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经济学派，基本上都不是以理性人这个假设为前提，即使是亚当斯密所定义的政府守夜人角色，也有必须要政府来解决的公共事务，比如造桥，比如公正。如果经济学都是死板的聚焦于理性人，那么大家都无法最终解决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奥地利学派，古典自由经济学派，新自由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都是需要强调人的行为性特征，也就是人并不一定是理性的。而相对来说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就更加明确的支持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进一步放大了人类行为上的非理性。
各学派的焦点，在于人类不理性的情况下，政府干预的程度问题，自由经济学派偏向于大多数情况下，人是理性的，所以政府不用过多干预，只要如守夜人履行职责即可，市场会很好的解决大多数问题。而当经济开始实际运作之后，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也逐渐发现了人是非理性的，所以，越到近代，宏观经济学越是向微观延伸，比如考虑企业投资行为，考虑契约执行，考虑公共投入的效益问题。因为经济学，已经从理性模型导向，逐渐变化为行为预测导向。你听如今的经济学课程，会有很多的故事，比如两条路一条很拥挤，要不要涨价啊，比如钻石为什么价格越高销量越好啊，比如为什么阿胶涨价能卖，跌价有可能卖不掉啊。经济学越来越下沉，越来越贴近普通人。而在亚当斯密时代，人类尚未有如此细致的人性观察。所以，当时的理性人假设是个筐，经济学家什么都往里装。
有一本书，叫《复杂经济学》，还有一本书，叫《思考快与慢》，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书籍，包括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包括利弗莫尔《股票作手回忆录》，然后延伸到周期理论，比如《非理性繁荣》这样的书籍。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理性的，而且均衡经常达不到，我们应该习惯于不均衡和非理性。
当然，我们依然不能认为“理性人假设”是完全纸上谈兵，因为其实这个假设为经济学思想性开拓扫清了障碍。行为学偏差虽然可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同样的偏差。比如美国股市就属于半强势有效市场，这说明美国股市的投资人更加理性，而A股投资人是弱有效性资本市场，这说明A股投资人的行为性和“动物精神”更加普遍。这种精神有时候会使得技术和趋势，在A股有时候有效果，而在美国可能很难有价值。
以上个人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