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杨槠策写给余秀华的道歉信流出，俩人的短暂“婚姻”彻底走向终结。一定程度上，因为双方一直未领证，也没有共同财产，更准确地讲算是“分手”。对于家暴的事情，知情人透露，余秀华之所以放弃法律诉求和经济赔偿，主要在于不想影响杨槠策未来的人生。所以在家暴的处理环节上，杨槠策的道歉信自然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公众想借助杨槠策的道歉信看他到底有无诚心，更重要的是想从字里行间咂摸曾经的爱是不是真的；另一方面，公众也想借助杨槠策的道歉信看他文字功底如何，毕竟想入余秀华的眼“这一点”很重要（起码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
这就使得，当杨槠策的道歉信流出后，公众便开始多维度地审视。就比如杨槠策在道歉信中“建议”余秀华“不要老看外国小说，也要看看儒家思想的书籍”就引发嘲骂。在这个问题上，公众的直接观感是“余秀华读什么书，还用你杨槠策管？”，而更进一步的感受是“杨槠策，你是道歉呢？还是说教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单就道歉信的叙事理路看，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就此舆论上出现微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吊诡的是，基于家暴风波和道歉信就将俩人“婚姻”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杨槠策，显然是不公允的。
之所以这样强调，并不是为杨槠策的家暴行为脱责，而是回到婚恋的建构层面，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审视余秀华的婚恋失败。毫不夸张地讲，俩人的婚恋被关注，主要在于余秀华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她较为特别的人生经历，所以很大程度上，杨槠策是被迫走进镁光灯下的。
甚至回到俩人的婚恋上，杨槠策也是处于“男弱”的立场。这使得在世俗婚恋的叙事下，注定俩人的婚姻充满不确定性。虽然这种说法有种“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但是普遍来讲，“女强男弱”要想幸福下去，男方总要有超越世俗的长处才行，否则就算女方不介意，男方也会被自卑感不断消磨、直至压垮。
所以在评定杨槠策的道歉信时，就不能因为俩人的“婚姻”失败、杨槠策的家暴行为进行先入为主的“负面评判”，而是要根据杨槠策本来的认知水平去看待他为何那样写，甚至在具体解读道歉信时，更要以余秀华的视角去理解，否则仅是通过道歉信的文本逻辑推导，就会走向“作者做阅读理解得零分”的尴尬境地。
要承认，杨槠策和余秀华是有过美好记忆的。因为不管是杨槠策的道歉信，还是余秀华的不追究，都能反映出俩人还是很念旧情的，即便俩人的幸福也只是昙花一现。当然在分手的处理上，俩人也算是做到“好聚好散”。
于此我们在看待杨槠策的道歉信时，就更应该回到余秀华的视角。因为公众对余秀华的了解始终是停留在“诗人余秀华”的印象上，而杨槠策对余秀华的了解不仅有“诗人余秀华”的印象，更在于“恋人余秀华”的样子，所以杨槠策在道歉信中的“建议”并不在于合适与不合适，而在于关心与不关心。
当然作为“分手信”来讲，其实怎么写已经不重要，因为词藻层面再怎么拿捏得当，俩人的感情也走到尽头。所以简单地以道歉信来认定杨槠策人品如何，显然已经脱离当事人情境，更倾向于一种“歧视秀”。简言之，就是把对“诗人余秀华”的追逐转化为对杨槠策的声讨。
另外，婚姻关系越来越单纯了？还是越来越不单纯了？透过杨槠策和余秀华的“短暂一瞬”似乎也能看出些许端倪。虽然人们会因为俩人的分道扬镳，认为“婚姻”太不牢靠了，太现实了。但事实上，正是因为婚姻越来越单纯了（牵绊的因素越来越少），才会导致“分手”变得容易起来，起码两个人去领个离婚证，就算是从此陌路了。
并且因为离婚带来的家庭震荡和损失逐步降低，从而使得离婚率居高不下（全球范围内都差不多）。而离婚率的居高不下又进而削弱了人们发展姻亲的兴趣，因为他（她）们预料到这种关系可能长久不了，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和精力去建立。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婚姻只是两个人的事，而非是两家人的事。
甚至，从杨槠策和余秀华的婚恋进程来看，结婚的仪式都举办了却没领证。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觉得他（她）们有什么不妥，而是它本身反映出，感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前提，而物质层面的基础虽然重要，但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大前提，而推动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在于“女性在经济层面的越来越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