累提取剩余的生产领域，是否意味着可以就农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孤立地形成农业政策呢？显然不可以。因为从来没有孤立的农业制度，农业政策长期以来与国家战略不可分割。在我们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时，当时领导人就指出：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
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把新农村建设作为重大战略之首，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农”领域的重大改变。
第一个重要的改变是2005年国家开始承担“三农”治理的重要责任。 中央开始以国家财政的形式大规模向农业、农村、农民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开支。
——预算报告显示，2005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全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就达2975亿元，增长13.3％，不少地方对“三农”投入的增长幅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2006年6月27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第二个重大的改变是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农民有了国民待遇。 中央面对因去组织化造成农业积累薄弱无法有效地进行产业升级的问题，将农村的行政开支和公共开支直接上收中央一级，并在县一级财政设专户对农村的各项公共开支进行支付。
第三个变化是“三农”成为无税之地，农业成为无税之业。 国家承担农村公共开支后，就可以给农业、农村免税，不需要农民交税后再返还给农民。农业税与争议最大的农业特产税一次性全免。2004年开始政策试点，2005年政策全面推开，2006年完成免税建设，极大缓解了农民税负压力。
这三大改变从不见诸于教科书，更不见诸于课堂，多数人对此缺少了解。在对国家战略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对国家重大战略的调整做出应有的知识生产？
当我们与国家战略做一定的结合后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理论分析具有了现实依据。“三农”政策和制度不是互相孤立的关系，农业领域中的问题不可能是纯粹的农业问题，它会因农业领域中个别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更会随国家重大战略转型发生改变。将“三农”的实际情况与中国战略调整的过程相结合，大家会深刻地了解到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学习以提高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