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读寒冰的《女记者》很有些感慨。
小说描写的是当今南方某经济特区发生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的昭雪。无辜的妇女的闻所未闻、无与伦比的悲惨命运，年轻女记者义愤填膺、不避艰险、充满智慧的打抱不平，陈旧的传统文化心理对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无形束缚，浸透封建主义的流氓无产者超乎人的想象的卑劣凶残，特区党政司法健全民主与法制的不懈努力，善良百姓惺惺相惜不顾身家性命的仗义执言，正义终于战胜邪恶的故事结局，令我同情、令我震惊、令我愤怒、令我鼓舞、令我快慰！特别是透过女记者林雪虹的形象隐约可辨的寒冰的深忧草般的顽强的生命力追求自由与奉献、侠骨柔情、艰难跋涉于慢慢人生长途，置自身诸多忧愁、痛苦与不幸于不计，唯一的为着人民、为着妇女、为着真理、正义、民主、法制，英勇屡战的飒爽英姿，使我这个孤苦的童年、惨痛的青年、劳烦而难逃攻击的中年、逐日逼近而渐感墨凉的晚年的人，感同身受，浮想联翩，感慨而且感动我于寒风刺骨的北京，向远在温暖如春的海南《海口晚报》的寒冰遥遥致意！
社会转型期的生活和人性五光十色﹐善良可以超于极致，丑恶亦可达于极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前进与苟且的矛盾，无处不在，经济特区也不能例外。作为中国改革的前沿的经济特区，日新月异，成就为人折服，经验足资效法；但社会问题之多、之烈、之复杂、亦不亚于北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就惊人之处，必尽矛盾迭出之地。有作为的人是正视矛盾、解决矛盾的人。尸侯素餐者位虽高杯虽重而何足道哉！该特区出现《女记者》中所描写的汪日琼被虐待、被毒打、被轮奸、被毁容的惨案久拖不决，非到我们的记者挺身而出，八方奔走，深入虎穴，亲自取证，方才惩罚罪犯，以警效尤，安抚无辜，以慰人心。这无伤经济特区的形象，反倒为特区增光，特区出了耸人听闻的惨案﹐同时出了万民景仰的英雄。其实背景置于何地，于文学并不特别重要。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被描写得有正义感、责任感、毫无官僚习气，而能视民如伤，确乎明镜高悬，有封疆大吏之慨，有感佩之意，无奉承之词，是真实的，合乎国情的，亦不失记者风度。但也不禁使人想到司法机关的麻木﹑息堕、敷衍塞责。起诉是检察院的职责，审理是法院的职责，取证是公安局的职责，怎么变成了由记者冒险取证，不经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严词批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便可按兵不动呢？海南人称寒冰为替民伸冤的青天、救苦救难的菩萨，固然是寒冰的殊荣，但这样当记者，蒙受以此恩宠，中国岂不是也含有一种历史的悲怆感呢？这些问题都不是经济特区独有的，寒冰写出来的应有辐射效应。在北京，曾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转代表提案请作协提出建议，而居然被束之高阁，最高人民法院颁发指示令下级法院倾听专家意见以正确审理文学诉讼案件，而可以充耳不闻。相比之下，经济特区要好得多了。终究是特区。
女记者林雪虹的形象是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也许可以称为一个典型吧，她的不乏血泪的经历与性格，与她所极力予以拯救的汪日琼的经历与性格﹐相互渗透﹐相互映衬，构成了当代中国女性——有文化的与无文化的，城市的与农村的——其貌各异，其质为一的命运的缩影。有文化的女性多有精神痛苦——这是一种既可激发反抗、激发灵感﹑激发思想，又可磨灭生存意志﹑磨灭创作智慧的极为深刻的精神痛苦；无文化的女性却还在为生存而挣扎——那是一种为摆脱家庭奴隶地位﹑泄欲对象、一旦有所反抗便遭人格的无法忍受的凌辱乃至灭顶之灾、但求虽然决无幸福可言，亦可如牲口一样只要不缺草料便尽力苦作，不至于无谓而死的原始人一般的挣扎。太悲惨了！太野蛮了！太惨无人道了！太不可思议了！细思量，根源出于一个，即封建传统、封建文化，封建伦理在今日深入骨髓的影响。