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很多地方民风彪悍，械斗之风盛行。
其中江西地区的宗族械斗在全国绝对是能排的上号的。
在民国时期，小说家李定夷曾在《民国趣史》中单独写一篇专述此事，戏称其为“江西之斯巴达”。
能被称为“斯巴达”，可见其尚武彪悍的民风。
李定夷写道：
“江西械斗之风，以赣南之赣州、南安宁都及赣北之饶州、南康各属为最盛……故其尚勇之风，亦颇不减于当日之斯巴达。”
至于械斗的原因，往往都是小事之争，但在官府的不作为下，械斗双方索性直接绕开官府，选择开打了事。
“凡械斗之原因，初不过鼠牙雀角之争，无如官多漠视，民隐壅蔽。诉讼一起，往往断结无期，而人民恒性，以为与其屈抑难堪，不若寻殴为快。”
这里也可见官府的黑暗，百姓发生纠纷若是选择打官司往往遥遥无期，还免不了被官员敲诈勒索，索性纠纷双方选择开干。
这个开干械斗，可不是一般的打架斗殴，打起来就是一场小型战争，死伤无数。
“衅端既开，则死者流血被野，掳者惨毒备极。每一次之斗死伤恒数十百人，而仇雠相寻尚未有艾其结仇最深。”
李定夷列举了赣北乐平的王叶两大家族的械斗为了，来证明江西人械斗不愧“江西斯巴达”的称号。
斯巴达
王叶两姓的械斗，由来已久，“其仇已不止九世，几如不共戴天，祸机永伏，一触即发，往往不数年即有一次大血战。”
这是祖上就结下了的仇，不共戴天。
只要械斗，就是全族全村出动，即便是远在外地他乡的王叶两姓族人都会赶回来参加械斗。
“斗局既成，虽侨居他邑之人，亦皆黑夜驰归赴战。”
人人参战，算得上同仇敌忾了。
为何如此呢？
因为他们都想着要复仇，他们父祖辈、兄弟辈都有人死于某次械斗，他们岂能放弃报仇的机会？
带着复仇目的械斗自然也就惨烈无比，一次死伤几十或百人也就正常不过了。
械斗
王叶两家作为赣北械斗的典型，也是江西彪悍民风的典型。他们两家习俗中注重勇武，从小就学习拳术，锻炼年轻人。
男子是劳动力，更有“荷戈之义务”，某家生子，族人最好的祝福语就是“恭喜你家添了一把刀”。
等到男子年满十五岁，能挑起荷戈义务时，这家就要真正的添置一把刀了，甚至亲朋族人会送“醵铁”为礼物。
若是进行人口普查，只要数一数这家都有多少刀就可以了。“苟欲调查该处人口，入门而数其刀，即可得最确之数。”
王叶两家的械斗武器可不仅仅是刀矛这般冷兵器，他们还有土枪土炮这些热兵器，“军器除刀矛外，亦有旧式大炮，以备抵御冲锋。”
械斗
他们这已经不是械斗，而是一场小型战争。
“每次临阵，必有一二舍身劫炮之人，于两军相近之时，冲入敌阵，以移动其射击之方向。”
每次械斗，王叶两家都要准备一些族人充当“敢死队员”，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劫炮”，打掉对方最大的威胁，“往往借一二之生命，以制全胜也。”
因为带有复仇的性质，械斗战败的一方将面临毁灭性打击。
“得胜之后，对于败北者，不徒待之如俘虏，尤必袭入该村，杀其妇孺，毁其庐舍，填塞其井，铲尽其苗。”
这比战争中军队的残暴行为不遑多让。
所以王叶两家在械斗之前，都会将妇孺老幼以及孕妇送往其他村落，以防自己战败，他们遭受灭顶之灾。
李定夷无比感叹：“其惨无人理，可谓极矣。”
两家械斗开始，县官也约束不了，只能宣布戒严，“即无一日不在戒严之中，不得不时时戒备之。”
等到械斗结束，胜负已分，县官又不得不出面平息事件，“县官例 应下乡检验，勒交真凶。”
毕竟死了不少人，从法理上必须要惩罚凶手。都是族人，都是为了宗族，如何交出去应对县官呢？
王叶两家自有办法。
“村人则待判定论抵几人，乃至祠中招人替罪，替罪人之抚恤，例定三百元。”
宗族找人顶罪，顶罪者可以获得三百元作为抚恤金。
三百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三百元之抚恤，厚利也。”
重赏之下，很多人愿意替人顶罪，甚至争抢顶罪。
“村中无业之人，无不争先投报，往往有限于定额，不 克遂愿。而扼腕不置者。”
赣北乐平人向来习武成分，民风彪悍，根本不怕死，“谓慷慨替死荣名也”。
对于战死的族人，自然迁入祠堂隆重纪念，而且会保留他们械斗时的“血衣书记名号”，“藏之祠中”，留给他的后人后等其后人长大后，“于伏腊之际指示之，并说明其致死之惨状，以鼓励其报仇之心。”
就这样，王叶两族仇恨越结越深，“其杀敌之思想，已养之有素，自然一发不能遏抑也。”
王叶两族械斗，往往叶姓败多。光绪三十年间两族械斗之后，叶村被毁，到了民国时期，叶村“犹结茅为居，元气大伤”。
叶姓耿耿于怀，某年“忽遇风灾，叶姓茅屋，多被吹坍，触景伤情”，叶姓决定报仇雪恨，得知王姓“因大雨屋漏，军器战衣，均已潮湿，取曝于晒场”，便决定再次械斗，一雪前耻。
这次幸亏被县长得知，“即行邀集各乡正绅驰赴两姓再四开导”，更是“一面电请军队来乡弹压”，最终制止了王叶两姓的这次械斗。
否则一场恶斗下来，王 叶两姓又不知道会伤亡多少人。
江西斯巴达，不仅是戏称，更是江西宗族械斗风的缩影。