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也称“细笔”，是中国画中属于工整细致一类的画法，与“写意”对称。唐代的《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代的院体画如《千里江山图》，明代仇英的人物画如《汉宫春晓图》等，都属于这一类。工笔的特点是强调写实，注重精细，与写意画追求神似、注重简练相区别。
工笔画尤其在人物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仕女画”不仅艺术高超，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极具审美价值的曼妙女性形象。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始，以女性为主体审美的越剧便从描摹女性的仕女画中汲取了灵感，特别是在服装造型上大量化用。看看越剧《红楼梦》和越剧《西厢记》服装设计图纸便可知一二，连运笔都受工笔技法的影响。
既有唐画的纷繁艳丽，也有宋画的素雅精细
我们必须回到近八十年前才能充分体会到此举的创造性。要知道，此前戏曲的人物造型均采用京昆为模板的“衣箱制”。包头、贴片，宽衣大袖，要求不同身材的演员都能穿，不同剧目也可套用。而越剧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新越剧”改革后，服化专门分工，改为“戏衣制”。为了凸显女性美，借鉴古代仕女图，进行了大量改革。比如，一改传统的大裥裙，首创了三分宽的“百褶裙”，凸显女性纤细柔美；改宽衣大袖为上身短，下身长，上身紧，下身松，并把肩、胸、腰线条收紧，体现身姿的线条美；还大量运用两件配饰——云肩和飘带，使人物更添妩媚和婉约。我们看越剧《西厢记》第一场“惊艳”里崔莺莺的服装，玉颈上珠串累累，玉肩上又叠珍珠云肩，更有长飘带拖曳于地，环佩叮咚，分外绰约。
如果说越剧的服装造型从仕女画汲取灵感居多，那么舞台美术则与工笔画的艺术追求较为一致。还是先来看两张越剧《红楼梦》的舞台布景设计图（见图③④）：用“布局工整，细腻精巧”来形容恰到好处。越剧大家袁雪芬曾说：“假使一味模仿京剧与话剧，充其量，结果也不过成为变相的京剧与话剧而已，有什么意思呢？”因此，越剧的舞美经过摸索，形成了以“虚实结合”为主体的审美风格。
“实”，是抓住典型形象不厌其烦地进行精雕细刻。细刻到什么程度？宫灯上的纹样，屏风上的绘景，大大小小的窗格等，单拎出来都是一件艺术品，更经得起放大细观。越剧戏迷是有这样一种爱好的——拿起望远镜，挨个审查每处的细节是否到位。哪里笔法偷懒了，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在业界小有名气的上海越剧院美术组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吧？这一批绘景高手给越剧舞台美术贡献了重要力量。
“虚”，则是该省略就省略，不可全然堆满，达到以一带三的效果。而我个人以为，虚实之间，恐怕还是偏实多一些。这并不是说越剧偏实的剧目多于偏虚的（比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便以虚拟和写意为主），也并非指越剧的写实重于写意，而是说，越剧在写实方面的美学成就与贡献尤其具有代表性。以本剧种的集大成剧目《红楼梦》为代表，它贡献了一种以美为基准，而并非以真实为标准的写实。这也是为什么越剧的写实要以“虚”为辅，因为真实不是其目标，美才是。我以为，这才是越剧对戏曲的突出贡献，也因此成就了越剧的无可替代的代表审美。
大体进行区分的话，我以为越剧更近工笔画，而昆曲则似写意画。中国戏曲舞台上曾一度出现泛越剧化，而今又有泛昆曲化的趋势，并似乎有把中国画审美等同于写意的偏执。纵然写意画取得了大量成就，并以强烈区别于西方审美的个性为国际所称道。但我们的民族审美并不全然是写意，不全然是以少胜多，疏淡极简。昆曲是越剧的奶娘，越剧却并未将昆曲的审美照搬照抄，而是跳出昆曲的明清文人画风格，更向前一些寻找，找到了唐宋顶峰的工笔画，找到了既属于民族的、古典的、东方的，又区别于他家的独家审美。于是我们看到，越剧画出了这样一幅环佩罗绮、色彩斑斓、层累叠铺、繁花似锦的绝美画卷。既有唐画的纷繁艳丽，也有宋画的素雅精细。
在雅俗共赏的基础上更显通俗气质
工笔精巧，擅长描摹细节。《韩熙载夜宴图》里各人物惟妙惟肖，跃然纸上。越剧这支工笔，最擅长勾勒的则是才子佳人、家庭伦理。却不同于昆曲，没有成为高雅的代名词；也不同于黄梅戏，洗去了泥土气，从乡间村姑变身为闺阁小姐。
都说越剧是雅俗共赏，我说在“共赏”基础上，更偏“世俗化”。因其成型在市民阶层的大上海，其世俗说白了便是市井，是都市的，而非农村的。
譬如，为什么《红楼梦》如此适合越剧？除开故事发生在江南一带，以女性为主要描摹对象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红楼梦》乃是流传于市井的白话小说，有烟火气，这就与越剧的气质不谋而合。不要小看这一点，有些创作者一不小心把它丢了，就容易走入歧途。比如某一部用其他文艺形式演绎的《红楼梦》，人物清一色贴上了片子，把活灵活现充满个性的人物统一在一个模板里；又从头到底弥漫着素雅清淡，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把玩的意味，分明是束之高阁，而非贴近市民，这与原著都是相悖的。
越剧是怎样做的呢？她并未将原著恢宏深刻的盛衰主旨进行强化，而只是紧紧抓住宝黛钗三人关系，渲染其悲欢离合。看起来很简单？不，其实很智慧。越剧《红楼梦》不仅能成为本剧种的代名词，更能够作为一种母本被其他艺术门类所借鉴，根本上讲，是越剧与《红楼梦》在气质上的一拍即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说它明白如话吧，却又清新淡雅；说它辞采斐然吧，又通俗易懂。不宜太掉书袋，也不宜太过粗陋。
再譬如，《西厢记》从元杂剧到越剧，又是怎样成功的？前面我们不是刚刚说，越剧的市民化有别于昆曲的文人化吗？为什么改编《西厢记》能够成功呢？
要注意，第一，《西厢记》的源头是董解元的诸宫调，又经元稹改成了唐传奇，再是王实甫的元杂剧，这几种艺术样式，都是市民化的产物，是给老百姓看的；第二，越剧在改编时做了大量的“通俗化”工作。
比如对崔莺莺细腻心理的抽丝剥茧般的刻画。我看过许多其他版本，除评弹外都没有越剧这般层层解剖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崔莺莺的模棱两可、犹豫逡巡、装腔作势是由她的身份和处境决定的，熟知文史和传统文化的能理解，可普通观众不一定明白，一不小心就矫情过甚惹人讨厌，这就需要“解释”给观众看。
如今，戏曲已成为小众艺术，越剧更不似当年风靡全国。一旦小众，难免精英化，更易高雅化，这却与越剧的世俗、通俗气质越来越远。越剧艺术应该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保持古已有之的贴近百姓的特性，方能永远活在人民群众中。
最后要强调一句的是，本文所讲的越剧主要指以上海越剧院为代表的主脉传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浙江小百花为代表的越剧人一直致力于“诗意越剧”的实践，这是越剧继续发展的另一条蹊径，还需另撰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