汪日琼不是没有提出起诉，但一句轻描淡写的“家庭纠纷”，一个略有裙带关系的镇长的庇护，一个参与作孽形同鹰犬的警察的流氓式的淫威，便不予理会，天理人情又被置于何处？若无女记者林雪虹的揭露﹐人民何由得知今之祥林嫂的至少不至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的惨绝人寰的处境！祥林嫂不过是在对地狱的恐惧或疑惧中苟延岁月﹐汪日琼却是在一群封建余孽、流氓恶霸的摧残下生不如死！介入此案，除人的天良﹑记者职责所系，也为由其经历所形成的性格所驱使﹐这就是一部以除暴安良，呼吁法制为主题的小说，必然要引进并详加描述女记者林雪虹的身世经历﹑性格特征、事业坎坷，并以《女记者》命名小说的原因了。林雪虹是小说的主公人，汪日琼不过是她的对象化，或是借以展示她的性格的契机
林雪虹的童年是当代的“小白菜”。我在童年时代唱过这首民谣，那是一边哭一边唱的，我可以理解这首凄凉的民谣传唱至今，但无法想象失情于亲娘的孤儿的命运至今犹存！那被后母所虐待，被亲父所冷落，狗一样蜷缩于四面透风的柴棚，险些冻死于冰天雪地的捡柴途中的情景，读者该会过目难忘的吧？为摆脱冷若冰霜的家庭（这样说也许不尽准确，后母所带来的女儿雪静待她如亲生姐妹，但她对雪虹的关照，必心有余而力不足。雪静形象的楔入，不致于让人们感到人间一片漆黑，是必要的），雪虹以结婚为出路，自难免所托非人，于是新的不幸旋又接踵而至。孤苦中幸遇彼此倾心的沈渺，但沈渺又为当时政治所不容，咫尺天涯。搏斗于文学之路，其实是别无选择。偶闻汪日琼之遭遇而佛然而怒，拍案而起，以主持真理为愿，以为民伸冤为任，千难万险不改初衷，勇敢与智慧勃然而生，完全合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赢了官司，赢了道义，一个尽职尽责、敢作敢为、智勇双全、不求回报，心灵与外表一样美丽的年轻女记者的光采照人的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了！这是我们的记者的光荣，是我们的作家的光荣！我们无力驱散空中的一切阴霾，但可以给周围的好人以安慰，给周围的坏人以威压！而对人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无法估量，这是文学的力量。
林雪虹的形象不是通讯报道或妇联、政府嘉奖词中寒冰其人的图解，而是一个由历史和现实的状况以及自身的性格所决定，所塑造的一个充满矛盾，最终也未能全然摆脱人生困惑的复杂而统一的文学人物形象。这是我们认可寒冰的文学才能以及可以寄以厚望的主要根据，社会责任感极为强烈，疾恶如仇不共戴天，道德自律甚严，爱惜自我甚谨，感情极其丰富，心灵分外敏感，个性顽强而柔韧，善于隐忍痛苦，以狂热工作驱散孤独，以达观之态超越不幸；这在中年作家、中年评论家、中年记者中颇为常见，凝结为青年记者林雪虹的形象，便显得卓而不瑕了。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无限安慰。可以减少一些回顾茫然，后继无人的孤独感。
但对林雪虹形象，我也不乏疑虑之点。在她身上，作家是否多少存在一种为了赢得公众对她的普遍认同而人为地使她在道德的扬弃上有所踟蹰不前呢？这是否多少有损于这个形象在时代氛围和年龄层面上的真实性、典型性呢？例如她与沈渺的爱情，怎么就不可以失落于前而补救于后，非要让沈渺远走高飞以为了结呢？我们这个时代的可爱之处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拨乱反正、反思历史，弃旧图新、开辟未来的机会。雪虹地处特区省城这一新风劲吹之地，应该有勇气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当然，雪虹带着遗憾独自于荆棘从生中前行也别有意味。个人悲苦难忍，终不似道德谴责之烈，虽然这种谴责由于过时已不能公然称王称霸了。这又使人想起寒冰的出生之地黑龙江这片至今也还显得封闭的领域，想到她曾在故土长任教师的经历，想到她过于要好的性格。而过于要好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是鲁迅先生的话，既有传统文化这种精神负担，又唯恐人以贫贱相守，富贵离异之论相讥，那就只好忍痛割爱了，这种描写，也不是说不过去，仍寓文化批判意，前者的批判方式，是胜利者的微笑，后者的批判方式是失败者的眼泪。
我很想提示我们的关心现实人生的文学:在我们无情地结算旧体制的弊端深刻地批判旧文化的落后性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放松对于带有极大封建性、市刽性的流氓无产者的揭露和讨伐。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成功的流氓无产者形象。古典文学中《窦娥冤》里的张驴儿《《水浒传》里的牛二，当代小说中《芙蓉镇》古华）里的王秋赦，《古船》（张炜）里的赵多多《玛丽小姐》李国文）里甘心情愿戴绿帽子但要按月收取“安慰费”，既不怕张扬，其收费标准还要伴随物价上涨指数“经常调整”的那位“拉灯光的师傅”，直至《女记者》中的胡龙泰、胡阿蛮、黄若飞，均是此等角色。三言两语便神情毕现的是张驴儿和牛二，形象饱满蕴含丰富的是王秋赦与赵多多附丽于作家的幽默调侃极其生动地显现其厚颜无耻的性格特征的是“拉灯光的师傅”。对此人间丑类，作家以杂种漫画化的手法作色彩强烈的描写，是恰当的，足见社会对这类人物，这个阶层的憎恶与鄙视。这是一个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巨大的社会能量的阶层，决无信念与操守，决不讲悟理与道义，狡猾、恶、残忍、把古来作为受压迫者之间团结的纽带并有其合乎正义，合理的道德规范的所谓义气歪曲为聚众谋私、嫖滥赌打家劫舍、图财害命、伤天害理、无恶不作似乎于史有据因而气焰嚣张。流氓无产者乘建设市场经济之机，崛起于城乡之间，危害社会，危害人类，且有逐渐演变成黑社会的趋势，应该引起警惕。若有胆敢与其勾结里应外合者无论是所谓检察官，法官、警察还是其他政府官员，均应严惩不贷！这个问题在经济特区已经相当严重，汪日琼惨案是一记警钟，若再置若罔闻，或打击不力此类惨案将会不断重演其情节还会更为严重，经济特区的道德形象与经济发展，将付出极大代价。小说为爱护经济特区声誉或对此有失深究，对此作低调描写点到为止，不作勾勒该经济特区当局当理解作者之苦心。
我很欣赏寒冰对真正的劳动者的充满敬意的描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位、一位是援助“小白菜”使其不致冻死在雪夜的铁路老工人。雪虹不敢让有救命之恩的老人进家，老人喟叹一声转身离去的情景至为感人，孤儿之苦也尽在其中。一位是在审案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出庭作证的农村大嫂吴桂花。有内心矛盾，有决断过程，写得合情合理。她集中地代表了人民的良心，那段描写，尤其是吴桂花的心理变化及其个性化的语言，很有作者艺术功力。《女记者》有对吴桂花的重点描写，有对王编辑、牟总编的适当刻画，有已经提到的对于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的指示的作用的强调，寒冰的小说就占据了公理的制高点，也就不会产生视为忽视党的领导，看轻群众的力量，一味突出个人之类的指责了。寒冰是热血青年，不是老谋深算的政客。不会把策略性的考虑置于生活真实之上。这种安排，源于真实，也使作品更为真实。真实成就作家。
有必要谈谈寒冰的新闻观。小说中有一段林雪虹与纪编委的对话：
“稿子是篇好稿件，但要考虑社会效果。……我也很同情这个女人，但是，我们是市委机关报，以正面报道为主。”
“正因为我们是党报，才应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这不属于反面报道。”
“但这毕竟是揭露阴暗面，落后加野蛮。”
“我认为，我们应通过曝光唤起舆论，共同克服阴暗面，消除这种落后野蛮现象。”
“文章如果见报，必定有损经济特区的形象。”
“我的想法恰恰和您相反，这正说明一个发展中的变革着的社会，还存在不少问题、缺点和弊端，需要人们去完善、解决和克服。”
谁是谁非，一目了然。虽然不过是常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照办的。纪编委可能是心有余悸，别的人只怕另有想法。这段对话才能显示出寒冰的立场、态度和方法，难道需要通过讨论才能承认它的真理性吗？鲁迅当年曾经义正辞严地反对瞒和骗的文艺，那该不是一时的政策吧！从海南到北京大家一致肯定寒冰的《女记者》，我想，那是包括她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新闻观、文学观的。它既是我们社会不断进步的证明也将推动我们社会不断进步。这很令人高兴。
不该遗忘寒冰在小说中所创造并大有深意的“深忧草”这个象征意象。她是这样写的:
那是在正义的枪声响过之后。阳台上，她不久前丢弃的那盆已枯死的深忧草，被浙浙沥沥的秋雨浇灌后，竟然活过来了，满盆葱绿，开着几朵洁白如雪的小花，美丽、淡雅……它生命力强，生性冷傲、外刚内柔，喜欢孤独，它叶细而修长，直立如葱，苗条清秀，气质非凡；它花形似兰，洁白淡雅，飘逸超群，素净可爱……家中也曾养了十几盆名贵的花，有桂菊、金桔虞美人等，但它们都太娇弱、太富贵了。由于她很少有时间顾上它们，朱利民又从不浇水，它们都相继枯萎死去，唯一有这盆深忧草，从寒冷的北疆，随她来到这四季如春的南国，整整跟了她十几个春秋，至今还在顽强孤独地开放……它承受着主人的疏忽和冷待，没人精心栽培爱护它，但是，无论环境多么冷酷，生存下去多么艰难，它都顽强地挣扎着活下去，在坚硬的泥土中扎根、开花，向这世界喷吐着深深的幽绿和淡淡的芳馨……是希望的阳光将它唤醒，是信念的风雨将它激励。顽强、倔强，是它的个性，挣扎、拼搏，是它生命的特征……这是借花自喻，喻雪虹、喻寒冰，也喻民族与时代。它是孤独、骄傲、顽强、搏斗、无须抚爱但求奉献的象征，是在经济上相对贫困化而在精神上不断有所建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是积极的、昂扬的、建设的，催放百花的时代精神的象征！当它用比喻雪虹、寒冰的个人生命历程的时候，那色彩是不乏悲怜的，当它用以象征整个时代的时候，那声调又是一片明丽，充满力量了。我赞美这个象征意象，特别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说“深忧草”。以此结束，宣长其然，再写下去，如有必要也是尾声了。
林雪虹与汪日琼，一为无辜蒙难者，一为勇敢援救者，二女呼应，互渗，互衬，小说情节因之交错递进，结构总体可取。但何时交错，何时回叙，也要选择契机。板块化的插叙有将二者强行拼接之嫌，结构上倒也不是无懈可击。《女记者》应该算是纪实色彩较为浓重的小说，纪实性可以加强真实性。纪实色彩浓重也有妨碍想象振翅高翔的一面，那会带来叙述多于描写，直露有余含蓄不足之弊。第一人称可以细腻地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但于他人则难免有些一般化、简单化，别人且不论，即令沈渺，也有些不足，沈隐多年，突兀而出，设想不俗，然山间林下的喝喝私语，形同作诗，也缺时代印痕，却是败笔。但是瑕不掩瑜，《女记者》所追求并大部实现的时代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表现新时期的成就与揭露社会问题的统一，作家的个性与文学的共性的统一，纪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是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
寒冰的小说是妇女题材，主题是妇女命运。但寒冰不是女权主义者，她所坚持的是忠于人民、忠于文学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念。她以对于妇女的合于道德的态度呼吁和鞭策社会。地处海口而能如此，已觉难能可贵。寒冰获得了诸多荣誉称号，那是当之无愧的，是人民对她的劳绩的慰勉。寒冰不该有一般人的孤独和忧郁。如有孤独和忧郁，那该是起缘于她所提供的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审美经验一时不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不应该是其他。我与寒冰只有一面之缘，谈不上深交，但我仍然希望开朗的微笑能时常挂在她的脸上，而当其沉默无语之时，那是她在为人民的命运、文学的命运、自己创作的命运在凝神思考。真正的作家的痛苦只有两点，一是无力充分传达自己的社会体验、人生体验，二是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体验、人生体验，不被自已所爱的人民所理解。此外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易于排解易于消解的，也是可作易作补偿的，恰如寒冰所动人的讴歌的“深忧草”一样！
（作者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长、《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